从欧洲人所绘地图里的中国见其中国观的变化
欧洲与中国:文明之对比

欧洲与中国:文明之对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欧洲与中国作为两个重要的文明体系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本文将对欧洲与中国的文明进行对比,探讨两者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明。
1. 历史文明的辉煌在历史上,欧洲和中国都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史。
欧洲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起源,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为现代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则以夏商周三代为起点,经历了众多朝代的更迭与繁荣,孕育出了儒家、道家、佛家等众多思想流派。
尽管欧洲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文化传统的差异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
欧洲文化以多元性和包容性为特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和艺术形式。
例如,希腊的哲学思想、意大利的艺术创作和法国的文学成就都享誉世界。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强调家庭、尊卑、孝道等传统观念。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诗词书画被誉为“四艺”,深受世界赏识。
3. 社会制度的异同欧洲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有一定的异同。
欧洲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各个国家普遍采用议会制度,强调法治和公正。
而中国则注重集权统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
两者在政府形式、经济体系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但都以实现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为目标。
总结起来,尽管欧洲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和贡献。
欧洲以多元性和包容性见长,而中国则注重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
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比和交流将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
【注:由于没有具体的文章主题,上述内容仅为示例,具体内容可能需要根据实际的题目进行调整和拓展。
】。
中国的国际形象变迁

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过程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
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均有不少记载。
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人都无限神往。
马可·波罗笔下天堂一般的中国一直在后世作家中延续,如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在《曼德维尔游记》中描绘的中国仍是一个神奇瑰丽的国度,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等。
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及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十七到十八世纪。
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
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他们用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讲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教育。
成年人凭好文章获得官职,以政绩得到升迁。
这及实行贵族世袭制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
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国使得中国繁荣富庶。
安定开明,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伏尔泰在《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中常以钦慕的口吻谈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中国人的道德及智慧,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一、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也使中西方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抱着与中国人结盟反对穆斯林这一想法,欧洲开始试探向中国派出使节。
1245年和1253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和鲁布鲁克先后两次带着教皇写给大汗的信函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
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们在游记中第一次将“契丹”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视野,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
而此后的200年中,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都出现了契丹和蛮子的描述,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波罗行纪》,这部分的内容李时学老师在课堂上已经说明的相当清楚了,就不多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波罗行纪》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二、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5-17世纪)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它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起点,而激起他冒险远航的灵感则是来自马可·波罗所打造的充斥着财富和世俗享乐的“中国神话”。
西方的外部扩张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征服,同时也体现为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这项使命则是由传教士们担负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以外最大的异教国度,自然吸引了和商人、水手一样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们。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演变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演变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形象是如何被看待的呢?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了解中国。
