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作者：郑民德王云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6期[摘要] 清代北京、通州仓又简称京通仓，是存贮全国数百万石漕粮的仓储群，对京城皇室日需、官员俸禄、驻军供给、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京通仓花户作为保障仓储运转且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威胁京通仓仓粮足额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但掺假使诈、盗窃仓粮、私卖米票、科索旗兵、影射把持，而且与仓监督、胥吏、地棍相勾结，逐渐将国家粮仓变成堕落腐败的渊薮。

[关键词] 京通仓；花户；漕粮；弊端[中图分类号]K249.3；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59-05清代视漕运为国家血脉，所以，对北京、通州仓（简称京通仓）仓储的建设非常重视，不但设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保障每年数百万石税粮入京，而且还置仓场总督、坐粮厅、大通桥监督、查仓御史、仓监督等官员，负责监督京城十五仓与通州大运中仓、大运西仓的粮食收支、廒座修补、日常晒扬等，以便极力维持“上关天庾，下系民生”的京通仓作用的发挥。

京通仓中除监仓官员外，更多的是花户、书办、攒典、皂吏、小甲等下层群体，他们虽在仓储中占主导，但社会地位与薪水待遇却极为低下，其收入往往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为改变现状与攫取利益，清代中后期，京通仓花户利用手中掌握出纳仓粮的权力，与不肖官员、地棍、胥吏相勾结，分肥营私、贪污受贿、欺瞒舞弊，动辄盗骗国家仓粮数百石到十数万石，成为国家大蠹。

面对日益严重的京通仓弊，清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整顿，但因漕运的没落与吏治的腐朽，直到清末，京通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一、清代京通仓花户的侵盗形式与国家对策清代京通仓花户主要从大兴、宛平、通州等京县百姓中招募而来，据嘉庆二十年（1815年）陕西道御史松长奏：“各仓花户应由大、宛二县招募殷实良民结送仓场充补。

经仓场议覆仍循旧例饬令各仓招募土著良民取具邻里甘结并连名互结，俟充补时，京仓行查大、宛二县，通仓行查通州，查明取具切结，到日著役起算，历役五年即令报满，以防盘踞把持，仍将报满日期咨部查核。

” [1] 467-468可见，仓场衙门对京通仓花户的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其诠选地域、身份品性、当差时间、监督考核均有章程。

清代京通仓花户的数量在数百名左右，京城禄米、南新、旧太、海运、北新、万安、本裕等十五仓及通州大运中、西仓每仓为十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每名每月仅领粮折银三钱九分，其待遇非常微薄。

清初，康雍乾三朝对仓储积弊非常重视，不断对京通仓进行整顿，所以，花户危害不大，延至乾隆后期，京通仓花户巧于弄法，“各仓花户有头役，有散役，额设虽有定数，而其实多寡不同，散役人等无非著名花户所援引，非其戚党，即其友朋，总属通同一气” [2] ；而且“吏役往往于役满后改名复充，甚至暗中盘踞，任意舞弊” [1] 469，严重损害了国家正常的粮食储备。

据史料载：咸丰、同治年间“各仓花户，挪移掩饰，亏短偷漏，迨至放米之时，搀和沙土、克减斛斗，更有地方土棍，依附花户，名曰吃仓，种种弊端，尤难枚举” [3] 322。

面对如此严重的仓储弊端，仓监督并非不知，而是在收取贿赂后“俱不能实力整顿仓务，甚或通同舞弊，致花户等执法营私，益无忌惮” [1]471，从而使仓法律条成为具文。

清代京通十七仓有着严格的看守制度，内有满汉监督二人，查仓御史一员巡视仓储，外有官兵调拨，令其日夜巡查，以防偷窃米石，遗失火烛等弊，并且每当仓粮出纳时，“该监督等将仓内外闲杂人等概行禁止，不准入仓，如有搅乱仓务及身后把持之人由该监督查拿惩办” [1] 408。

对于盗窃漕粮的花户、胥吏人等“粮数至一百石以上者拟绞监候，其一百石以下即照盗仓库钱粮一百两以下例办理” [4] 。

仓储管理与律法虽然严密，但必须有正直无私的官员执行与监督，“监督得人则全仓可以望治，如不得人则诸务逐渐废弛”，一旦法久废弛，其威慑作用也必将大打折扣，法的制约与惩治效果也就会消失殆尽。

