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地横过历史”

“坚韧地横过历史”作者：颜海平来源：《读书》2013年第11期赵耀民的新作《志摩归去》不久前在上海首演，笔者受邀观摩了此剧。

剧本对结构有用心的构思。

诗人徐志摩遭遇空难后，魂灵依然在人世间继续，牵挂着爱情、亲情，还有未能兑现的“乡村建设计划”即对社会的关切之情。

当从众人口里了解自己已死，开始对故友亲人一一拜望，遂一一明白了之前所追求的人生之美的“希望、绝望、虚妄”。

在清醒而自讽地回到真实的棺材里之前，他留给观众一段不存在的人对存在本身的内心独白，如夜空里闪过的流星陨落。

音乐涌起，舞台空间里飘逸着写满徐志摩诗句的书法条幅；每一句诗行，似呼唤更似葬礼，每一幅书法，似旗帜更似挽联。

这是由生和死的两个时空界域，构成此时此地的同一个人间舞台。

演出显然有市场定位的多方考虑，评论家们对此各有见地。

《志摩归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消费品大概可以是共识之一。

剧本对话剧艺术的理解和把握是明晰的。

话剧以语言对话为本，而语言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表达的技术过程，更是一种思想相遇、交流、交锋或交融的精神现象和心智行为。

看话剧，因此也是看观众与戏剧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在精神心智层面上的关系及其属性。

《志摩归去》演出现场携带和传递的历史时效信息，是值得思索的。

在最为显见的层面上，这信息首先是关于爱情。

在中国，爱情是什么？笔者还记得，三十年前，导演王好为想拍爱情主题的《北国红豆》（一九八四），申请准拍过程十分漫长。

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钟惦棐劝她说：“爱情，对中国人那不是太奢侈了？”意指在中国，尤其在农村，生存温饱为第一问题。

自八十年代至今，钟先生所指的匮乏，已经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国经济大规模发展，为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脱贫人数的巨大，是联合国总结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成绩”时所引的第一指标。

然而，“爱情是奢侈品”的言说在当下黄金打造的环境中弥漫。

中国经济三十年来大规模的发展和机遇，为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而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可能因此也为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

在一次中英高校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笔者和同行学者谈论到，价值中性的“市场经济”是指现代社会里通过市场组织的经济生活；而现在正在出现某种可以被称作“市场社会”的迹象，即社会整体本身正在被看成甚或演化成市场。

在“二战”以来的世界环境中，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状况。

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最以市场为标准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不就是一个市场社会；亚当·斯密以来对经济、市场与社会、人生的经典阐述，就更非如此了。

早期英国的人文批评家玛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出生于印度的当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意大利族裔的美国社会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处理“市场”的专业角度和哲学立场都不相同，但都以社会不是市场的基本理念为前提。

一个社会，如果把经济市场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的方面去，就会出现整个社会内在的不稳定性，出现社会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人们之间的联系、情感维系的可能及其属性。

《志摩归去》中叩问的爱情有无的问题，由此是牵涉或者更多的就是关于与市场逻辑有别、无法为之化约、希冀有所超越的人生和需要能否存在、如何存在；有关正在“市场社会”的扩大挤压中延伸的人生焦虑，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漂泊。

学者们常讲，我们的文化传统基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意指与欧美主流文明“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不同，我们没有一个形而上的先验维度可供躲避或可为资源。

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当然不只是西方独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称述的精神史，并不能涵盖万物生灵。

中华文明传统的基本性质不是制度性一神教宗教文明，但包容着多重精神层面的传统和不同传承。

本雅明对人类历史的感知与现代中国的历程更为接近；他曾将“历史”理解为在当下的危机中呈现的一瞬间记忆，是记忆本身的创造能量，对危机中的人们伸出的援手。

引申而言，这一瞬间内涵的丰富性，与当下或被挤压、或新生成的潜在人生要求，相辅相成。

当下中国戏剧领域中历史选题大幅度多类别地出现，是生活需要的宽阔度和多面相的表征，也是我们思考为何、如何重访现代中国的契机。

在苦难中生成的现代中国，氤氲汇聚的精神结晶里，包括现代的浪漫主义传承，而徐志摩是其中具有深度创造性的意象和存在之一。

当我们沿着这一意象存在的脉络，重访古典中国的生命底蕴、现代世界的文化源流时，迎面而来的，是两者在相遇、碰撞、互动中激发的精神气象，灵动恣肆。

李欧梵教授早期学术著作《浪漫的一代》，以“欧洲浪漫原型”在中国的变奏为线索，探讨了这一群“五四”前后的作家，书写得有分析、带情感，但笔者认为仍然不够深入。

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出现对浪漫主义的一种真诚的向往——作为现代浪漫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徐志摩是真诚的践行者，内涵与英国浪漫主义差异深刻；就其对习俗挑战的属性和意义而言，不是同一种类别。

当时的中国，既无引领世界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巨大物质能量，亦无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神性为底蕴的文化想象资源。

中国“浪漫主义”的践行者，基本上是在英国浪漫主义所拥有的历史成因缺位、社会资源全无的状态中，竭自身所有的创造能力，以超越所有自身的现状局限。

换言之，徐志摩们“援引”欧式浪漫主义为自己思想源头的行为，更像或者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被“援引”的思想资源本身的再创造，而开启的是中华文明道统中前所未有的另一维想象时空。