但实际上,中国形象一直是欧洲人所熟知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阶段:古希腊时期西欧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那时候,中国被称为“Serica”或“Seres”,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拉丁文Seres,意思是“丝绸之路的人们”。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在《历史》一书中也提到了华夏人的事情,他这样描述,“中国是位于印度之东远的大国。
这里广阔无尽,人口甚多。
”他还表示,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远,但那里的人民非常强大和富有。
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对中国有所认知。
第二阶段:罗马帝国时期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成为了欧洲贵族和皇帝们努力追求的东方奢侈品。
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罗马,成为了皇室贵族们所追求的物品。
但当时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丝绸的来源地是哪里,一些故事和神话流传开来,称丝绸是从一种神秘的生物那里采摘而来的。
直到公元4世纪,一位叫做Cosmas Indicopleustes的基督徒贸易商人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这本书为后来的商人和旅行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第三阶段: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形象开始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
在早期的中世纪,中国被视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具有深刻的哲学和宗教文化。
许多欧洲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国城市区”,通过模拟中国建筑、装饰和文化来给人们带来东方神秘感。
但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欧洲人开始更加了解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也意识到中国的地位远非他们所想象的世界中心。
由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太远,通信困难,因此关于中国的信息十分零散。
在许多时期,中国的形象是通过袁天罡、刘伯温等神秘人物的传说和传奇来传递的。
有一些真正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如Marco Polo,也曾到过中国,他们的描述对当时的欧洲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图上的“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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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两只眼_从欧洲人将波斯谚语转化为中国传说看文化误读_吴莉苇

— — — 从欧洲人将波斯谚语转化为中国传说看文化误读
吴莉苇
内容提要
一则产生于中世纪波斯地区的称赞中国人灵巧能干的谚语在西亚 、 中亚地
区流传了几百年, 尔后又传入欧洲。 在这则谚语流传的过程中, 谚语的表述和含义都在逐 渐改变, 及至被近代早期欧洲人视为一则来自中国并代表了中国人傲慢自大习气的谚语 , 这种观念又通过欧美文学而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 。 本文试图通过追踪这则谚 “中国观” 语的由来和流变过程以及其对各类人的 的影响, 展现这个尚未被人深思的典型文 化误读事例, 借此讨论文化误读和文化对话的意义以及彼此间的关系 。 关键词 中西文化交流 文化误读 近代早期
: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 , : 《日本中国学史 》 转引自朱谦之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300 页; 严绍璗 亦引此句话,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95 —197 页。
①
中国人的两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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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我们感觉如此陌生。假如是因为一句中国人未曾说过的话而被冠以傲慢之罪, 则难免感觉 色, 冤枉。为了洗刷可能招致的莫须有指责, 我们需要辨明这种以眼睛借喻民族优劣的说法出自何方, 以及若与中国人无关则为何会被归为中国人的发明 。 中国传统中也会以有眼无眼、 眼之明亮昏昧等喻象比喻个体的贤愚, 但似乎找பைடு நூலகம்到以眼睛数量比 喻一个民族之贤愚的典故。而且, 将世界人群分为中国人、 欧洲人、 其他人三部分, 这也不是朝贡体系时 “天下” “绝域” 代中国人世界观的体现。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 与 的合成, 华夏同周边的属国和蛮夷 “天下” 。除此之外, “绝域” 。所以尽管 18 世 一切与中国没有固定政治关系的地域都称 戎狄共同构成 纪的中国知识界已知晓欧罗巴, 也不可能为了它构筑一个三分体系。此外, 可能构成狄德罗中国知识 来源的那些传教士的报告中, 提到中国人自以为居处世界中心而视其他人为野蛮人的并不鲜见, 却找 《环球航行记》 ( A Voy不到与狄德罗上述言辞相似的话语。18 世纪中叶报道中国反面形象的典型之作 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 1744) — — —英国海军准将安森( Baron George Anson) 环球旅程的 — —中也没有这样的话。另外, 记录— 明末福建士人苏及宇的一篇文章提供证据, 表明这个典故对中国 《邪毒实据》 , 人而言是外来事物。苏及宇于 1638 年撰写反天主教文章 引了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一段 , “夷辈喜而相告曰 : ‘我西士有四眼, 日本人有三眼( 两到日本开教被其两杀, 故云) , 中国人有两眼, 话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_吴莉苇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吴莉苇内容提要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地图欧洲的中国地理观耶稣会士一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0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当时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
随着16世纪末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各个方面才逐渐被欧洲所认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地理知识亦属其中一部分,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有了独立形态。