二、乾、嘉时花户对京通仓危害的萌芽与发展乾隆元年（1736年），京城北新仓发生花户、吏役侵盗案，乾隆帝谕令内阁“向来仓场弊窦甚多，我皇考加意整理，诸弊始得肃清，今北新仓吏役辄敢偷盗米石，目无法纪，甚属可恶，该监督玉福、管之采俱著革职，交与刑部，并案内有名人犯严审定拟俱奏，该侍郎总理仓场事务，漫无约束，甚属不合，著交部察议具奏”①。

乾隆帝对花户与吏役的严惩，甚至连监督及仓场侍郎均受牵连，则体现了其整顿仓储的意志与决心。

乾隆十八年（1753年），巡视京通仓给事中伊龄阿在太平仓察看，在冬字廒搜出钱文十二千，经值日花户何祥供认开廒放粮时向正白旗佐领收取钱文十九千“每打出一个佐领的米，花户头儿要我钱二百文，每一个佐领还有给骁骑校饭钱三百文，给本仓书办钱二百文，每一廒满汉监督家人各给钱五百文，以上各项钱文俱是花户头儿耿文武收去替我开发，下剩的钱算是我和挖笆的，抬斛的分用”②。

在该案中，花户与仓中书办、巡视兵丁、杂役、仓监督通同舞弊分肥，置国家律法于不顾，而领粮兵丁为获取好米，又不得不贿赂花户人等，甘受欺诈与科索，正所谓京通仓花户“视旗丁为佃客，人所共知” [5] ，而京通仓则是其谋取利益的土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本裕仓开放旗丁甲米，花户李祥等在海淀地方向陈文连碓房取钱，被提督衙门拿获，该监督等漫无察觉，交部议处，仓场侍郎一并交部查议。

花户盗取漕粮或米票后，一般均会将其卖给与其勾结的粮店或米铺，然后将所得钱财与仓内蠹虫瓜分，形成共同取利的链条与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富新仓花户李老与土棍杨老“等于关放甲米之时，胆敢以放给好米为词，向各领催等吓诈，多索钱文，每米一石于例给四十文之外，多索钱至一百六七十文，情节甚属可恶。

至民人杨老等即于仓门放账盘剥，自朝至暮，获利加一，亦属不法，均应从重惩治”。

小小的花户与土棍竟敢胆大妄为向八旗将领索取钱财，私自放账取利，是因为他们与仓内监督官员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分赃而得到权贵的庇护，从而使仓储弊端日甚一日，屡禁不止。

该案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重视，除命严讯各犯，查明缘由外，杨老与李老及相关勾连人员“均属目无法纪，俱应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先行枷号四个月，游示各仓，惩一儆百，满日发遣” [6] 。

乾隆一朝，在国家严酷律法的惩治与威慑下，京通仓弊虽不断发生，但总体上没有发生较大的仓案，京通仓储也维持着丰盈的状态，其赈济灾荒、平抑粮价、保障供给的功能也达到了清代社会的顶峰。

嘉庆朝是京通仓弊端日益严重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不但发生了数次惊天巨案，而且仓储内部的腐败与黑暗也日甚一日，损耗仓粮数目与涉案官员人数均已超过前代。

嘉庆七年（1802年），浙江道监察御史秦维岳奏称：“现在直隶米价之贵，其故不在直隶收成之少，而在各仓花户需索之多，缘官员、兵丁应领食指较少而使用乏资，兼恐赴仓领米难定美恶，是以多将米票转售米铺，虽属违禁而暗自通融，其衰益亦总在民间。

但铺家买的米票，必领好米方能获利，势不能不嘱托仓中花户，花户以米价腾贵为居奇，索费自必过多，米铺亦必将所用使费俱摊入米价内售卖”③。

秦维岳将京城米价昂贵的原因全归于花户苛索，虽有偏颇之处，因为京师粮价主要由外商贩京米数与京通仓粮流入市场的米数共同决定，花户对抬高粮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不过从这一奏折可以看出，京通仓花户私卖米票、暗放黑档米的现象已非常严重。

