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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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作者简介:高武斌,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宋文学与数字人文。 邵大为,中南民族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唐宋文学与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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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卷 高武斌 邵大为: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
可将元祐文学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元祐元
一高位运行时期。 治平四年,宋神宗继位,开
年(1086 年) 与元祐二年(1087 年) 为爆发式
始启用王安石为变法做准备。 此时,欧阳修
增长阶段。 与上一年,即元丰八年(1085 年)
袖,以 7820 篇的作品量傲视整个北宋的所有
就元祐文学内部而言,依创作量的多寡
第 43 卷 第 5 期
2023 年 5 月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 43 No. 5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间部分作家作品量的统计表。
由表 1 可知,元祐年间有作品产出的作
家共有 45 位,其中苏轼一人就创作了 3176
篇,占元祐文学作品总量的 53. 67%,超过总
数的一半。 苏辙排名第二,作有 1109 篇,占
元祐文学作品总量的 18. 74%。 另外, 黄庭
坚、晁补之、贺铸、秦观、陈师道等人创作数量
北宋文学自此才开始真正发端。
第三阶段为治平四年( 1067 年) 至政和
二年(1112 年) 的 46 年,是北宋文学成熟期。
这是北宋文学最为辉煌的阶段,年作品量高
中,元祐时期就占据了 6 席,其中元祐二年
榜首,主要作家有苏轼 ( 584 篇) 、苏辙 ( 316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其他论文文档]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其他论文文档]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它们的变化均根源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它们之间也互为作用,社会生活的变迁会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而社会思想的演变也反过来更加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也使社会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当时的很多学者,如王安石、欧阳修、陈亮、李觏等都对商品经济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成型于宋代的新儒学也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对商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一)对商业、商人作用的再认识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商业和商人的作用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显现出来,这自然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一大批思想家开始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进行反省,重新认识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从商业亦为财富之源、商业富国、工商皆本、商人地位的提高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第一,商业与农业一样,也是财富之源根植于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一向贱视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始终占有主要地位,无论是历代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均视农业为本业而轻视商业的发展,甚至以经商为耻。

降及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形态向工商业形态转变的过程,随之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商品交换的关系愈加密切,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很大冲击。

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83],甚至还认识到了不发展商业的危害,“商贾不行,物价腾踊”[84]。

而叶适更从古代政策入手,说明“重农抑商”观念的不合理性。

他认为,早在春秋时期各国政府就能“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85],因此“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86]。

既然如此,就应视二者为同一,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不能轻视商业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各方面的生活需求,繁荣市场,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

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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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作者:邓乔彬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5期
[摘要]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绘画,“破体”为文而至绘事,颇多诗画相通之论。

以苏轼为代表的女人画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系统的画家修养论;(2)倡导绘画的传神沦;(3)确立了“书画当观韵”的标准。

在创作上大致可分三类,其中,苏轼、文同、米芾等被视作典型的文人画。

南宋文人画的逐渐退潮,除了院画兴盛的外部因素外,更出于自身的原因。

其变化与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1)文人画几可看作是画院以外绘画的代称;(2)有借鉴院画之长并与院画结合之势;(3)创作主力转移到水墨竹石花卉;(4)开绘画与诗、书、印结合之先河;(5)僧道作品形成了狂逸的创作风气。