多年以来,学者们公认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1584年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 i o)绘制、奥特利乌斯(Abraha m Orte li u s)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1655年卫匡国(M arti n o M artini)绘制、约翰#布劳(Joan B laeu)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 i g non D.Anv 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1735年发表于5中华帝国全志6,1737年单独结集出版)。
笔者通过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藏品的数量分析,印证了上述论断。
本文¹意欲在此项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略加论述,即3个范本所构成的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以及这些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这3份作为范本的地图各有鲜明特征,足资判断其他地图是否以之为参考。
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方向坐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仅因图册版面需要而采此种坐标)。
第二,中国南北纬度为20b至55b,没有经度坐标,但通过与南北距离比较可判断东西经度大约跨20度。
第三,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以绵亘的山脉为国界,西部边界纬度约37b至44b处有一个紧贴界山外¹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16)18世纪欧人所绘中国地图分析:以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为例0;项目编号:2007000755)。
西方地图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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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4/015677.8.9, 特兰托大学, 卫匡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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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处处长严向东先生, 感谢他们在举办此次展览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大力合作, 特别是国图方面还为教授, 感谢他对展览所涵盖的历 史时期内地理地图文物的学术意义所做的评价与总结。更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为纪念此次展览的举办, 中国国 家邮政总局决定出版一套四张纪念邮票, 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决定出版一本专刊。 卫匡国研究中心也将在中心 的研究刊物上出版相关文章, 以便向更多的读者介绍这次重要的展览。 作为卫匡国研究中心的系列丛书 《小熊星座》 的第三部, 意大利地理学家马西莫 ・ 圭伊尼和米凯莱 ・ 卡斯戴尔 诺威共同出版了著作 《天子国度印象》 , 该书为此次的同名展览提供了历史和科学依据。 策划展览的科学委员会成 员包括: 罗马大学著名汉学家马西尼教授, 热那亚大学地理史教授马西莫 ・ 圭伊尼, 以及卫匡国研究中心主任、 特 兰托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里卡多 ・ 思卡尔德奇尼。 《天子国度印象》 这本著作除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版本已经出版外, 还将在意大利马可波罗基金会的资助下, 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文版。 这三种 《天子国度印象》 展集中展示了三种地理制图学派: 意大利派, 葡萄牙派和佛兰芒派。直到 !" 世纪末, 学派在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地理制图领域一直起着重要先锋作用, 其所绘制的地图也始终保持着高质量。 三种学派在绘制中国地图上所采用的新型制图方法, 使得欧洲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逐步有了正确的认识, 让 他们看到了一个与其他领域里的所有描绘都不同的中国,这更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这一神奇国度的好奇心与兴 趣。 在中国, 传统的制图方法是以准确的数学和几何数据为基础的, 这与欧洲的传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地理研 究方向主要是从地籍和税收的角度对土地和居民进行描述, 而欧洲的地理研究则趋向于收集资料, 以便利商贸的 发展。 从马可 ・ 波罗所处的时代起, 欧洲的制图学就一直以其涵盖面广的特点吸引着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研究 课题多种多样, 从与神秘国度相关的各种富有想象力的猜测与研究, 到地形学、 大地测量学和图形学技术的历史 形成, 等等。 当西方学者, 特别是意大利传教士 (从利玛窦到罗明坚, 从艾儒略到卫匡国) 有机会亲自证实了中国人在地理 和制图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后, 他们从中国学者那里取经, 并利用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工具, 得以成功绘制中国全 图和各省地图, 其准确性和详尽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幅地图。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传教士们所绘制的地图后来更是成为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可以说, 地图的 绘制是双方文化合作领域最有说服力的典范。 这一事实早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就得到了证明, 当时的康熙皇 帝曾专门邀请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 测量并绘制清朝全图。 《天子国度印象》 这一展览主要展示了科学制图方法的逐步形成过程, 以及便于携带和参考的地图集的诞生。 展览中有一部分专门展示了一批欧洲著名制图学家如布劳、 简森、 德维特、 丹克兹等人的作品, 他们为荷兰制 图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展览的中心内容则是展示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制图学上的贡献。 卫匡国绘制了 。在绘制过程中, 他行走于欧洲和中 第一部中国地图集 ( 《中国新地图集》 一书于 !#$$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 国的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 并把东西方在制图方面的传统相结合。展览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利玛 窦的 《坤舆万国全图》 第四幅。利玛窦和卫匡国这两位传教士的作品共同展出, 展现了一种文化交流的延续性。他 们的共同特点在于能与中国学者互相学习, 分享成果, 尤其重视对中国文化中科学与道德著作的研究。 展览中还包括了许多卫匡国之前的制图学家的作品, 从托勒密到杜赫德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提供了多件善 本珍品。 