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记忆

吃的记忆
——副食篇
就在七几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我住在了远离父母千里之外的姥姥家。

姥姥家的南面有一条河，只隔了一堵墙和一条路，近得夜夜都要枕着流水声入睡。

可我不烦，或许是因为我太小，睡得又太死的缘故。

那时候的农村交人民公社，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管理，农民呢，就叫公社社员。

劳动的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作，那时候挣得也不是钱，而是公分。

每天清晨，太阳刚刚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人敲响井边那棵老槐树上吊着的那块铁板，清脆的敲击声督促着大人们拿起工具，走出家门，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大人们走了，我们这些几岁的孩子们便如同刚刚被放出笼子的小鸭、小鹅，不用召唤，也不用事先约定，欢呼着，雀跃着，先后来到小河边，也开始了我们快乐的一天。

我们的快乐来源于小河，来源于小河赐予的一切。

在小河边长着一蓬蓬的剌草，叶子细细的，长长的，锯齿状的叶边尖尖的，利利的（就说当年的鲁班就是根据剌草的叶子发明了木工所使用的锯子）。

我们可是不畏艰险的，经常会冒着被剌伤的风险，挤进剌草的中间，费劲地抽出被叶子紧紧包裹着的、还未见天日的嫰穗儿，然后放在嘴里慢慢的嚼，仔细的品着那微微的甜味，然后趁着那甜味还没散尽的时候，连同那嫰穗一起咽下。

这几乎是我们每天早晨的第一道甜点，虽然并不那么可口，但是总比没有的强。

那时的日子真的很苦，所有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被大人们混合着做进饭里，借以填饱肚子，可是，往往能吃饱的却只有我们这些最小的孩子们。

肉类是别想了，就连食用油也少得可怜。

每次做饭的时候，大人们就会用筷子头蘸一下保存在瓶子或坛子里的油，然后滴在锅里一两滴，就算放过了。

为了绝了我们对油的贪念，大人们还编出一句顺口溜来对付我们：一滴香，两滴光，三滴腻得慌。

现在想起来，这顺口溜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们的，其实同时应付的还有他们——那些大人们。

饱，似乎是饱了，可我们小小的嘴巴和肚皮却并不满足。

大人们上工时是不允许带孩子的，所以，当大人们走了之后，我们辩解放了。

吃完那剌草的嫰穗，欢叫着，相继跳进小河里，清澈、温凉的河水在瞬间便浸透了我们。

我们笑着，闹着，嬉戏着。

等我们疯过之后，大伙就低下头来，仔细的观察着河里游动着的生物。

无论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由谁发明的，但等我们会应用的时候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而那些所谓的浮游生物，其实只是一些一、二厘米左右的小鱼小虾。

我们兵分两路，一帮人泡在水里，看准了那些小鱼小虾，然后使劲往岸边轰，另一帮人则在刚出水面的岸上，以最快的速度用河泥筑起一座高十几公分、直径约七、八十公分的围城。

筑好后，大家一起动手，将那些早已看好的小鱼小虾们，连同河水一同捧进围城，直至盛满为止。

水满之后，我们便用一根细细的树枝，从围城的底部捅出一个小小的孔，让水慢慢的流出来，使围城里只剩下那些小鱼小虾，这些小鱼小虾便是我们的战利品了！
看着围城里那些脱离了水的、却仍在跳跃、挣扎着的小鱼小虾们，我们一阵狂喜，一阵欢呼，小心翼翼的、用小小的手指捏起一条小小的鱼或虾，在清清的河水里轻轻地洗去它们身上的泥沙，美美的放进嘴里，使劲的一咬——脆脆的，惺惺的，咸咸的••• •••
一阵风吹过，小河两旁浓密的芦苇刷啦刷拉的响成一片，似叹息，又似无奈，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跟着它们一起摇。

没有人会笑话我们，也没有谁会责怪我们，因为那个年代的我们太小，根本不懂得什么清洁与卫生，根本不懂得什么慈悲心；也因为那个年代的我们太饿，既顾不得什么清洁与卫生，更没有了什么慈悲心。

