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探究

李约瑟难题的探究———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的解析岳孝利（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临沂２７６００５）摘要：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走向了落伍？这一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先生提出的难题，国内学术界至今尚未能提供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古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进行解析，以探索其近代落伍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社会结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０５１（２００７）０５－０１３３－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７作者简介：岳孝利（１９７３—），男，山东临沂人，临沂师范学院讲师，史学硕士。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１９３０年代首先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先人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或云为什么在公元前２世纪至公元１６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１９７６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之称为“李约瑟难题”。

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至今尚未能提供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古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等方面进行解析，以探索其近代落伍的历史必然性。

一、社会结构方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既是古代中国的特色，又是近代科技无法在中国产生的重要而又直接的原因。

具体表现如下：（一）政治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内部政治、经济、对外交往三因素对科技发展的抑制其一，政治上的压抑。

在农业文明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尚未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尚未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此背景下，政治所起作用就格外重要。

明清时期，日益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压抑：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极端专制的封建主义统治妨碍了科技的发展。

科学与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在政治统治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容易形成理性的自由探索精神，这是科学技术获得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封建的君主统治走向没落，其专制统治极端强化，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八股取士制度与文字狱的推行就是很好的例证。

本来，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已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科技与知识分子的相互脱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科技与教育的相脱离。

明代，在科举制度进一步蜕化为八股取士制度之后，其消极作用表现得更甚，再加上明清两代文字狱所造成的高压态势，这就致使理性的自由探索精神几乎消失殆尽，哪谈得上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呢？更有甚者，在这种官本位至上的社会大环境里，科学技术的价值得不到世人的认可，不能为社会所重视。

如明地理学大家徐霞客，积３０年心血才完成了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可结局却是其手稿大部散佚，直到作者逝世１５０年后，其书稿才首次刻印出版。

伟大的著作，命运却如此悲惨！这种状况导致明中叶后我们的科技成果迅速地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国家政策以及政治对科技的控制，都直接地阻碍了我国古代科技的第２９卷第５期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Ｖｏｌ．２９Ｎｏ．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ＮＹ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ｃｔ．２００７发展与转化。

明清时期，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上，统治者仍顽固地沿袭“道上器下”的经世致用观念，使科学技术为礼乐行政服务，并用来满足百姓日用，因而极其缺乏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就科技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中国的传统科技又可称为“大一统科技”，科技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从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

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与中期，由于中华文明连续而快速的发展，由于小农经济的新兴与蓬勃朝气，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总体上来看，是有利于它的发展的。

然而，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小农经济的日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的渐趋出现，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极端强化，并走向没落。

而此时，封建专制统治对科技发展的控制日趋严密，从而阻碍了我国传统科技的快速向前发展。

如在我国的宋元时期，政府对发明、创造予以鼓励，而到了明清时代，日益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却在文化上大搞皇权主义。

这不仅压抑了人们的竞争与创造精神，而且还导致了鄙视科学技术观念的泛化与强化，从而妨碍了我国科技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天文历法的发展缓慢即是例证，这就使得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像欧洲那样首先在天文学领域获得突破，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其二，经济上的抑制。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极端强化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农本商末”的经济体制得以延续和强化，这使得封建的小农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如汪洋大海般存在，而形如孤岛般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很难发展起来。

这既不利于已衰落的农业文明向新兴的工业文明过渡，又造成了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阻碍。

首先，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生产条件的简陋性，以及生产方式的个体性，从其内部就限制了技术革新的需求。

２０００多年来，我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变化不大，一切按传统经验运作，这与小农经济下个体生产方式的一贯性密切相关。

其次，在这种已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之下，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如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利用太阳的方位来判断时间，对于他们的生产、生活来说就足够准确了，无需更为进步的机械钟一类的发明创造。

而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出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从而加速了其进步。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像不到的。

”［１］（Ｐ５７０－５７２）再次，小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家的研究范围，妨碍了他们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

其三，对外交往中的束缚。

一反前朝积极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明清两代对外推行“闭关锁国”。

这种消极的国策，实质上是极端专制的君主制度的进一步延伸与扩大化，是统治阶级保守、消极的心态在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中的体现；虽说其带有一定的民族自卫性质，并在实践中因遭到抵制而逐渐地被破坏，但是，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中国政府执行了更为严厉的闭关政策，西方科技的传入中断，中国从此失去了接触西方近代科技的历史机遇。

（二）二元制社会结构的缺乏与大陆性农业社会结构的过于稳定与强化其一，二元制社会结构的缺乏。

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欧洲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逐渐地形成了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即自治城市乃至城市共和国的出现，这些社会区域不再受制于封建领主的统治而独立，获得了自由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其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这些新兴自由发展的社会区域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不仅为伟大的文艺复兴造就了发源地，而且，也与此运动一起导致了大学教育的兴起，推动了科学社团和科技机构的发展。

这一切就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孕育出了无比肥沃的社会土壤，促使其萌芽、发展与壮大。

中国在明清时期也出现了少量萌芽中的近代城市，如制瓷业中心景德镇，铁器制造业中心佛山镇，商业中心汉口，以及新兴综合性城镇上海。

然而，在日趋腐朽、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之下，这些城镇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压抑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更谈不上随着日后的壮大，使城镇从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束缚中独立出来。

因此，明清时期始终是一种一元制的社会，这种局面导致我国近代科学的产生无“立锥之地”，从而不能顽强地成长起来。

其二，大陆性农业社会结构的过于稳定与强化。

在中国大陆性农业社会里，农业文化的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之下，稳固的社会结构一次又一次地将试图偏离平衡态的科技文化拉了回来。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科技文化很难出现有悖于农业文化的新的分叉；与社会文化相一致的被拉大，如科技的伦理化，与社会文化不一致的则被压缩，如科技的自然主义等。

这对于我国本已发达的经验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化所需要的科技文化的分叉来说，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遏制。

而在西方，由于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等的不同，它们选择了自然主义。

近代前夕的西欧，与东方的中国相比，其社会结构极具开放性且富有自由商业主义的气息，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再加上整个社会对极端专制的基督教的不满，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向往等，就致使人们积极地从事对大自然的探索，最终导致科技文化内部存在的“地心说”问题被揭露出来，为社会所认同，使科技文化出现新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分叉，形成哥白尼革命，拉开了西方科技近代化的序幕。

其三，中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

中国社会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而儒学又牢居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二者在传统社会发展末期的没落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共同压抑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使其不能向近代科学过渡。

而西欧，握有军事、行政大权的封建君主大都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们一起对抗、打击在思想文化上居于统治地位且极为反动的基督教会，这就在欧洲内部产生出了近代科学形成所需要的张力。

二、民族习惯、民族心理的分析应该承认，在思想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我们中华民族习惯、民族心理上也出现了不良的一面，它们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一）民族习惯消极的一面对科技发展的阻碍民族习惯是指一个民族普遍具有的、相对稳定而且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定势。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习惯。

它在中华文明的缔造与传承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

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面对日益兴起的工业文明，其消极面日益突出，尤其是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

其一，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习惯。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型的社会，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对实用技术的提倡，使得我国的科技文化，一开始就偏重于技术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隋唐以后，更显示出极端化的趋势。

反映在民族习惯上，则渐渐地形成了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价值取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

以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四大科学：历算学、中医学、地理学、农学为例。

历算学的研究是为了制定历法，进行实际计算，以便更好地进行生产与生活；地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所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

再如：中国人最早提出了“天为什么不下坠”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是宇宙学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在最早提出这一问题，迈出了科学研究中最为艰难的一步后，却止步不前了。

究其原因，乃重实用的民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