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陈述(终审)

我的陈述陈述人：晓克上诉人张继龙诉我侵害其名誉权，经过一审、重审，其诉讼请求均被驳回，再次上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

现就本案若干相关问题向法庭作出如下陈述：一、本案的性质及相关问题本案是由上诉人张继龙提起诉讼的名誉权侵权案。

因此，在法庭审理中需要澄清的事实是我是否在诉争文章中对张继龙实施了诽谤和侮辱，而不是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中是否存在抄袭和学术失范现象。

前者是决定本案如何判决的基本事实；后者则与本案无关，应当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去判明。

首先来看我是否对张继龙实施了诽谤。

正如在我的《答辩状》中所说，从引发本案诉讼的数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在文中为说明《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涉嫌抄袭的问题，把其中抄袭的部分与别人论著中被抄袭的内容罗列出来进行比对，这样的比对共有32处（《初评》1处、《再评》6处、《三评》8处、《四评》5处、《五评》3处、《六评》3处、《七评》5处、《八评》1处）。

每处都是成段落地罗列出来进行比对，有很多地方还不只是一个段落，而是罗列出多个段落进行比对。

在一审、重审庭审中，张继龙认可上述比对内容均系出自双方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作者的著作节选，而不是我杜撰出来的文字。

换言之，这些作为我对《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发表意见、进行评论的基础事实，是白纸黑字客观地存在于相关书籍中的，而不是我凭空捏造的结果。

在诉争文章中罗列出上述内容，即司法审查中的“事实陈述”部分，是对客观事实的呈现，目的在于以此为根据引发议论。

通过这样“事实陈述”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与凭空捏造的虚假事实具有天壤之别，与构成诽谤要件“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一语中“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事实完全相反，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本案诉争文章中所罗列比对的内容，只是陈述客观事实，与“诽谤”毫不相干，更不会由此侵害到张继龙的名誉权。

至于我的评论文章通过比对相关论著内容，认为《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中存在抄袭和学术失范现象并加以评论，是我根据上述比对内容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即司法审查中的“意见表达”部分。

这个意见表达是否妥当、正确，属于学术问题，双方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亦属正常，是不同学术观点的表达，法律对此不进行干预。

法律不干预学术批评的主旨在于对“意见表达”部分的不干预，即法律不对学术观点进行评判。

对于指称其抄袭和学术失范的批评，张继龙完全可以通过发表争鸣文章以自辩，说明其没有抄袭、剽窃，不存在学术失范；或者发表反批评文章，揭示、评论对方的学术错误。

学术批评的权力是平等的，辨明学术观点的机会、条件是对等的。

这与散布某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存在什么问题的流言不同，这样的流言往往将该人置于无可自辩的困境，很难有自辩和澄清真相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往往产生“越抹越黑”的反效果。

因此，本案诉争文章对上诉人《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中抄袭和学术失范现象的揭示、评论，属于学术讨论，与“诽谤”毫不相干，更不会侵害上诉人张继龙的名誉权。

其次，来看我是否对张继龙实施了侮辱。

我国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系着重保护自然人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不受贬损，而不干预学者之间学术批评的意见表达。

学术评论完全不涉及被评论者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只是就相关学术问题表达意见。

与普通民众相比，学术论著作者有开展学术讨论和接受学术批评的义务，有容忍严肃甚至严厉的学术批评言论的责任，这是学术研究自由的必要前提。

而普通民众在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则没有必须接受社会评价的义务。

我的评论文章，在对来自双方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作者的著作节选进行比对的基础上，揭示、评论被答辩人所著书籍中的抄袭和学术失范现象，所进行的揭示、评论，紧紧依托和围绕每处比对展开，是对比对结果的总结和评论。

这样的评论是我个人学术观点的表达，属于正常学术批评活动，亦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在我的评论文章中所用文字克制、准确，紧紧围绕其学术批评观点进行论述，语言虽然严肃，但这正是学术批评类文章的一贯特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我评论文章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通篇都是在对张继龙所著书籍进行比对、对其行文进行分析、对学术规范进行说明，丝毫不涉及对张继龙人格人品和生活作风方面的评价，当然不会构成对其人格的侮辱或对其名誉的侵害。

我并不认识张继龙，除了他的《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大量抄袭了我主编的《土默特史》这件事，以及他多次给我发来短信威胁、谩骂、侮辱我之外，我们之间毫无瓜葛，从无交集。

我对他本人及其人格、人品怎样毫无兴趣，更无撰文对之评论的必要和兴致。

因此，本人没有侵犯原告名誉权的主观恶意。

之所以撰写、发表这些评论文章，最根本的原因是难以容忍该书存在的大量抄袭现象，以及对学术规范的肆意践踏和对读者的严重误导，难以容忍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行为。

当然，也是对张继龙三番五次通过手机短信侮辱、谩骂、威胁我的被动回应。

总之，我所有评论文章中，评论的客体均为《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及其存在的抄袭、学术失范现象，没有一处是针对张继龙人格、人品所作的评论。

这样的评论没有侮辱张继龙的主观恶意和客观行为存在的空间。

二、对本案若干具体问题的说明1、所谓“抄袭作品”“抄袭、剽窃者”张继龙在其诉讼材料中多次指责我“捏造《阿勒坦汗与土默特》是‘抄袭’‘剽窃’作品”，从而提出了“抄袭、剽窃作品”的概念。

