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仲裁问题

我国涉外仲裁问题一、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法律意义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的法律意义在于：第一,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决定了相关仲裁协议的效力。

如果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事项在相关国家法律中属于不可仲裁的事项,则该国法院将依一方当事人之申请而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继而判令终止仲裁程序。

在此意义上,判断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准据法通常是仲裁机构所在地国的法律或者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相对而言,仲裁地国的法律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范围受到本国法律的支配。

若一方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提交仲裁的事项为当地法律所禁止,其结果或者是该仲裁机构拒绝接受案件,或者因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法院依当地法律裁定仲裁机构终止仲裁程序。

所以,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直接决定了仲裁协议能否实施。

第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决定了仲裁裁决是否能够得到相关国家法院的承认及执行,换言之,如果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则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将无法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就没有实际的法律效力。

1958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其为契约关系与否——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因而,凡是依据此条款作保留声明的缔约国就不会执行其他缔约国仲裁机构所作出的非商事性质的仲裁裁决。

《纽约公约》第5条第2(1)款又规定,如果被请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相关当局认为,按照该国的法律,裁决中的争议事项不适合以仲裁方式处理,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仲裁裁决。

正因为此,世界各国的常设仲裁机构受理当事人提交的仲裁案件时,就非常注意相关争议事项能否以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以避免作出的仲裁裁决因不具备可仲裁性而无法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二、商事争议可仲裁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过去,很多国家的法律对可交付仲裁解决的商业争议的范围规定得很狭窄。

根据各国法律的一般原则,涉及知识产权本身效力的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破产的争议为不可仲裁的事项。

美国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都规定联邦法院对因证券发行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有排他的管辖权;至于不正当竞争以及反垄断案件,长期以来便认为它们超出了一般商业争议的范畴,作为民间团体的仲裁机构是无权对行为是否触犯国家市场竞争秩序一事作出裁决的。

①但是,随着世界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ance)的增强,自80年代以来国际商事仲裁的受案范围越来越宽。

在此情况下,假如各国的法院仍固守过去对于商事争议可仲裁性的陈旧观点,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的仲裁裁决因不具备可仲裁性而遭到法院的拒绝承认与执行,从而使商事仲裁囿于传统的契约争议的范畴。

所幸的是,很多国家的法院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采取了积极相适应的态度,其司法实践的总趋势是区分国内交易与国际交易,对于因国际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争议,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存有有效的仲裁协议,就决不轻易地援用“争议事项不具备可仲裁性”这一保留条款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

在美国,从70年代至80年代的10年间,通过美国最高法院以及各联邦法院的一系列法院判例,使美国法院对于可仲裁性问题的观点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谢尔克诉阿尔伯托—卡尔弗”案(Scherkv.Alberto-CulverCo.)中,②否定了自己于1953年在“威尔科诉斯旺”案(Wilkov.Swan)中确立的“基于1993年《证券法》所提起的申诉是不可仲裁的”原则,认为“谢尔克”案中的仲裁协议载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份国际合同,依据美国1925年《联邦仲裁法》,国际关系中的仲裁协议应该具有约束力,是不可撤销的(Irrevocable)和可执行的(Enforceable)。

此后,美国最高法院在1987年判决的“谢尔逊/美国运通公司诉欧杰尼·麦克马洪”案中(Shearson/AmericanEx-press,Inc.v.EugeneMcMahon),又一次重申了证券争议的可仲裁性原则。

③美国最高法院于1985年判决的“三菱汽车公司诉索勒·克莱斯勒—普利茅斯”(MitsubishiMotorsCorp.v.SolerChrysler-Plymouth,Inc.)案④,首次确认反托拉斯案件是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

该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美国反托拉斯法在本质上完全不禁止当事人同意以仲裁来解决因国际商业交易而产生的反托拉斯请求。

”因此,如果当事人同意以仲裁方式来解决此类“法定请求”,除非国会本身已表明这种法定权利争议排除仲裁,否则当事人必须受仲裁协议的约束。

美国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指出,反托拉斯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仲裁的灵活性使当事人得以从各专业领域中选择仲裁员,可为胜任这项工作提供最多的机会。

此后,美国波多黎各联邦地区法院在1989年11月17日的GKB加勒比公司诉诺基亚—莫比拉公司和移动电话世界案(GKBCaribe,Inc.V.Nokia-Mobira,Inc.andCellularWorld,Inc.)⑤中,将三菱汽车公司案的原则适用于纯国内交易中的反托拉斯争议。

在“日本Kakiuckhi和Kakiuchi诉杰纳斯科公司”一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不当得利、不正当竞争、欺诈等行为,均属可仲裁的事项。

在该案中,杰纳斯科公司(Genesco,Inc.)是美国的一家成衣制造及销售商,长期以来从日本Kakiuchi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购买纺织原料用于加工,所有的买卖合同中均载有仲裁条款。