[关键词]文人画;北宋;理论与创作;南宋;变化与转型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志码]A。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湮没 无 闻,或事迹虽微 而卓然可 为法戒者 ,因为立传 。以垂 于世 ,此 小传 、家传 、外传 之例也 。 lP ’ ”『( l
这里 明确将传记 文分 为两 大类 。 自太史 公 开创纪 传体 以后 ,历代 正史 均袭 用此 体 ,“ 史传 文 ”成 为
正史 的主体 。史 传体制 ,有单人成 篇 的单传 ,有多人 合篇 的合传 ,还有 以类相从 的类 传 。但 无论何种 类 型 ,都是传 主独 立成传 ,“ 以纪一人之 始终 ” 。 史 家尤其 是史 官 ,修史 要遵循 一定程 序 ,态度较 为
共 著 录 有 著 作 2 7部 18 1 2 6卷 , 数 量 十 分 可 观 。这 类 杂 传 文 涉 及 人 物 的 范 围 十 分 广 泛 ,大 体 包 括 地 方 贤
士 、高 士 、逸 民 、孝 子 、忠 臣 、良吏 、名士 、文 士 、童 子 、列 女 、僧道 、神仙 、鬼怪 等 。在体例 上 .有
( ) 史 部 之 传 记 文 一
吴讷 《 章 辨体 》 称 :“ 史公 创 《 记 》列 传 ,盖 以载一 人 之 事 ,而 为体 亦 多 不 同 。迨前 后 两 文 太 史
《 书》 三 国》 晋》 唐》诸 史 ,但第 相祖 袭而 已 。厥后世 之学 士大 夫 ,或值 忠孝才 德之 事 ,虑 其 汉 、《 、《 、《
个人的 “ 专传 ” ,少则 一 卷 ,多 至八 卷 ;更 多 的 如 同 正史 的 “ 传 ” 类 ,分类 编 集 。这 些 杂传 许 多未 署 著
者 ,而署 名 的作 者 中 ,既有 裴松 之 、谢 承 、习凿齿 、皇 甫谧等 史家 ,也 有嵇康 、孙 绰 、任 哜等文 人 ,可 见 撰写者 面颇 为广泛 。作 为传记 ,这类 杂传选 材不严 ,内容驳 杂 ,部 分作 品则 叙 写颇为 细致 ,注 重人 物 刻 画 ,也有 不少 夹杂 神灵鬼 怪 的内容 ,甚至荒 诞不 经 王运熙认 为汉 魏六 朝 的这类 杂传 对唐 传奇 的兴起

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

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

一、起源和发展
婺学在宋朝初期开始萌芽,其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宋朝的统一和稳定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婺州地区丰富的文化底 蕴也为婺学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婺学的创始人之一吕祖谦曾说过:“婺学 之兴,盖由圣贤千载之绪,而当世贤哲有以振之。”这表明婺学的兴起是在继承 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由当世的贤哲们发扬光大的。
3、衰落
元朝时期,婺学逐渐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元朝政府对汉族文化的重视程 度降低,同时,婺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遭受了较大的打击。尽管如此,仍有一 些学者在坚守着婺学的传统,如胡三省、黄溍等。
4、重振
明朝建立后,婺学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2-1424年)得到了重振。这一时 期,婺州地区的文化氛围逐渐恢复,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振兴婺学。他们继承和 发扬了前人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婺学的发展。
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
目录
01 一、起源和发展
03 三、主要成就
02 二、流变过程 04 参考内容
婺学,又称婺州学或金华学,是指起源于宋元时期,以婺州(今浙江金华) 为中心的一场学术思潮。婺学的历史背景深厚,其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密不可分。本次演示将从婺学的起源、流变过程、主要成就及历史意义等 方面,全面介绍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情况。
然而,现代文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紧张、战 争与冲突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社会需要寻求共同点和合作,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促进了文明的交融和互相理解。
文明概念流变的原因和影响
文明概念的流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科技进步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例如,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 加速了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文化 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借鉴,进一步丰富 了文明的含义。

古代文学作品其版本系统及流变过程

古代文学作品其版本系统及流变过程

古代文学作品其版本系统及流变过程一、古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系统古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系统指的是一个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不同版本的变化和演变。

由于古代并没有像现代出版社一样严格规范的版本管理制度,因此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次修改和改编,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

这些版本往往在内容、语言、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且经常发生误传、乱传甚至丢失的情况。

古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系统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 原始版本古代文学作品最初的版本通常被称为原始版本,它往往是作者创作时的完整作品,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比较高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原始版本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2. 手抄本古代文学作品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多数是通过手抄本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手抄本的特点是文字不规范,易于出现错误和遗漏。

不同手抄本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为后世的版本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3. 刻本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代文学作品逐渐出现了刻本。

刻本相对于手抄本来说,具有更高的文字规范性和标准化程度,但由于刻板制作的复杂性和昂贵成本,刻本的数量和传播范围都大大受限,很多作品仍然是通过手抄本传播的。

4. 整理版在文学作品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和校勘工作。

由于古人的解释和理解的不同,不同的整理版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来说,整理版也是版本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流变过程古代文学作品的流变过程是指一个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版本的演变和变化。

古代文学作品经历了手抄本、刻本、整理版等多个环节的传播和整理,因此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变化和演变。

古代文学作品的流变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误传和遗漏古代文学作品在手抄本和刻本的传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文字错误、疏漏和遗失等情况。

这些误传和遗漏导致了不同版本之间在文字和内容上的差异,因此也给后世的版本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

