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精品
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看董仲舒
子 日： “ 礼， 与其奢也 ， 宁俭 ； 丧， 与其易也 ， 宁戚 。 ｊ ｐ ２ ４ ） 意思是 趟 曾说 ： “ 《 春秋繁露 》 ， 此为西汉 儒家代 表的著作 ， 宜稍精读 。注 的。 就一 般礼仪来说 ， 与其铺张浪 费 ， 宁可朴素 俭约 ； 就丧 礼来说 ， 与 释书有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颇好 。康有为《 春秋董 氏学》 ， 为通释 体裁 ， 宜 参看。“ １ ， ２ Ｉ ） 町见对 《 春秋繁露 义证》 的高度评 价 。
封五年 （ 公 元前 １ ０ ６年 ） ， 汉代 广Ｊ Ｉ Ｉ 县（ 今 河 北省景县 ） 人， 是 汉 代 其仪 文 周 到 ， 宁 可 过 度 悲 伤 。孑 Ｌ 子认 为 ， 礼 应 该 是 体 现 内 心 的 敬 董 仲 舒 继 承 了儒 家 重 志 的思 想 ， 彤成 ｒ 他 的 贵 志 论 。志 指 志
足口 ｆ 行的方式 ， 却也成 为了皇帝特制的精冲枷锁 。其思想在其著 生 死 之 志 ， 遂 人 道 之 极 者 也 。 … …今 赵 盾 弑 君 ， 四年之后 ， 别 牍 复
权 变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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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忖度之。” 此 言物 莫兀邻 ， 察 视其 外 ， 可以见其内也 。 今案盾 董什舒在对汉 武帝策问时说 ： “ 道之 大 原 ｝ ＿ ¨ 于 天 ， 天不 变 ， 道 心 ， 亦不变 。ｑ ｐ ２ １ Ｃ Ｘ ） ） 他一度被认 为是中国 代形 学 的典型代表 ， 事 而观其心 ， 愿而不刑 ， 合 信之 ， 非篡弑之邻 也 ， 按盾 辞号乎天 ， 虽然董 仲舒讲 了“ 不变 ” ， 但他也 讲 “ 变” 。在 董仲舒看 来 ， 在一般 苟 内不诚 ， 安能如是 ？ 是故训其终 始无弑之志 。 挂恶谋者 ， 过在不 情况下 ， 按一般 则办事 ； 在特 殊情况下 ， 就婴变通 。在特殊情况 遂 去 ， 罪 在 不 讨 贼而 已 。 … … 故 盾 之 不 讨 贼 ， 为弑君也 ， 与止之不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春秋繁露》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玉杯第二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
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
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
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
§卷二竹林第三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
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春秋之所善也。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可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
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
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
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
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
董仲舒思想在《春秋繁露》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影响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春秋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春秋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理解判断，认为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和阴，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更不可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即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道和天是一样的，是永远不变的。
2.为人臣者应该绝对忠于君主。《春秋繁露·王道》曰：“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根据《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代桓而立，始终有还政之意；祭仲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惜冒骂名危险，以郑国大局为重；卫叔武在卫君被逐期间代君位，卫侯复国而还政；宋孔父、仇牧和晋荀息，都是在国君遭遇危险时，不惜杀身成仁，为主捐躯。《春秋》在记载中对此有褒扬之意，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忠诚的行为。
政权对北方边疆的威胁，同时也使被匈奴统治的诸多北方少数民族开始陆续与汉王朝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并且对今天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间的和谐相处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2.王者爱及四夷，以德服夷。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故王者爱及四夷。”又说：“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这说明董仲舒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处理汉王朝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这对汉代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汉武帝不断招抚少数民族降将，争取、联合少数民族的和平进步力量，以德服夷。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因单于欲杀己，故与休屠王等商议欲降汉，后休屠王反悔，浑邪王杀之并合并其众共四万余人降汉。武帝对此非常重视。《史记·汲黯列传》记载：“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接，赏赐降众，封浑邪王为漯阳侯，并将少数王、将封为侯安置于相应郡县。其余人员则分别安置在北边五郡故塞外，作为汉的属国。武帝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深得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认可和拥护，对团结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和谐相处，以德服夷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功臣表》记载，汉武帝封侯共75人，且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这种以德服夷的政策也为其后的君主所继承。
《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新探——以“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
第22卷 第2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2, No. 2《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新探——以“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露》的尝试邓 红（北九州市立大学 文学部，日本）摘 要：《春秋繁露》不是董仲舒的原著，而是后人将一些失而复得的董仲舒的文章编成的书物，其中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但也不乏“董仲舒真篇”。
尝试以《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对策”检索《春秋繁露》之后，发现《春秋繁露》有20多篇文章和“贤良对策”文字基本相同，思想指向也一致，可初步认定为“董仲舒真篇”。
关键词：董仲舒；贤良对策；《春秋繁露》；《汉书・董仲舒传》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20.02.003作者简介：邓 红（1958－），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衡水学院客座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0)02-0014-10 收稿日期：2018-05-26这里所谓《春秋繁露》“董仲舒真篇”，以历史事实为前提，建立在以下思维之上：《春秋繁露》不是董仲舒的原著，而是后人将一些失而复得的董仲舒的文章编成的书物，其中可能混入了一些和董仲舒无关的“伪篇”，但也不乏和董仲舒有关的“真篇”，笔者将这些可能存在的“真篇”称为“董仲舒真篇”。
