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1.1《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素材(人民版07版必修2).doc

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第一节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素材考古遗址中反映的早期农业情况我国农业出现的时期，大约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其中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等，都属于这个时期。

这些地方的农业都有明显的进步性。

位于河南新郑县西北7．5千米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和石磨棒等。

石斧和石铲可用于砍伐和挖掘，石镰可用于收割农作物，石磨盘和石磨棒是进行谷物加工的工具。

这些工具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

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其数据为公元前5495~公元前5195年。

位于今河北省武安县南20千米的磁山遗址，发现的石器很多，共有三百多件，与农业有关的工具有石斧、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

这个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文化层中发现了157个长方形灰坑，其中有62个发现有粮食堆积。

在第二个文化层中，发现188个长方形灰坑，其中有18个发现有粮食堆积。

这些粮食均已腐朽，堆积的厚度，现存0．3~2米，共有10个窖穴的堆积厚度在2米以上。

这些粮食出土时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不久风化成灰。

根据标本灰象分析，发现有粟的痕迹。

估计这些储存的粮食，很可能就是粟。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粮食作物。

磁山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405~公元前5110年，距今七千多年。

位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的河姆渡遗址，文化遗存很丰富。

经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骨器、木器、石器、陶器等，还出土了骨耜和木耜。

尤其是骨耜，制作水平高，数量多，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

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稻秆，有的稻谷和谷壳、稻秆、稻叶形成的堆积层，厚度有20~50厘米。

稻谷经鉴定是人工栽培的籼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谷。

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

中国农业文明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而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农业的补充。

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长江、黄河等适合发展农业的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

直到今天从事农业的人口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

在农业国家，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国家政治精神也体现着农业精神，表现为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中国古代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

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

夏商农业生产工具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器和骨器为主。

反映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其他同类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的实物。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器中，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等；还发现了骨器，有骨铲和其他骨制工具。

在东下冯遗址也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出土。

其他同类遗址所发现的器物，大体情况也是如此。

由于木器易于腐朽，在考古发掘中夏朝至今未发现木质生产工具。

不过在商朝遗址中，都发现有木耒痕迹。

据史书记载，夏朝应该是有木耒的。

当时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砍伐就用石斧，启土时用木耒、石铲，收割时用石镰和石刀等。

从商朝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安阳殷墟1958—1959年发掘出土了二百三十多件石质生产工具，其中镰、刀、斧的比例最大。

关于青铜农具问题，长期以来，商代的青铜农具出土甚少，只有零星发现。

1976年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其中青铜铲7件，属于农业生产工具；还有铜锛共9件，但是否用于农业生产还是未知。

1963年、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朝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批青铜农具，有臿2件，斧1件，锛5件，斨4件。

在郑州关外商朝炼铜遗址中，发掘出土了铸造铜镢的陶范。

据不完全统计，青铜农具的数量仅三十多件。

这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比，与石器、骨器相比，数量显然太少。

所以，目前只能说明商朝已使用青铜制造的农具，但在农业生产中起不了主要作用。

西周的主要农具西周的农具种类与商代大体相同。

起土农具仍是木耒、木耜与石铲。

虽然木耜的刃部可以装上石刃或骨刃，但出土农具中仍罕见套在木耜上的石刃或骨刃，说明西周时期的耒、耜基本上仍全是木制的。

传世文献谈到西周耒耜的很多，如《诗经·周颂·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

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

既备乃事，以我覃耜。

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

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

不夺民时，不蔑民功”。

因为耒、耜是最主要的农具，所以耒、耜成为当时农具的统称或代称。

中耕除草的农具主要是铲(时称“钱”)、锄(时称“镈”)，收割农具主要是镰与铚。

铚是割穗的短镰。

铲、锄、镰、铚，绝大多数都仍是石、骨、蚌器。

石、骨、蚌的铲、镰、铚出土的数量都很多，如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石铲23件，骨铲82件，蚌铲7件，石镰2件，蚌镰88件，石铚68件，蚌铚178件；长安客省庄西周遗址出土石铲1件，骨铲61件，蚌铲2件，石镰2件，蚌镰2件，石铚66件，蚌铚13件；磁县下潘汪西周遗址出土石铲26件，骨铲2件，蚌铲30件，石镰12件，蚌镰76件，石铚6件，骨铚2件，蚌铚11件。

青铜农具偶有所见，如洛阳下瑶村西周墓发现一件青铜镈；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虢国墓也出土一件青铜锸。

铁农具尚未见。

商周时农作物的种类商周时的农作物种类，有属于谷类作物的黍麦等，也有属于经济作物的桑麻等。

记载商朝谷物品种的资料，主要见于甲骨文。

但甲骨文中所记的谷物名称的字，至今也并没有全部认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所收的四千多字中，属于谷物的有黍、麦、禾、粟等。