地图展 《天子国度印象》 展现给观众的是两种文化在地理制图学方面的交流, 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 影响与融合。数个世纪来, 欧中双方一直在科学、 艺术和文化等领域进行着和平友善交流。如今, 欧盟已经提出 “跨文化对话” 年。 欧洲与中国在近四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如此成果丰富的文化交流, 这使得我们更有 %&&’ 年将是 理由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作为卫匡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希望这次展览能为意中文化交流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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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人所绘地图里的中国见其中国观的变化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古希腊时代从至近代18世纪中期的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里的中国进行简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从地图中体现出的欧洲人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并探寻其中蕴含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
关键词世界地图欧洲人中国观中西交流一、前言在中西交流历史方面,各位大家学者都做了诸多研究,从政治,文化,经济,思想,科技等各个角度都已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上课时老师曾提到的可以从西方地图里看中国这点启发了我,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一方面,但仅仅是研究西方某一时期或者具体某一幅地图中的中国,而我认为我可以做的是在纵观西方地图绘制历史的基础上,得到欧洲人对于中国看法观念的变化历程,并且可以得出通过这些观念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的中西交流的历史。
二、中国地名见诸欧洲人所制地图之前中国和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横亘其间是绵延的沙漠和起伏的崇山峻岭。
长期以来,二者的文化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熟起来的。
起初,二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居住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口耳相传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欧洲才得以获得关于中国最初的认识,其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与传说的成分。
公元前1世纪之后,由于路上丝绸之路的诞生,中西交流开始增强,古罗马人知晓有一个盛产丝绸,茶叶的民族在遥远的东方,并称其为“赛里斯”(seres),普遍认为该名称就是由丝绸的拉丁语(sere)演化而来,并且很多古罗马诗人在诗作里都提到了赛里斯。
‘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①公元前37年维吉尔在他的《农事诗》里这样写道。
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夏斯的《史地书》中写道,“据传闻,塞里斯人与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十三肘尺(约6米)的人。
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
”②还有不少诗人作家将赛里斯描述为一个宁静祥和,气候温和的礼仪之邦,体现出①Virgil , The Georgics, 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26②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第6页了古代欧洲人对于中国这个产丝之国的向往。
而在随后的老普林尼的巨著《自然史》中,他写道“亚洲的最东部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的海岸线,北部是斯基泰人,南部生活着印度人,中间则生活着赛里斯人,赛里斯并非像此前人们说的在印度,而是在印度北部海滨。
”①虽然他还记述了赛里斯人红发,能活到140岁等错误观念,但是至少在赛里斯的地域问题上有了一定进步。
公元一世纪中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欧洲人又了解到了一个叫“秦尼”(thinae)的东方国家。
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秦尼”这个名字。
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秦尼人”,他们那里也盛产丝绸,②然而却并没有把“秦尼”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导致之后数百年“秦尼”和“赛里斯”并存的局面。
三、托勒密世界地图公元二世纪,生活在埃及的古希腊著名天文及地理学家托勒密出版了他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见图一),收录于其煌煌巨著《地理学指南》的第八卷中,虽然他脑中的“世界”只有亚非欧及想象中的南方大陆,但是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将古代中国标于地图之上。
实际上,托勒密画的图无一传世,保存至今的也只有这本著作的复制品且并未附图,但是由于书中收录了8000个左右的地名和经纬坐标,使得后世的人可以依据文字记载还原出地图。
这幅地图里亚州东部标注“秦尼”和“赛里斯”两个地名,赛里斯在北,秦尼在南,赛里斯被群山所环绕,有几条大河流经,而南部的秦尼则是濒临一个跨越赤道的大海湾,其南面与南半球一个未知的大陆接壤,秦尼的重要城市被画在了南半球。
由此可以看出,托勒密一定详细地参考了前人各种关于东方的描写,并对他们加以综合筛选,虽然此图中仍有许多诸如把斯里兰卡画得比整个印度次大陆还大,印度洋被画成一个封闭的内海等漏洞,但是其在确定中国地理方位上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
在接下里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控制,在马可波罗之前,托勒密地图所表现出的一直都是欧洲人对中国比较先进的地理认知。
①Pliny(the Elder.), The Nature History, V olumeⅡ,Book Ⅵ,Whitefish: Nabu Press, 2010.p.36②参见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第17-18页图一:《托勒密世界地图》四、中世纪T-O地图在基督教会统治欧洲的中世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T-O地图,这种地图是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目的的,尽管宗教神学色彩非常浓厚,地理信息紊乱,但是由于其中都有涉及东亚的部分,所以对于研究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观念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十分有趣的。
如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埃布斯托夫地图》(参见图二),万幸的是有宝贵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使得后人可以再睹其真容。