《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

郑祖襄先生认为:

《宋史· 乐志》载蔡元定《燕乐》中‚七声 高下之略‛这段文字之所以存在,目的是 阐述燕乐的七声音阶,而与燕乐的调和调 关系无关。引用王光祈的观点即‚变徵‛ 作清角,把‚闰‛作清羽,‚闰徵‛和 ‚变‛、‚闰宫‛和‚闰‛有区别,并沿 用何昌林的观点,认为‚变‛可以是‘变 徽‛,也可以是‚清角‛,‚闰‛可以是 ‚变宫‛也可以是‚清羽‛,这是‚一名 二用‛。
《〈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 读后》纲要 1
这篇文章是陈应时先生在读了郑祖襄《也谈 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文章后提出的 几点看法: 认为‚郑文‛提出蔡元定‚七声高下之略‛的 ‚整段文意‛是‚在讲燕乐的七声音阶‛,而 与‚燕乐的调和调关系‛无关这一观点是错误 的。 认为在‚郑文‛中引用王光祈的观点即‚变‛ 作清角,把‚闰‛作清羽是错误的,指出变为 变徵,闰为变宫。

《一篇有助于解决“变”、“闰”问题的重 要论文——读钱仁康著<宫调辨歧>》纲要
本篇文章是陈应时先生对钱仁康《宫调辨歧》一文 观点的总结和归纳,全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宫调辨歧》一文中钱仁康先生指出王光祈《中 国音乐史》中燕乐调理论的四点错误。 在《宫调辨歧》一文中,对《宋史· 乐志》所录蔡元 定《燕乐》一书,何为‚变 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等语, 作了精辟独到的解释。
《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纲 要1

这篇文章是郑祖襄先生针对陈应时先 生在2002年发表的《“变‛位于变徵、 ‚闰‛位于变宫》 和《一篇有助于解 决‚变‛、‚闰‛争议的重要论文》 两篇文章而写的。
《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纲 要2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该期的上粱文创作经历了由类型化正体向个性化变体转型的过程,使上粱文的文体功能、文体样式和文体风格都为之一变。

宋代上梁文“正”、“变”二体的转型,是创作主体情感自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的破体新变,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文学化的进程。

上梁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民俗,上梁文是专为上梁而撰写的文章。

徐师曾《文体明辨》日:“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

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杂他物称庆,而因以犒匠人。

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

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体也。

”然而,“论此体者,多不能穷源”“(上梁文)不知始于何时,宋以后此体屡见,杨诚斋、王介甫集中皆有之。

”可见,作为文体学意义的具有特定体式的上梁文直至宋代始有出现。

在宋代文人的积极参与下,上梁文这种功能狭窄的实用文体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集应用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独具魅力的文体形态。

一、从类型化“正体”到个性化“变体”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作为“正体”的公务上梁文以其类型化的创作特征为上梁文确立了独立的文体地位,突出了作为颂祷公文的社会实用功能;另一方面,以文人居隐为题材的上梁文“变体”异军突起,充分地展示出文体的娱情审美功能,使上梁文的体貌为之一变。

这一转型使上梁文的文体功能、文体体式和文体风格出现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也为上梁文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从祈福赞颂到抒情自娱从文体流变的角度看,上梁文的基本功能是祝祷祈福,它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祝文”一体的分支。

宋初馆阁学士充分利用了上梁文这一原初功能,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延寿纳福,以此满足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欲求。

公务上梁文不仅继承了祝辞“修辞必甘”的文体特点,甚至还理所当然地将“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的流弊发展到极致。

如杨亿《开封府上梁文》开篇即以“受三灵之眷命,开百世之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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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先见于北宋的易图主要有:刘牧《易数钩隐图》中的黑白点《河图》、《洛书》;郑夬《明用书》中邵雍的《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二程所传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周子《太极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朱震《周易图》(后人更名作《汉上易传卦图》)中所列李廷之两幅《卦变图》。

这些易图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流变,以至于演变出不少新的易图。

本文旨在以笔者多年研究易图学的专题成果阐述一下这四大易图的流变情况,以彰显宋代易图 __,此举或许会对阐明宋明理学有所裨益。

今见于《道藏》中的《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而《中兴馆阁书目》记作一卷,且曰:“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两仪以下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点之成图,于图下各释其义。