在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中，没有对这一概念的规定和释义，只是在学术研究规范中有时被用来描述、定性那些抄袭、剽窃量较大的作品。

“抄袭、剽窃作品”与抄袭、剽窃现象是两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不同概念，前者是对作品的整体定性与评价，后者是对作品中存在问题的揭示与描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的所有相关评论文章中，都没有使用“抄袭、剽窃作品”概念，没有出现“抄袭、剽窃作品”这样的文字表述，更没有一处指称原告的书为“抄袭、剽窃作品”。

在这些文章中，我只是通过具体地、逐条逐句地举例说明，来揭示和评论原告书中的大量抄袭、失范现象，并没有抽象概括出“抄袭、剽窃作品”的概念。

可见，所谓《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是“抄袭、剽窃作品”，并不是我对该书的评价，而是张继龙自己总结、归纳出来的说法。

此外，张继龙还在其第二次《上诉状》中称：我的评论文章“使上诉人张继龙背上了‘抄袭、剽窃者’的名声”。

与上所述相同，在我的所有评论文章中，都只对《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中的抄袭现象进行揭示、评论，没有涉及张继龙个人及其人品的评论，更没有对他进行“抄袭、剽窃者”此类概括、抽象性的评价。

至于他是否背上此类名声，与我的评论无关，更与本案无关。

2、关于“合理使用”“适当引用”问题张继龙在其诉讼材料中反复强调我在文章中揭示、评论的抄袭内容不属于抄袭，而是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适当引用”。

通过我的相关文章可见，我对《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的评论有很大一部分专门涉及了该书对他人作品的“使用”“引用”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

在该书中，没有作出一条规范的注释，对于所用“使用”“引用”他人的作品，均未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 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9 条规定的作品使用者的法定责任，为被“使用”“引用”的作品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注明出处，彻底越过了“合理使用”“适当引用”的法律底线，根本谈不上什么“合理使用”“适当引用”。

在“合理使用”“适当引用”他人作品方面，还必须注意使用目的的正当性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12种情况，其中，第二种情况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在国内外有关法律规制、学术规范中，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定，以保证使用他人作品在目的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为“说明某一问题”而使用他人作品时，只能将其作为“说明问题”的论据，使用者根据此论据展开自己的论述，提出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可将其直接用作“说明问题”的论述本身而代替自己的论述。

此规定中的“介绍、评论某一作品”与《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无涉，只有“为说明某一问题”与之有关。

问题就出在该书所谓“使用”他人作品时，并不是将其当作“说明问题”的论据，而是直接当作“说明问题”的论述本身，严重违反了上述有关规定，丧失了“使用”他人作品的正当性、合法性。

3、关于学术批评及其合理限度张继龙在上诉状中称：我评论文章中的词语“并非正常学术批评所需，上述用语超出了学术交流、学术批评的合理限度”，提出了学术批评的合理限度问题。

学术批评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学术批评，在学术界是经常性的、司空见惯的。

撰写学术批评文章，开展学术批评，必须对相关人员直呼其名，不能隐姓讳名，隔空喊话，这也是进行学术批评的基本规矩和范式。

因此，绝不能把直呼其名的学术批评与指名道姓的诽谤、侮辱混为一谈，视学术批评为名誉侵权，动辄对簿公堂。

学术批评的界限在于“以学术为中心，以文本为依据”。

就是说，学术批评要以学术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问题的依据是相关文献的文本。

以此标准衡量，我的评论文章全部是以《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中存在的学术问题为中心而展开，陈述事实并据以展开讨论的依据没有超出所涉及文献的文本范围。

可见，我的评论文章根本没有超出学术批评的界限。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作为学者，你发表了学术论著，就是供公众阅读、利用的，同时，也是供公众商榷、探讨、评论和批评的。

一部新学术论著的发表，引起学者们对其评论和探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评论和探讨，有赞扬、肯定的意见，就会有批评、否定甚至是贬责的意见。

在这样的讨论中，否定和批评的意见远比肯定和赞扬的意见更重要，只有在不断否定的基础上，才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才能不断创新，学术研究也才能不断发展。

如果在评论中，一经出现否定或贬责的意见，不是经过学术争鸣的途径澄清事实、辨明是非、探讨学理、寻求共识，而是马上认为被侵犯了名誉权，就诉诸法律来解决，那么，学术研究还如何开展，或者说学术研究还如何存在于世？更遑论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了。

接受别人对自己学术论著正面、肯定的评论，与接受或反驳否定、贬斥的评论，同样是每个论著作者的义务，而开展批评与反批评，通过学术争鸣辨明是非，澄清事实，促进学术发展，是每个论著作者的权利。

作为公开发表了论著的作者，在为社会公众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也就成为了程度不等的公众人物，就要对由自己论著引起的来自社会的赞扬、赞同、批评、贬斥等评论具有更大的容忍度。

对于抄袭行为以及揭示抄袭行为的学术批评，学术界有许多研究、评论文章发表。

综合这些文章的观点，普遍认为：学术批评中指某人的作品抄袭或胡编滥造，被批评者有权利、有机会发表反批评的文章以自辩，证明自己没有抄袭、不是胡编滥造,运用学术批评以澄清真相，并且他也同样有权批评对方及其他任何人的作品抄袭或胡编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