小河赐予我们的吃，是一种快乐，而大人们赐予我们的吃，却是一种亲情，一种温馨。

当时所有的资产都是集体的，所有的粮食也都要归公，哪怕是地里落下的一粒粮食，如果是谁捡到了没有交公，而是私自拿回了家，那就要挨批斗了——井边的大槐树下就是一个特定的、展示“赃物”和批斗人的地方。

但是，总有总还是有一些东西不归集体、不用交公的——那就是地里的那些害虫！
那是的女人们穿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大襟衣服，上工时挎的是用柳条编成的篮子，但这并不是我们所会注意的，我们只会注意大人们收工回家是，大襟衣服的第二个扣门上所吊着的几串、或是在一篮子青草的下面所掩盖着的东西——几串嘴里吐着绿汁、胡乱弹着腿的蚂蚱！
蚂蚱其实就是蝗虫，为了更好的与人类争夺口粮，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多少代的进化，终于把自己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副犹如剪草机般的铁齿铜牙，一对会飞的翅膀，两条强劲有力、善于弹跳的后腿，还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护脖”装备：一个套在蝗虫头和躯干的结合处外面、用以保护软组织的半圈硬壳。

现在想来，如今医学上使用的保护颈部的装备，很可能是受到了蝗虫的启发后而发明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仿生学。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护脖”装备，才使得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口福。

说实话，在不妨碍田地里正常的劳动之余，顺手抓几只眼前蹦跳过的蚂蚱，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而难就难在如何携带上：上工时，人们带的都是一些锄头、镰刀之类的劳动工具，没有、也不允许带其他多余的物件。

所以，你不可能因为双手抓满蚂蚱就停止劳动，你也不可能先将蚂蚱放回家一趟，然后再继续劳动，你更不可能索性就不抓蚂蚱，因为那样一来，你将无法面对家里孩子们那期待的眼神。

毕竟天天劳动的环境不一样，蚂蚱也就不是天天能抓得到的。

我们的祖辈们虽然没有过高的文化知识，但是为了孩子们，他们也把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注意到了蚂蚱脖子后面的“护脖”装备——那半圈硬壳。

于是，蚂蚱就被大人们用狗尾草那带有毛穗的长莛，从背后那半圈硬壳的内侧，自上而下一气穿出，然后一个摞着一个，个个面朝外，使蚂蚱们既无法啃食那细弱的长莛，又无法飞、蹦而走。

就这样五、六个为一串，牢牢的，被拴在大襟衣服的第二个扣门上。

呼呼抽动的风箱，灶堂里疯狂跳动的火苗，还有那灶堂上方无法阻拦的气浪，以及那诱人的、特定的爎烤气味••• •••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足以让我们谗心大动、口水四溢。

我清楚的记得所有的细节。

焦焦黑黑的、面目全非的、沾满了草木灰的蚂蚱被扒拉出了灶堂。

大姨用她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捏起一只蚂蚱，轻轻地搓掉上面已经焦脆掉的翅膀，然后掰掉一条后腿，递到我的手中，再掰掉一条后腿，又递到我的手中，再掐掉蚂蚱那大大的脑袋，肥壮的躯干再次被递到我的手中。

剩下的就只有一段带着粪便的肚子了，即便是这样，大姨也没舍得扔掉它，而是小心翼翼的抠净里面的粪便，一掐两节儿，一节儿填进我的嘴里，另一节儿递给了身后正眼巴巴看着这场分餐仪式的、仅仅比我大十岁的小姨。

大姨在笑眯眯的做这一切的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念叨着：给你一条大腿，再给你一条大腿，再给你一大块肉肉，来，这块肉肉你吃，这臭巴巴让你小姨吃••• •••
小小的一条大腿，小小的一块肉肉，无论是在我的眼里还是心里，都被仔细的端详过了一万遍，然后连同十万分的舍不得和十二万分的馋，一起被放进我小小的嘴巴里——紧紧地闭上嘴巴，使劲的嚼，慢慢地咽，而眼睛，却依旧盯在大姨那双忙碌的手上，贪婪的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
月亮升起来了，大大的，圆圆的，亮亮的，温柔的替那些点着煤油灯的小村庄照亮这一切。

南面的小河依旧欢快的唱着歌，怀里又给我们准备好了各种礼物，明天的，后天的，甚至很久很久以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