针对以往的《春秋繁露》文献研究大都集中于寻找“伪篇”的倾向，笔者企图开创一种根据一些可靠的文献，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确定这些“真篇”的具体存在位置的新研究方法。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一些寻找“伪篇”的研究所用的是消极性排除法的话，笔者寻找确定“真篇”的努力采取的是肯定性渐进思维，力图根据肯定性的理由来推导出答案。
为此，本文率先尝试以《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对策”（以下简称“对策”）检索《春秋繁露》，认为《春秋繁露》中凡是和“对策”在文本上有互见关系，思想趋向上又基本一致而互不矛盾的文章，都是“董仲舒真篇”。
董仲舒王道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与启示——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巨擘，他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是儒学史上的里程碑，是汉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其哲学思想体系以天人哲学为基础，枝繁叶茂，影响深远。
《春秋繁露》①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最基本资料，本文仅从其“王道”的政治哲学角度进行探讨，发掘其中的生态智慧，以期对当今生态保护有所启示。
一、王道及其最高价值与生态智慧（一）王道及其最高价值。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对王和王道进行了形象的诠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
”在这里董仲舒从“王”字的造字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将天地人贯穿起来就是王，将天道贯彻实施于自然和人类中并使之和谐共生就是王道，实施王道是王与生俱来的根本职责。
即将天道应用于自然与人类的伦理法则就是王道。
董仲舒又进一步说明了王道的渊源即天道，其表现为：“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生溉其乐以养，死溉其哀以藏，为人子者也。
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王作为天之子，秉承了上天赋予的因循天道管理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使天地人和谐共处。
王在贯魏彦红【摘要】董仲舒王道思想是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
董仲舒认为王道即天道，王道实施的基本原则是遵循天道。
仁是天道和王道的最高价值诉求。
遵循天道进行国家治理，会使社会和谐顺畅，风调雨顺，民风美好。
董仲舒的王道思想呈现出丰富的生态智慧，对当今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即我们要遵循自然法则和规律，天地人“三位一体”是生态保护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关键词】董仲舒王道思想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生态保护*魏彦红，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教授。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育思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育思想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是汉代重要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
《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现存《春秋繁露》中有《玉杯》、《竹林》等80余篇。
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
"蕃露"与书名"繁露"相近。
今本有"精华"篇而无"清明"。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认为《春秋繁露》是伪书。
这种说法不为学术界承认。
日本学者田中麻纱已从《春秋繁路》论五行的九篇中发现前四篇与后五篇的思想是抵触的，因此怀疑这些文章可能不是董仲舒的著作。
这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学术界董学研究者一般还是认为《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所著，是研究董学的基本可信的资料。
董仲舒作为经学大师，下帷讲经，学者云集。
他颇有教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培养的学生很多。
通五经，为博士，任梁相的有褚大；精通《春秋》的有吕步舒。
任长史，奉命处理淮南狱，以(《春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另一学生吾丘寿王从董子学《春秋》后，高材通明。
在汉武帝面前出谋划策，汉武帝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 。
在朝廷上曾驳公孙弘，违群僚议，都得到汉武帝的赞赏。
还有赢公"守学不失师法" ，在昭帝时任谏大夫，授徒传业，成为名师。
学生为郎、谒者、掌故者有一百多人。
董氏子孙"皆以学至大官" 。
学生成才，证明董仲舒教育的成功。
在《春秋繁露》中，教育思想比较丰富，约有以下八个方面：（一）重德教，辅刑罚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总要使用软硬两手，软的是德化教育，硬的是刑法惩治。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 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
董仲舒春秋繁露译文春秋繁露原文及译文董仲舒是西汉的著名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里面究竟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有必要仔细读一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董仲舒这个人的思想是什么，由此也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在西汉武帝时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书的第一篇，是《楚庄王》，我来对此篇的部分内容做一个分析，对于《繁露》的原文及清人的《义证》，就不再引用原文了，直接来分析这些文本是说什么。
根据其原文及清人注释的资料，可以看出这是要对相关史事是怎么回事做出说明，并涉及到春秋公羊传对相关史事是有怎样的看法，并由此引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对以上内容仔细分析，其中的重要内容归纳如下：1、《春秋》的笔法问题，是公羊传最为重视的，是公羊学的特点，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做了大量的阐释与发挥。
2、春秋笔法表达的大义：就此段所说，大义不仅仅是一条而是有多项，要仔细阅读原文及义证所说的事情而条疏出来。
如善与恶，罪与讨，诸侯能不能专讨专封，诸侯的贤及其权力的关系，诸侯惩恶与对待天子的关系等。
3、《春秋》对汉代的影响。
这在史记以及汉人相关论述中能看出来，义证中经常提到。
要仔细梳理分类。
4、董仲舒对相关史事的阐释。
与公羊传的说法进行比较，看董对相关史事以及其中问题的看法。
上面的原文与义证之注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5、对比公羊传的说法与董的说法，反映出什么问题？即董在繁露中对春秋及公羊传的发挥有哪些超出了春秋和公羊传的原文及说法，是发展与补充，也就是儒家学说的发展变化的问题。
就董在此段的论述来分析一下都有什么内容：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
所谓的罪，就是徵舒于宣公十年弑其君平国。
而庄王的贤，见《史记》陈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虽然是以贤讨罪，但专讨非诸侯的事，所以要贬他这种行为。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