另外非常有名的还有《赫里福德地图》等,他们都是以亚欧非三分天下,中间的三大水系顿河,地中海和尼罗河构成T字型分开三大洲,由于信徒们普遍认为上帝就在遥远的东方,于是伊甸园,诺亚方舟等都被画在亚洲,而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中,代表中国的赛里斯则被画在伊甸园左下方,以两个赛里斯人在树上生产丝绸的场景来表征。
这幅T-O地图的绘制年代推测为13世纪前期,可见这时欧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几乎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同,一千多年的时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地图的左上角,有一个类似长城一样的四面封闭的方框,里面有两个凶恶之徒在啃食人肉。
这是圣经中曾出现的反对上帝的邪恶之徒歌革和玛各,他们被认为就居住在中国北面的严寒地带,且会在世界末日时入侵欧洲,而后来的蒙古铁蹄也进一步印证了欧洲的噩梦。
然而欧洲人为了宽慰自己同样臆想出了一位约翰长老,他是一位聂斯托里派的教徒且统治着远东大片区域,于是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翰长老之国,担负着夹击邪恶民族的重任。
①随着之后中西交流不断加深,这种神话中的认识直到明清传教士来华后才逐渐消除。
图二:《埃布斯托夫地图》在13世纪末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为欧洲人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这是西方第一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翔实地讲述自己在中国游历生活的书,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出于元代的中国,其中对于杭州,他写道“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城市之冠。
这里①参见: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88-203页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①同时他还在书中强调了中国的物产丰富,其中不乏自己夸张及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再次对欧洲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勾起了欧洲人对于中国这片黄金之地的遐想,甚至成为推动大航海时代到来的主要动力。
五、大航海时代早期大航海时期早期16世纪中期以前,地图技术随着各种科学的蓬勃发展也随之复兴,这一段时间内,涌现出了大量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如《1506康达里尼世界地图》和《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参考了2世纪时托勒密的理论观点,又含有13世纪马可波罗的见闻,宗教色彩淡化许多,这些都说明一点:即地图学正在像科学化知识化的方向进展。
在颇具特色的橄榄形状《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中(参见图三),东亚部分仍然并不准确,无法辨识出基本的地理特征,但是图上中国的位置标注有两个地名,分别是catayum(契丹)和sine(秦尼)。
契丹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北方的称呼,在这幅图中基本占据了整个中国的位置,而契丹正中间画着的长胡子老者则是元代大汗的象征,虽然元代已于1368年灭亡,但近一百年后的欧洲人仍然以为中国还在元朝统治之下,可见当时的信息有多闭塞。
且地图亚洲最东边靠北的地方标着秦尼,可知欧洲人当时还不懂中世纪的“契丹”和古希腊时期流传下来的“秦尼”之间的关系。
此外,据浙江大学龚缨晏教授的研究,该图上还标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地名Macina,是古代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对于中国的称呼。
②图三:《1457热那亚世界地图》①马可·波罗:《马克·波罗游记》,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7页②详见龚缨晏:《橄榄形的世界:1457 年热那亚世界地图》,《地图》,2007年第1期,第104-107页六、传教士来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巴布达绘制的单幅中国地图(参见图四),是西方历史上首次绘制单幅的中国地图,此图于1584年被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地理学家奥特利乌斯收录入其拉丁文著作《地球大观》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100年中西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①从这幅地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有山东半岛未表示出来及江西,四川省名不知所踪等粗糙之处,但是这幅图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巴布达不再沿用托勒密或者马可波罗的任何地名,且将地名分出了两个等级,明确地用比较大的字体标出了当时明代的十五个行省中的十三个,用较小的字体标注府及以下的州县。
此外,图中还标出了鄱阳湖,洞庭湖甚至是星宿海的位置,一些港口也标注地比较正确,并且还第一次画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这说明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交流开始加深,虽然欧洲人还未真正进入中国进行测绘制图,但是在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中,欧洲人获取了当时中国的地图,再加以参考便有了此作的诞生,它向欧洲人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地理知识大大超过了过去西方任何一幅地图,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出版之后其影响才逐渐式微。
图四:《中国新图》①参见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中国测绘》2009年06期,第62-69页西方对华认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即是传教士来华传教,1583年两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先后到达中国。
利玛窦在中国度过的28年里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不仅将西方先进的投影,经纬线等地图学知识传入中国,还把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收录入其拉丁文巨著《华国奇观》传回欧洲,而利玛窦世界地图中中国的部分由于参考了部分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地图,所以绘制地十分精确。
但是利玛窦在中国造成的影响远胜于其在欧洲的影响。
而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的地图则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参见图五),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是欧洲第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它甚至比当时中国人自绘的地图还要精确,居民点,水系,甚至矿坑均一一标注,东南沿海的轮廓也十分精准。
显然他不仅仅是简单地临摹综合当时《广舆记》《广舆考》《皇明职方地图》等中国地图,还大量参考了中国的地方县志和其他传教士的成果,并结合了自己游历中国七省的亲身体会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