在商代以前，稻谷的生产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稷是比较重要的一种谷物。

在文献记载中，稷常与黍字连称。

黍和稷这两种谷物很相近，但黍有粘性，稷没有粘性。

所以，在商朝，主要粮食作物黍、稷、麦、稻等都有了。

到了西周，农作物的种类就更加丰富，后世的主要农作物都已具备。

黍，俗称大黄米。

《诗经》讲谷物种类常以黍为首，可见其地位重要。

《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食”，可见黍为待客细粮。

稷，周人称始祖为后稷，又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可见稷在周人心目中有很高地位。

稷是黍的一个变种，一般常指秆上无毛，散穗，子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者，有时作为粟的别称。

麦，在周代已是主要粮食之一。

周代粮食品种已有大麦、小麦之分，主要供蒸煮后粒食。

麻，麻是古代庶民布衣的主要原料，麻秆可以为薪烛。

除此以外，麻子也是粮食的一种，周人将麻与禾、麦并称，说明麻很受重视。

稻，周代时南方、北方都有大量种植。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逐渐普及春秋时期已有铁农具出土，如陕西雍城秦故都春秋中期贵族墓出土铁镈(铁铲)，湖南长沙楚墓出土铁铲、铁口锄等。

但出土的铁农具数量不多，器类也很简单，说明春秋时期还只是使用铁农具的早期阶段。

战国时期，石、骨、蚌器农具开始逐渐为铁器农具所取代。

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出土的179件铁器中，包括：犁4件，镢()4件，锄36件，铲10件，镰1件。

河北易县燕下都22号墓出土战国时期铁器65件，其中包括：镢()6件，锄1件，镰1件，铲1件。

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战国时期铁器65件，其中包括：锄1件，4件。

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出土各种铁范87件，其中包括：锄范3件，镰范2件，镢()范47件。

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铁器近80件，其中包括有：镢()60件，锄2件，镰2件，镐1件。

河南洛阳战国粮仓遗址出土铁器126件，其中包括镈4件，镰29件，15件，铲13件。

同期出土的石器农具、骨器农具、蚌器农具较少，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已开始逐步取代石、骨、蚌器农具。

铁器手工工具和铁器农具的广泛应用，直接导致田土的大量开垦。

两汉时期的铁农具和牛耕秦汉时期已较广泛使用铁农具与牛耕，人们认识到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是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

《盐铁论·水旱》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

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

”考古发现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黄河流域有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珠江流域有广西、广东、贵州。

此外，还有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

主要铁农具因地而异。

总的说来，主要有犁铧、铲、镐、锹、锄、镰、耙、刀等。

犁有大、中、小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地质和耕作要求。

在不少地方还发现了铁犁壁，这是在耕地时使用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

西汉铁犁壁的发现，证明了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左右。

西汉初期，牲畜比较缺乏，牛耕尚不普遍。

《淮南子·主术训》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耜耒而耕，不过十亩。

”大约在汉武帝以前，耕作方式仍然以使用人力为主。

为了促使牲畜繁殖，封建国家对盗马与盗牛者给予严厉处罚。

武帝初年，民间牛马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许多地区“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

牛耕的主要方式是二牛抬杠，即《汉书·食货志》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耕”。

但在一些“地势温湿，不宜牛马”的地区，农民仍然用人力耕作，负担而行，劳累而寡功。

考古资料表明，东汉铁制农具出土地区比西汉进一步扩大，新疆等地也发现了犁铧。

从出土的画像石和壁画可以看到，东汉耕犁的结构比西汉也有了改进。

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的犁铧，装在犁床之上另一部件的前端与犁箭交叉，表明可以上下移动，用于控制深浅。

从上述图中可看出，当时已用牛环、牛辔导牛，因而图中只绘刻一人扶犁驱牛。

这种牛耕方式已超越二牛抬杠式阶段。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由此可见牛耕在当时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曲辕犁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田费力。

江东农民在长期的水田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

它有重大改进：①长直辕改成短曲辕。

犁架变小、重量变轻，便于回转，操纵灵活省力。

②增加了犁箭、犁评，可以自由升降，调节深耕或浅耕，犁评“进之则箭下，入地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地也浅”，应用自如。

犁箭，俗称犁柱，贯穿犁底和犁辕(弯曲的木杠)，犁箭从犁辕上的孔穿过，和犁辕配合在一起，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

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成为最先进的工具。

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大改进。

赵过推广代田法的实行情况汉武帝时，赵过提倡推广代田法。

赵过的代田法由《吕氏春秋·任地》的“上田弃亩，下田弃圳”发展而来，两者都是实行条播。

代田法的优点是能防风抗旱，增加单产，代价是要投入更多的牛力、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