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同产业结构优化的潜力分析.pdf

我国不同阶段的结构特征变化 经济体由落后贫困逐渐发展到先进富裕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

将工业化作为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更是如此。

国家不断发展落后经济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作为奠基发展经济学之一的学者，就已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

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线作为立足点，将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历史与实际的划分。

第二，产业结构与工业化紧密相联。

将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使其与变化结构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有效联结，并且能够便于将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参照，有效对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连接的纽带就是工业化。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特征也各有差异，经济结构特征的不同，能够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影响。

在农业阶段由于技术较为落后，使得长期需求以及供给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决定了农业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缓慢。

在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日益积累增多，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以及持续的供给能力，同越来越强的需求相结合，使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

可以说，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而言，通过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将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

在前工业化时期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随自然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为主导产业、资本积累有限、地区差异较大。

在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基本特征是人们逐渐从事工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也逐渐由家庭手工作业发展为机器、化工、汽车等重工业。

在后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普遍存在，随着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各类生产要素由传统的国内配置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

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

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

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

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

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

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

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

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

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

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

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

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

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

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

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

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

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

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

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

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

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

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

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

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

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

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

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

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

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

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

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

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

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

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

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

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

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匡贤明.“改革红利”与社会公平解析[J].学习月刊，2013（4） 2.徐琳.试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的新发展[J].商业时代，2013,7（20） 3.单元媛，罗威.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3（8） 4.王展祥，魏琳.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评价[J].当代财经，2013,12（349） 5.崔湘怡.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梯度转移[J].商业时代，201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