嫌得，苏注：“嫌于得褒。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前179一前104）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双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密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裏面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春秋繁露义证》 清苏舆撰著。苏舆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改庶吉士，官邮传部郎中。曾学于王先谦之门。所辑录《义证》，是研读《春秋繁露》的必备之作。 此公和他老师一样，学术上成就大，兼容并包，但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当时极力反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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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春秋》之学，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春秋繁露》考辨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董仲舒是西汉着名的经学家和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帏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着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指明了方向。对策之后，董仲舒先后出任江都、胶西地方诸侯国的国相，尝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落实到地方的治理上。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着书，学生中着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春秋》之学，为两汉最着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作用于后世儒学的发展与演变。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正确评说其地位与价值，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 董仲舒的着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只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着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依据上述的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着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笔者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他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着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着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着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着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着述传世，而且规模不小，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汉书》本传尚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条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百二十三篇，原先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清明》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着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着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
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着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着录，不曾更改。有人所宣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期)，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
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
由于《汉书·艺文志》的着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书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书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着”：案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已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着云。
宋代着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着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六一先生〈春秋繁露〉书后》)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书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1) “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2) 与《汉书》本传所着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3) 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本皆无之。”程大昌本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露·序》)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要理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是大胆臆测，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发隐烛微，提玄钩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为机缘凑合，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着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为仲舒所着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
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系董仲舒着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程序，也就比较可信从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吻合呢!
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的记载相一致外，两者间相同之处尚有很多。例如，《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治国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亦大乎!
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礼，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政治与道德上的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与通常途径。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
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像着名的黄老之术信奉者汲黯，就与董仲舒是同时代之人。故其在着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着《汉书》时，儒学早已受到“独尊”，新道家的影响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一类的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着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对“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不要见利忘义，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否定“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绝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极端偏颇无以复之。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奉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汉武帝积极有为、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