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反腐的困境与出路作者：潘超正来源：《首都教育学报》2013年第09期摘要：网络反腐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反腐途径，它因影响范围广、网民参与度高、信息透明度大等颇受欢迎，也在反腐实践中取得不少成果。

但网络反腐中依旧存在不少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网络反腐的后续展开和发展。

以一种制度性进路的角度审视这些困境，并进而寻求出路，无论对于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还是对于整个反腐制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

本文就这一制度性进路进行了初步尝试，旨在为该制度构建澄清一些核心概念。

关键词：网络反腐；网络反腐的困境；制度性出路一、引言伴随着网络科技日渐发达和人们对网络信息的越来越依赖，网络已经成了许多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①对于网络，人们已不再仅满足于信息获取。

在某些领域，网络舆论对现实生活的反塑力能达到“超越现实”的状态。

网络反腐，无疑就是网络舆论反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典型。

近几年被网友广泛关注的“天价烟事件”、“微笑哥事件”、“雷政富不雅照”等网络热门事件中，涉事官员因贪腐问题被查处，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于党的十八大之后掀起的新一轮反腐风暴中，十名地方高官被查②，其中网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更加吸引了人们对于网络反腐的热议。

网络反腐是“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

③经过近几年网络反腐行动的推动，互联网现在俨然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战场”[1]。

网友们以网络为平台，如火如荼地进行网络反腐，他们面对密切关注官员腐败的蛛丝马迹，并顺藤摸瓜，最终让腐败分子在网络上无藏身之处。

但是，网络反腐真是反腐的一剂“猛药”吗？它有副作用吗，如果有，它的“副作用”又在哪里？如何在减缓“副作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剂“猛药”的药效？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其副作用，并克服其副作用，而陶醉于眼下网络反腐的战果，那么这网络反腐行动难保不成为贺卫方们所言的“公众狂欢式”④的反腐”。

因此，网络反腐的积极功能便不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探寻网络反腐的困境，并从制度层面寻求解脱此困境的出路，才是本文真正的着力点。

二、网络反腐的困境网络反腐的成果通过网络的传播，使无论是否参与其中的网友都切实地体会到网络的强大与其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

但这场由网友主导的如火如荼的网络反腐运动，其光鲜的背后还有什么呢？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制度性、规范性、逻辑性等角度再一次审视这种反腐斗争的新形式，再次审视这“第二战场”中潜在的种种因素，我们将对其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而正是这些认识，将促使我们探寻网络反腐的困境，探寻网络反腐的出路。

（一）网络反腐基础权利的模糊性作为网络反腐运动的起点，亦即支撑网友们发起、参与网络反腐的基础权利，对整个网络反腐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该权利的明晰定性，便变得不可或缺。

但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目前对于网络反腐基础权利的认识具有模糊性，还未能形成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

对网络反腐基础权利的模糊性认识，主要可以从学术界对网络反腐不同涵义的认识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反腐实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2]；也有的学者将网络反腐视为“一种放大了的举报”[3]。

从以上两种看法，我们可以挖掘出它们潜在的权利意味：前一种观点将网络反腐的权利基础集中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新闻舆论自由权方面，其侧重于公民基础性的言论表达自由权利。

而后一种观点则将网络反腐的权利基础建基于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检举权、批评建议权等，其侧重于公民的政治性权利。

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将两种相似却不同类型的权利引入网络反腐的基础权利领域，不可避免导致了该基础性权利的模糊性。

而这种模糊性，因两种权利各自倾向性的不同，对网络反腐运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言论自由权的支撑下，网络反腐行为被视为一种通过网络的言论自由的表达，其基于宪法得到保护。

并且在不触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国家不得进行积极干预。

在这个权利框架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网友反腐的法律风险，有助于营造更为积极的网络反腐氛围。

而如果将网络反腐的权利基础归结为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检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性、举报性的权利的话，其权利形式势必要求网友在通过网络进行网络反腐时遵循法律、法规对该类政治性权利的规定。

这些法律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规范、引导网友对贪腐行为进行监督。

但其限制性特征与网络的自由性特征会产生冲突，并且在目前情况下无疑会压缩刚刚兴起的网络反腐的“第二战场”的空间，削弱其作用。

⑤面对新兴的网络反腐，我们目前尚未在其基础权利认识上取得较一致的意见。

因此，现有的关于网络反腐基础权利的争论，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在基础权利上的模糊性，对网络反腐形式后续的发展和完善设置了一条鸿沟。

如果我们不能将网络反腐依托的基础权利明确，就无法展开网络反腐的制度性建构工作。

而失却了这种“制度的进路”[4]的支撑，网络反腐难免停留于“人的进路”，⑥而流于公众时不时的一种“狂欢”。

（二）网络反腐主体的不确定性传统意义上，我国在反贪腐实践中形成了很多主体。

其中，在贪腐行为的揭发检举上，我国既规定了公民，也规定了企业单位等。

而在网络反腐主体的认识上，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三类：网友，民间反腐组织和政府反腐部门[5]。

但对于网络反腐主体的这一简单归类，回避了复杂网络反腐行为中各主体地位的复杂性，不能很好地反映各个主体在网络反腐中的真实地位，造成网络反腐主体的泛化。

我们以最近发生在网络上的“杨达才案件”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杨达才因其在车祸现场“微笑”的照片而引起网民的愤慨。