”俞琰《读易举要》记作二卷,且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

”今见三卷本,对于八卦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卷一曰“太极者一气也┄┄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备七八九六之成数,而后能生八卦。

”(并且针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谓:“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

”)这就是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此为一说。

卷下列《河图》(九宫数图)、《河图四象》、《河图八卦》等图,曰:“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出图,洛出书,在作易之前也┄┄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其位┄┄仲尼称‘河出图,洛出书’,于宓牺画易之前。

”这就是说,八卦是伏羲准《河图》画出来的,此又为一说。

北宋时期有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前者字长民,宋真宗时为太常博士,后者字先之,宋神宗时为尚书屯田郎。

如果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为黄黎献之师彭城刘牧撰,则《河图》、《洛书》就未必出于其手(有后人窜入的可能)。

至于今见《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作《先儒遗事》,南宋郑樵就已经怀疑非刘牧撰(谓出于陈纯臣)。

是书列《太皞氏龙马负图第一》,图说谓八卦由此图生出曰:“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

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

”而《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则又谓八卦之由来曰:“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

”显然,二书如果是同一位刘牧撰,怎么会对八卦的由来有如此不同的多种说法?由此看来,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刘牧,既然说“河出图,洛出书”是“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而且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那么,他就不会主张八卦是“圣人则之”什么“图书”画出来的。

进一步说,他也不会造出什么黑白点的“河图”与“洛书”(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卷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河图四象》、《河图八卦》。

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十日生五行并相生》,而卷三所列两幅“洛书”图,正是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的生成数分列图)。

这就是说,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不全是彭城刘牧的作品,而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出于彭城刘牧之后。

经考察,《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之图说就是《道藏?周易图》中范谔昌的《四象生八卦图》之图说。

范谔昌是三衢刘牧之师,活动于宋仁宗年间(非为彭城刘牧之师)。

即便是范谔昌亦谓“四象生八卦”,不说八卦为圣人则之黑白点《河图》而画。

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黑白点《河图》、《洛书》不出于彭城刘牧,也不出于范谔昌,更谈不上出于陈抟(似乎有可能出于三衢刘牧)。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之《河图》为“九宫算”变黑白点之图,而“洛书”则有两幅图(一为《洛书五行生数》图,一为《洛书五行成数》图),时至李觏著《删定易图论序》,则将二幅图合而为一称之为《洛书》。

时至朱熹著《易学启蒙》,则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更名作《洛书》,把李觏书中五行生成数《洛书》更名作《河图》。

时至明代章潢结集《图书编》,则出现“古河图”与“古洛书”。

原来,元代吴澄对黑白点图书的载体问题“直以为马负一片之图而出于河,龟负一片之书而出于洛”提出了疑问,并以“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点”与“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之说而重新画出《河图》、《洛书》(今见《易纂言外翼》旋毛《河图》脱,原图全见明初朱升撰《周易旁注前图》)。

至章潢《图书编》则于此二图名前各加一“古”字。

可知,说“古”而实不古。

今天有人声称“破译《河图》千古之谜”之《河图》,原来就是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两幅“洛书”合二为一之图。

此等人,对图的根本都没有弄清楚,就在那里大言“破译千古之谜”,结果却是:以自己的“先迷”而误导众人入迷。

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列《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

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

”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此图是郑夬趁王豫病重之际,贿其仆而得,载之于所著《明用书》中。

此图方圆各六十四卦,圆图在外象天,方图在内形地。

初,邵雍于共城给王豫讲学时,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至邵雍至洛阳之后“先天之学”完备,便在给张岷讲学时改称此图作《先天图》。

因为这样的“天圆地方”之图,可以用来说“天地万物生成之理”,所以又有《先天图》的命名。

邵伯温《易学辨惑》谓邵雍“止有一图,以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

之所以邵雍先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是因此图“一贞八悔”,“八卦”是指“八贞卦”而言。

所谓此图寓“阴阳消长之数”,是指邵雍赋予八贞卦圆图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见《观物外篇》),是为“时必逆知”之数;赋予八贞卦方图之数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观物外篇》),是为“物必顺成”之数。

所谓寓“卦之生变”,是指邵雍以独特的卦变方法得到此《伏羲八卦图》(以乾或坤为祖,逆爻序“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有四”的逻辑卦变方法)。

邵雍有说无图的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后人衍作《伏羲八卦图》)与“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后人衍作《文王八卦图》)。

