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不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障碍的社会学分析

另一种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障碍的社会学分析另一种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障碍的社会学分析付光伟[内容提要]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不仅包括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还包括他们对农村社会的适应。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仅在对城市社会的适应方面存在重重障碍，而且对农村社会的适应方面也存在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层面，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和农村生活技能；二是社会层面，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移出地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狭小和“陌生化”以及同龄群体支持网络的缺失；三是心理层面，主要是合法性的规范压力和新生代农民工参照群体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失衡。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性障碍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群体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这一个方面。

如王春光用“半城市化”来概括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里的适应状况。

朱力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探讨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认为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更深层面的适应。

吴振华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模式分为两种：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中重建乡村社会，并且认为后者是目前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主要选择。

石刚等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分为浅层适应阶段和深入适应阶段，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浅层适应问题，即如何让广大农民工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使他们对城市生活感到比较满意。

综观这些研究，无论其方法和结论有多大出入，但其背后却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认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对农村老家的社会是完全适应的，毕竟那是他们的出生地。

但现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在本文中，笔者将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分析对象，来探讨此问题。

农民工，作为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特殊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学术界建构成为“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由宏观社会结构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张力在这个群体身上烙下的印记。

因此，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必须兼顾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顾此失彼实难深入。

本文将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目光转向对农村社会的适应这一个方面，希望学术界能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更全面一些。

二、概念的界定一、新生代农民工根据现有文献，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于王春光研究员提出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王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

这里之所以将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进行区别研究，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认同、生活期望和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概念是在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随后的诸多经验研究中也确实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与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如有媒体将之概括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文章大都沿用了王春光的概念界定方法，即强调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年代，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青年；二是外出务工年代，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务工。

这两个标准缺一不可，本文也沿用此一界定。

二、社会适应适应（adaptation）是来源于生物学的一个名词，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主要用来表示能增加有机体生存机会的那些身体上的和行为上的改变。

后来，适应一词被引入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领域。

实际上，在社会学的奠基人物斯宾塞那里，就开始有关于社会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思想。

由于适应一词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所以每个学科对适应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在生物学领域，适应主要指生物适应，如生物有机体通过遗传和变异来适应新的环境；在心理学领域，适应主要指心理适应，如视觉分析器的明适应和暗适应，噪声作用下听觉钝化等；在系统论里，适应主要指功能适应，如子系统随着母系统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自身功能等；在社会学领域，适应主要指社会适应，主要指社会个体从外界环境中获取所需的各种资源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之需要。

朱力（2002）将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划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

本文沿用这个分类体系，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适应也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的适应，主要指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如生产、生活技能等；二是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等；三是心理层面的适应，主要指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心理和情感上的需求，如生活满意度、认同感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障碍的表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对城市社会适应方面存在重重阻碍，而且对自己出生地的社会生活也存在诸多适应性障碍，这种适应性障碍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一、经济层面的不适应（一）农业生产技能缺乏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法在农村社会的全面推行，中国农村居民生育子女的数量在明显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父母们也有一定的物质积累来投资于子女的教育。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毕业之后，他们大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就直接到城里务工。

这种人生经历使得他们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训练，导致他们在返回农村后难以胜任农业生产劳动。

如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不会耕地、施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不熟悉常见农作物的生长习性。

农村社区里世代积累起来的一些非常适用的农业生产知识正在经历着集体性的遗忘，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被无情地中断了。

而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是农村社会之根本，特别是对于男性农村青年来说，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就失去了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的前提条件。

现实的经验也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农忙时节往往都返乡从事农业劳动，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很少如此，即使有的回到农村也只能充当个帮工，起个辅助性的作用，担当不了农业生产的重任。

根据王春光在温州、杭州、深圳三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90年代后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员，在被问到初次外出务工的目的时，有将近14%的被访者选择了“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位居众多目的中的第三位。

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农业生产技能的方面是非常缺乏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难适应农村的社会生活，出现对农村社会生活的适应性障碍。

（二）乡村生活技能的缺乏社会成员要很好地适应他所身处的社会，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生产技能，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生活技能。

如果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干的也不错，收入还算可以。

但是，他却不会搭乘公交车，不会使用银行卡，不会拨打电话，不懂交通规则，总之，缺乏一些作为城市居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生活技能，那他也很难完全适应城市社会。

同样道理，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适应也需要掌握一些作为农民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生活技能，如洗衣、炒菜、擀面条等，缺少这些技能，他们也是很难适应农村社会的。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家务劳动市场化的程度很低，大多数农户仍然使用柴禾做饭，使用擀面杖擀面条，衣服自己缝，馒头自己蒸，吃肉要自己宰杀，一些小病自己采用偏房治疗。

在家务劳动以自给性为主的农村社会，生活技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一个人的社会适应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基本的农村生活的历练，他们在农村生活技能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欠缺。

以笔者家乡的例子来看，大部分女性农民工返乡后，家里的家务活仍靠父母来做，因为她们不会做，例如不会擀面条，不会蒸馒头，有的甚至连用柴禾生个火就生不着，更不用说缝制衣服、照顾小孩了。

所以，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适应产生障碍。

二、社会层面的不适应（一）农村社会网络的狭小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是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存在，在互惠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成员获得了各种社会性满足。

因此，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社会成员适应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轨迹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

在第一代农民工中，大部分人年龄较长，而且大都结婚成家，因此，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嵌于移出地社会。

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仍然是移出地社会先赋性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但是由于他们常年在学校和城市里生活、工作。

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移出地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中是一个陌生人，他们在家乡的亲戚和同村人往往不认识他们。

这个社会关系网络是先在的，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经过自己的努力建构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个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作用是很有限的。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多了一个同学网络，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逐渐构建出一个广阔的工友网络，这两个社会关系网络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各种社会性需求的满足。

正是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网络的“陌生化”和同学网络和工友网络的不断扩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移出地的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往往都难以适应，迫切需要离开农村再次进城务工。

（二）同龄群体支持网络的缺失目前，由于农村大部分中、青年人口的外出务工，造成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媒体称之为“386199”部队，即大部分农村社区中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

农村男女青年大批外出务工，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集体力量，它迫使每一个人都得按照集体的做法去行动，否则将会遇到很多麻烦和困难。

曼海姆的代群理论告诉我们，同一年龄阶段的人由于经历过相似的社会事件，具有相似的社会记忆，更易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同龄群体成为青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

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同村的青年人分散在城市里，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同龄群体支持网络的缺失。

这就给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农村生活施加一种强大的集体压力，比如在村里的同龄人大都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如果有个别农村青年留在老家，将面临找不到同龄人之间在情感、交往以及其它方面的社会支持问题，而这种社会性支持的缺失对于正处于社会化关键阶段的农村青年人来说又是致命的。

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在春节期间还能够在农村老家呆较长时间外，由于春节期间同村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

而在在其它时间断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可能在家里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得整日面对着老人和小孩，找不到一个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