接着，在对该照片口诛笔伐之际，细心的网友A发现杨达才戴的手表系奢侈品，疑超出其负担能力。

A将其发现的结果公布，引发其余网友B、C等通过网络搜寻杨在各种场合的照片，并对其各张照片中所戴手表进行对比、鉴别。

等到所有信息汇集起来，又有一些网友指出杨所拥有的手表已远超出其经济承受范围。

最后，网友们形成一致的舆论压力——杨达才通过贪污受贿收集名表。

通过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使得陕西省纪委对其进行调查，追究其贪腐责任。

在此案件中，首先，我们无法发现具体的举报人。

这属于网友无意之中的一种“检举”，而且，在如此多的信息中，我们无法筛选哪一个或哪几个特定的网友为该贪腐的举报人乃至发现人。

除了网友形成的“反腐舆论合力”，没有可以为该反腐行为的发起负责的个人存在。

其次，作为对反腐具有最终决定权机关的陕西省纪委，对于该网络反腐活动的介入不是自始就有的，而是过了很久才从走到前台。

与其说是纪委因为出于慎重才介入过迟，而不如说是因为网络舆论的不断高涨，迫使纪委不得不在“适时”的时候介入。

以上两种情形，无疑都使网络反腐出现主体泛化的现象。

第一，在网络反腐的发起上，因缺乏明晰的发起人，通常由一个论坛、网络社区群体作为集合体性质的发起人。

这就使得个人逃避了其信息发布上应负的义务，造成义务主体的泛化，不利于实现网络反腐中权利义务的平衡。

而且，一旦网络反腐中信息发布主体泛化，将使信息的原始导向被舆论群体掌控，突破个人的初衷，导向与原始意愿不一样的倾向而难以扭转。

第二，拥有网络反腐职权的机关在网络反腐运动中的自始缺位，导致网络反腐执法机关的泛化。

网络反腐执法机关泛化，将出现网络反腐活动要么缺乏有权机关的有效管理；要么数个有权机构争相管理的局面。

这种执法主体泛化的局面，既不利于网络反腐运动的发展，也难以保证网络反腐被一种舆论期待的方式后续处理。

（三）网络反腐空间的泛化网络反腐依托的是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

虚拟的网络空间为网络反腐的参与者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虚拟网上反腐阵地。

其中，在一些引起网友广泛关注的案件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网络论坛”在当中起的作用。

网络论坛是一个典型的信息汇集场所，网友反腐运动的展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在论坛中的相互交流、信息披露等。

其次，我国负责反腐的政府部门如检察院、纪委、监察部等也纷纷开设了网络举报平台。

⑦再次，网络新闻媒体在网络反腐中为其中舆论焦点集中的案件提供了更大的网络传播空间。

媒体通过将网友热议的案件进行新闻渠道的铺展，很大程度上将网络反腐案件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引向现实的社会空间。

最后，网络反腐藉由虚拟空间的实质化，进入社会空间并对反腐案件的最终进程产生影响。

以上是网络反腐存在的空间及不同阶段网络反腐空间的不同形式。

然而，过多的虚拟空间和频繁的空间转化，极易引起网络反腐空间的泛化。

首先，在网络反腐发起上，微博、各种论坛、留言吧、讨论吧等数量极其繁多，使得网络反腐发起空间泛化。

而这种空间的泛化，一则不利于反腐信息的汇聚；二则不利于反腐监督机关及时获取反腐信息。

其弊端在于，只有当特定反腐案件超越单个空间的影响范围时，才能引起网络的关注。

这其实是建立在牺牲大量难以获得广泛关注度反腐信息的基础上的。

其次，网络反腐空间频繁转换，使得单个反腐行为占据大量网络资源。

网络虽然被人们认为资源广博、空间无限。

但那些能引人关注的空间资源却十分有限。

在现有模式中，需要大量网络资源支持单个网络反腐案件在不同的网络空间中开展。

这在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上未必是最佳选择。

最后，网络反腐空间的泛化，导致有权对网络反腐作出回应的机关潜在的“弹性执法”。

对于网络反腐中出现的贪腐信息，因其信息发布场所的泛化，执法主体在决定是否对某一反腐信息进行追查时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

除非那些引起公众广泛持续关注、网络舆论压力高涨的潜在贪腐行为才会对反腐机关的选择性执法产生一定的压力。

一般而言，执法机关能忽略大多数影响规模小的贪腐信息。

而且，因空间泛化引起的责任的不确定性，执法机关很少会为其忽略行为承担政治风险。

三、网络反腐的出路——制度性思考对网络反腐的出路作制度性思考，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网络反腐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通过广大网民的亲身实践，在事实上被作为公民实现反腐愿望的一种高效性选择。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网络反腐的制度性建设进路，以“建立网络反腐的长效机制”[6]。

第二，对于前述提出的网络反腐中的三大困境，其相互间具有密切联系，亟需将其作整体性考虑，寻求制度化出路。

比如，网络反腐基础权利的模糊性，对于网络主体不确定性有不小的影响；而网络反腐空间的泛化也会对前两者产生牵扯。

这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我们不能独立地考虑这些困境，需要全局性、制度性的讨论。

当然，完整的网络反腐制度的构建，已然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

本文意在提供一些有益的制度性思考，在为以上提出的困境寻求出路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性的概念构建，为网络反腐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针对网络反腐的三大困境，笔者拟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为网络反腐败的立法提供借鉴。

（一）以举报监督权为基础性权利网络反腐不同于传统反腐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应采取传统单一的举报权、检举权为权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