朱震在《进周易表》中说《先天图》是由陈抟传下来的,后经李廷之传给了邵雍,而在《伏羲八卦图》图说中却又称“王豫传于邵康节”。

《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其图所寓“卦之生变”方法与李廷之两幅《卦变图》迥然不同,既然不是传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论陈抟了。

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先天图》为邵雍作,不是传自陈抟。

首先对邵雍《先天图》加以改变的人是朱熹。

“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

”(《朱子语类》)朱熹主张:“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

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

”(同上)朱熹仅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是有天无地),为的是以“中间虚者”为“太极一理”。

接着至宋末元初,学本朱熹的俞琰则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出上标“月窟”、下标“天根”之《先天图》(见《易外别传》),并将此图之内涵与《周易参同契》的丹道挂钩。

朱熹还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在《易学启蒙》中画出《伏羲八卦方位》图(小圆图),并把邵雍说六十四卦方图“物必顺成”之八数标于圆图八卦之上,于是本来是“逆知四时”的六数“○”型模式之图就成了“逆知二时、顺知二时”的八数反“S”型模式之图。

于是,朱熹就有了“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终身迷惑(见《文公易说》)。

朱熹不明白《先天图》是由“卦之生变”而得,以为是由六十四卦横图“中间拗转”而围成,于是就用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制作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并以此图起乾至坤为“顺”,待其围成“大圆图”之后,起震至乾为“逆”,起巽至坤为“顺”。

同样,朱熹也以为小圆图是由《伏羲八卦次序》图“中间拗转”围成,所以他要给此图标上八个数。

为了探讨《先图图》的由来,朱熹教人曰:“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

”(《文公易说·答叶永卿》)并直言不讳地承认“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次序》图)“其图亦非古法”,是自己“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文公易说·答袁枢》)。

此皆为朱熹针对邵雍《先天图》所作演变之图。

时至清代,毛奇龄于《仲氏易》中辨“《先天图》其误有八”,实则皆是针对朱熹演变易图而发。

今人在阐述宋明理学时,大都引用朱熹爻画“一分为二”成卦之说转述邵雍的理学思想。

殊不知邵雍主张“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与“八卦相错”说,他根本不以阴阳爻画的“一分为二”法说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叠加生成。

程颢所谓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是言“卦之生变”的“加一倍”,是言给六十四卦赋予易数的“加一倍”。

时至今日,尚没有学者能在阐述邵雍的理学思想时,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以此足见借鉴易图学的专题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时至明代之初,赵撝谦于《六书本义》中列一《天地自然河图》(“黑白鱼”形图。

章潢《图书编》定名为《古太极图》,也就是今日多数人所称之《太极图》)。

实则此图本为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图说或朱震《周易图》所列《纳甲图》或杨甲《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伏羲八卦图》的演变图。

演变此图者的前提条件,必须先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

具体的演变过程是:先作三个同心圆(三圆半径比例:内圆半径为1,中圆半径为1.5,外圆半径为2),八分之,上以三白为乾,下以三黑为坤,左上外二白内一黑为兑,右上外一黑内二白为巽,左中内外各一白中一黑为离,右中内外各一黑中一白为坎,左下内二黑外一白为震,右下内一白外二黑为艮。

然后以弧形曲线对角中分巽“初爻”、接着中分坎“中爻”,接着中分艮“上爻”,接着中分兑“上爻”,接着中分离“中爻”,接着中分震“初爻”。

然后以巽“初爻”之外半黑补震“初爻”之内半白,以离“中爻”之外半黑补坎“中爻”之外半白,以兑“上爻”之外半黑补艮“上爻”之外半白。

然后抹去内二同心圆之圆周线,把离“上爻”之白色扇形块缩为“水滴状”,坎“上爻”之黑色扇形块缩为“墨滴”状,既成赵仲全所列《古太极图》。

(或以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周易采图》中之《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反推至《伏羲八卦图》,可谓分毫不差。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朱熹开了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先例,就不会演变出这样的“太极图”。

其实,卦爻的原本符号,特别是“--”符号是不可“一分为二”的。

朱熹为着能“一分为二”,就只好用黑白块替代了。

因而袁枢批评说:“黑白之位,尤不可晓”(《文公易说·答袁枢》)。

“一阴一阳之谓道”,以独阳或独阴的“一分为二”而成“四象”,乃至“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就是反刘牧、邵雍等人所谓“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之道而行,的确是“尤不可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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