嘉庆十四年（1809年），通州大运西仓花户高添凤与仓中甲头、攒典、仓书沆瀣一气，并在其弟番役高二的保护下，把持仓储，弄虚作假，“据该犯等逐层供吐，始而多出斛面，少收斛面。

既而乘运送土米出仓之时夹带好米，以致将王、贝勒、贝子等俸票重支冒领，加以钓扇偷窃，甚至私出黑档，蒙混盗卖出米尤多，作弊尤大，而监督等亦复通同作舞弊，得贿分肥，明目张胆，毫无顾忌，近日甫将白米各廒派员盘验，尚未查竣，已亏短至十数万石之多，殊可骇异”，其中“西仓地字廒短少白米七百余石，中仓法字廒短少白米四百余石，此外廒座尚多……约计一廒或短百余石，数百石及千余石不等，米色亦多不纯……西仓存贮白米五十二廒，只抽查十三廒，已短米八千五百余石，中仓存贮白米二十六廒，只抽查五廒，已短米一千一百余石” [7] 。

高添凤通州仓侵盗案几乎涉及所有监仓官员与杂役人员，侵盗漕米竟达十多万石，其数目之巨，在清代极为罕见。

高添凤一案仅过两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又发生了万安仓花户方世德把持仓务案，当年万安仓监督出缺，理应调补一员，但当仓场总督命裕丰仓监督万克星额、禄米仓监督海章阿前往万安仓署理监督时，两人均百般推脱，甚至宁愿告病开缺也不赴任，经仓场衙门调查，始知花户方世德有方老虎的绰号，把持仓务，所以人人害怕，都不肯去。

以堂堂六品户部官员竟然畏花户如狮虎，这也充分说明了京通仓花户的势力盘根错节，已将整个仓储纳入自己的彀中，而朝廷任命的官员反而形同傀儡，任由不肖花户控制与摆布。

清代京通仓弊由乾隆朝的偶发到嘉庆朝的爆发，说明这一弊端与国家政治、经济及法制的变迁相联系，在重法、重惩、重治的环境下，仓弊发生的概率与危害性都会较小，一旦法制废弛，加之统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违法现象就会呈不可遏制的趋势。

京通仓花户之所以胆大妄为，违法干禁，盗骗国家粮储而毫无顾忌，除了腐朽官员的庇护与笼罩外，还与法的懈怠不无关系，当国家法律成为一纸具文而毫无威慑力之时，各种违法、犯法，甚至以法谋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

三、清中后期京通仓弊的泛滥嘉庆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虽意识到京通仓弊日益严重，也惩治了一批犯案的官员与花户，但由于漕运的日益没落及吏治的不断腐败，京通仓巨案仍然不断涌现，呈现惩之不完、罚之不尽的趋势。

清中晚期的京通仓案与前朝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延续了乾隆、嘉庆两朝仓案的特点，主要为仓中花户、胥吏、书办与官员相互勾结，偷盗仓米、私卖米票、苛索旗丁；（2）发案率之高，损耗仓粮数目之巨，均超前代，清前期京通仓案虽有偶发，但大案与巨案不多，而中后期仓案年年频发，甚至一年发生数次，并且经常出现亏损数万石、十数万石的大案；（3）清中后期漕运衰败，粮储不足，运河运力降低，而商贩米石及海运、铁路等近代化运输方式在京通仓粮输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道光二年（1822年），兴平仓已任满期限花户刘瑞改名复充，“因希图指借公事，开销官钱，辄进仓帮同身后办事，随将官钱侵蚀，情节实为可恶。

嗣后著仓场侍郎督同各监督等，随时认真稽查，役满者即照例饬令退役，毋许逗留，倘仍视为具文，任令蠹役日久把持，别经发觉，或被人控告，定将该侍郎等一并惩处不贷” [8] 。

退役花户仍可进仓把持仓务，其原因在于巨大利益的诱惑，由于其在仓经营多年，与官员及其他杂役相互沟通交接，因此，即使退役仍然可以背后影射或改名复充，将京通仓视为其谋利的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