这是一种想象和践行互为渊源的创始，带有双重的创造性。

代价的严酷，因之深重邃远；其中蕴含的跨文化时空和中国式现代诗学，既滋养我们的文脉，也至今挑战我们的认知。

同样，与徐志摩一起出现在流行文字里、时尚荧屏上的林徽因，年复一年的是才女、佳话的符号，但符号的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深邃的明眸，不断地提出问题。

林徽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学习并获得艺术建筑学学位的女性。

她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在李庄的时候，抗战正惨烈不堪，林徽因也成了难民中的一员。

她病得非常严重，骨瘦如柴。

大家比较多提到的是费正清去看望他们，非常吃惊。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记道，时局都这样了，身体都这样了，这两位仍然在做他们的建筑研究。

大家不很谈到的，是她的孩子后来回忆的一个细节：那个时候陷在李庄太孤单，她没有谁说话，就和自己的两个小孩子聊莎士比亚、歌德。

“我们两个听不懂，就像两头小牛，她天天和我们对牛弹琴。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妈妈，日本人要是打到李庄来怎么办？’妈妈看了看我说：‘你看那外面有一条河，妈妈就跳到那河里去了。

’我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妈妈拍了拍我们的脑袋：‘那时候就顾不了你们啰。

’”这似乎是在和孩子说话，但以笔者理解，那是真话。

孩子跟母亲的关系是天底下最割舍不掉的亲情，但林徽因这样说了，她也会做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有这样性格的人是怎样被封存进“特权花瓶”标签中去的？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就是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长期以来，林徽因是作为梁思成心爱之人和学术副手被看待，或是作为文人墨客的“沙龙太太”被津津乐道。

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立即授予她一级教授的职位，这是在梅贻琦当校长的时候没有过的，哪怕她是从宾州大学、耶鲁大学学习毕业。

她正式参加了国徽设计组，事实上是设计组的灵魂。

她紧紧地抓住了她真正拥有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他们的设计方案被选中。

接着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完成之后很快就去世了。

现代史上还有另外一位相似的设计师，即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的吕彦直，也是设计之后不久即去世。

这告诉我们这样的工作强度和要求。

吕彦直的康奈尔校友中，还有在一九三四年设计建成了钱塘江大桥，又在一九三九年底亲手毁掉大桥以抗侵华日军的茅以升。

这些人离开过故国热土远道求学以“睁眼看世界”；他们经历过近代中国的流离失所，经历过人类史上尤为酷烈的八年战争。

林徽因设计纪念碑底座，“由此上溯至一八四零年”，她用了全身心去表达的，是贯穿了她的诗学中一种对“理想人”的深度追思：这种个人的完成就是时代和社会整体优秀结晶的存在。

她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说实话，她是这样最后设计了历史的和人生的纪念碑。

一个人一生中有了一次历史机会，她是这样使用的：她交付出了生命。

林徽因去世后，她设计的饰雕刻样被用在她的墓碑上，碑的上方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碑上没有铭文，只有一只浮雕花环，橄榄枝环抱着牡丹、荷花、雏菊。

这里，呼唤和平的西方意象，和华美、清明、永久的中华象征，内在交融，合为一体。

这里，民族和世界汇聚、诗情与历史同在。

试想一下，在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里，当全局性的物质匮乏、温饱生存已经不是主导问题，当史剧、诗情可以不再是奢侈品，林徽因们的故事怎么讲？拙著《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原版封面用的是林徽因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九三七年林徽因、梁思成和助手们沿着铁路线，勘找古建筑、古庙宇。

她坐在一个烧砖的地方，用现代学术方法做田野调查笔记，着一袭中式布衣，戴宽檐软质草帽，一束光线从窑口照进来，勾勒出她敏感的侧影。

笔者和编辑一起选定，封面设计师在构图上做了蓝色调的处理，透明感之中充溢的是一种精神气质，既是瞬间也是久远的生命方式，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人类精华的氤氲中。

与这样的存在对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时空？在什么样的社会时空中，我们才能与这样的存在相遇？这样的存在，示意我们的，又是怎样的一份馈赠和一番开启？《志摩归去》里提到和没有提到的人，提到的人群之外的更多的人，一圈一圈，中国人文、艺术现代以来的共同体，像层层漾出的波澜，一直可以环跨太平洋、可以环跨大西洋。

林徽因、徐志摩、胡适，属于现代以来中国跨文化积累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有陈衡哲、冰心、袁昌英、潘玉良、常书鸿、林风眠；我们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白薇、安娥、田汉；我们还有一代代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包括“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烈士、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等等。

他们之间的历史差异极大，但他们的心智养成中，都活跃着一个拥有双重创造性的维度：通过对于自身根本性的扩展，他们获得对不同文明中精华部分的主动把握、汲取和包容；通过对不同文明源流的再创造，他们想象、凝聚和造就现代中国自身。

如果说人的心智有结构的话，那不是由被动追随模仿而来的空洞世界，更不是不言自明的固化中国；其中对自身生命历程的挚爱、对民族整体自强的坚持和对世界意义更新的追求互为动力，互为复调、重奏、交响。

现代以来的中国艺术文化，当是交响乐的世界。

最近，李洁非的《典型文坛》里，“重访”了丁玲。

他说丁玲“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因为他看到丁玲的写作和行为，和她的一些友人一样，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规定。

同时，他们当然是完全中国的；他们是近代以来回应中国在与不同文明逻辑艰苦卓绝的谈判中更新自身的历史要求时出现的精神形态：极为多重但又交叠互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