1979年,Kakiuchi公司与杰纳斯科公司的采购副经理通过行贿进行共谋,由后者安排杰纳斯科公司从Kakiuchi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独家采购所需的产品,还批准从Kakiuchi公司进口不具有竞争力的高价产品或不适当的其他产品。

发现这一共谋行为后,杰纳斯科公司就在美国纽南区地方法院对Kakiuchi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实施欺诈、违反《罗宾逊—帕特曼法》、不当得利(UnjustEnrichment)、侵权行为干预契约关系(TortiousInterference)、不正当竞争(UnfairCompetition)等非法行为。

一审时,两被告依据《联邦仲裁法》第3节和《纽约公约》第2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在仲裁以前暂停诉讼程序。

纽约地方法院裁定同意停止一审基于欺诈的诉讼请求,但拒绝停止对其他事项的诉讼程序。

两被告均不服纽约地方法院的判决,上诉于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该法院推翻了纽约地方法院的判决,并作出前述支持仲裁的判决。

①此外,英国高等法院在“Lonrho公司诉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在“Renusagar诉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商会”案中、意大利最高法院在“Scherck股份公司诉Soc.DelGrandesMarques”案中分别判决侵权行为、商标许可协议争议等争议为可仲裁事项。

②从上述一系列判决清楚地表明,很多国家的法院对“可仲裁性”问题是从宽解释的。

只要在合同中存有有效的仲裁条款,即使因为某些传统上属于“法定请求”的事项导致当事人的争议,即使争议的性质已超越纯商业性质而扩及公法领域的违法行为,法院仍认为应通过仲裁解决,并依据《纽约公约》执行仲裁机构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

三、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对于我国涉外经济贸易仲裁的现实意义1995年9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一次对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作了原则规定。

不过,该法的颁布并未自然解决我国仲裁制度中的可仲裁性问题。

该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第3条又规定：“下列争议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仲裁法》第3条的规定十分明确,因为其第(一)款的争议一般将涉及第三方的权利义务,争议双方无权通过仲裁方式对此加以处分;其第(2)款所涉及的争议并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属于国家机关实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政府管理行为时所产生的争议,作为民间组织的仲裁机构无权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裁决。

不过,《仲裁法》第2条所规定的可仲裁事项,却大有可研究之处。

(一)合同纠纷交付仲裁解决是最普遍的方式,自然不会发生歧义。

可是,关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与1958年《纽约公约》所规定的“非契约性争议”相比较,显然存有区别。

从争议所涵盖的范围考察,“非契约性争议”的涵盖范围大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非契约性争议”一词,既包括财产性的非契约性争议,又包括非财产性的非契约性争议,通常包含所有的一般侵权行为之争议,甚至包含不正当竞争之类的特殊的侵权争议。

因为使用“非契约性”的定语,从争议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并不仅局限于与财产相关的争议;换言之,即使争议不涉及财产权益,即使提起仲裁申请一方并未要求金钱的损害赔偿,仅要求加害方停止侵权行为,此类争议仍属于《纽约公约》所确定的可仲裁事项。

而“财产权益纠纷”一词,已将可交付仲裁解决的争议的性质限定于与财产相关的事项,与财产无关的争议则不在此列。

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争议并不一定与财产有直接关系。

例如,民事关系中的侵害公民名誉权、公民隐私权等侵权行为,如果加害方并不以此追求财产目的,而受害方在采取法律行动时仅要求停止侵害,不要求损害赔偿,这就与财产权益纠纷完全无关。

若按我国《仲裁法》第2条的规定并作严格的解释,显而易见,因其不属财产权益纠纷,故不能采取仲裁方式来解决。

此外,即使在“财产权益”本身,仍有值得探讨和解释之必要性。

以非契约性财产权益纠纷为例,财产权益本身就需要加以界定。

因为“财产”一词在我国一般仅理解为有形的财产,而“资产”是既包括有形的物,又包括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以及不涉及知识产权的商誉等。

因而,若对“财产权益纠纷”从严解释,则无形资产的纠纷不在其列。

退一步说,即使将“财产权益纠纷”作广义的解释,问题也并未最终解决。

如知识产权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既有涉及财产权的出版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又包括署名权、修改权等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因而,倘若某项侵权行为仅侵害了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如何来认定当事人能否将此争议交付仲裁?若从广义的财产权角度考虑,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均属于知识产权这一广义财产权的一部分,故此类仅涉及人身权的侵权之争议属于可仲裁事项;不过,若从《著作权法》本身的规定来考察,显然侵害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与人身权相联系的侵权行为争议,不属于“财产权益纠纷”,只能推定它们不属我国《仲裁法》所规定的可以仲裁方式解决的事项。

但是,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此类不带有财产权益的非契约性争议,却属可仲裁之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