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是中国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集体化是中国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

据有关考证，世界水稻的原产地在中国，己有万余年的历史，至汉唐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农具和成熟的栽培技术，如曲辕犁、耙、耖，耕地，插秧，中耕除草，收割等，以至到民国并现在我们部分的地方还在使用。

农业技术，无疑我们是一直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

建国后，我们则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全面发展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实际主要是集体化的二十余年时间。

这段时间，使传统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变靠天吃饭为自己掌握命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供水的条件，不论什么庄稼尤其是水稻是很难耕种的，原来都是个体，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大一点的水利建设无法完成，所以人们基本上是靠拜土地或河神庙，祈求保佑风调雨顺，而进入集体后，人们抱成了团，大大增强了抗击自然的能力。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运动，开渠筑坝，治理江河。

全国修建大中型水库86000余座，所有河流基上都得到治理，或修筑河堤，或疏通干道，以致自然灾害大为减少，除小数山区外，绝大部分耕都有了灌溉的条件，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粮食产量上升到新的台阶提供了可能。

再是扩大耕种面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荒造田，使总耕地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亿余亩，增加到了一九七六年，弥补了建设用地后的二十二亿余亩。

第三广泛组织科技攻关，贯彻八字方针，展开科学种田，全面提高耕种水平，尤其通过全国性的通力协作和配合，取得人工育种的成功，研究出杂交系水稻，实施了对种子的革命。

通过以上措施，使我们粮食单产和总产不断得到提高。

从一九四九年四亿五千余万人，人均粮食210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九亿三千余万人，人均粮食320公斤，达到联合国确定的温饱线。

这在基本传统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传统选种，虽杂交水稻已成功，但尚未推广，机械化刚开始，主要使用农家肥，七三，七四年上的大型化肥生产线，七六年后才大量投产，农药少量使用），短短二十七年时间，粮食产量增加三倍多，用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无疑是一个历史大事变。

这为中国成为现代人口大国，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粮食产量继续上升阶段：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六年。

这段时间虽头几年还是集体，但大规模的水利农田建设已基本停下，大规模需多方协作的科学研究也基本停顿，只是已建好的水利设施，成熟的农科技术，尤其是杂交稻等种子技术的推广应用，化肥，农药的充足供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耕作人员，不论是集体还是单干，仍是以主劳力为主从事生产，并精耕细作，所以其粮食产量仍保持不断上升势头，直到一九九六年，人口达到十二点二亿，人均粮食达到410公斤，此后则开始进入下坡道。

全面萎缩阶段：一九九六年至现在。

随着改开的继续深入，农民的收入开始入不衍出，必须外出以另谋生路，其主劳力长期外出打工的现象逐渐增多，耕地开始有了撂荒；解散了集体，没有了组织的合力，失去了对已建水利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维护、维修，包括对池塘，水库、河道，进行清淤，疏通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使得平常现象也极易成灾，水灾，旱灾逐渐增多，部分设施开始损坏，或失去功能，以致灌溉面积减小，灌溉条件越来越差；因缺少主劳力，基本不用农家肥，导致土地板结，地力减退，加上大多是老人，耕作管理不到位，以致单位产量下降，据有关研究表明，现在全国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工业污染严重，有关资料告知，现长江中下游六省市，其大米重金属含量已严重超标，并有的已不能食用，有的耕地则己不能长出生物，或己严重影响产量，对此安徽等省已作出调整种植地的计划，将许多耕地改为植树；此外国家城镇化和其他项目的建设，占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可耕面积大为减少，现在全国耕地只有一十八亿二千万亩了，实际耕种面积更少，南方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土地在荒着，且大多只种一季。

如此这般，产量焉能不减少，“湖广熟，天下足”的主产地，湖南，湖北，现在其产粮基本只能自给，而广东早己成了缺粮省，粮食生产的主阵地正逐渐北移，粮食的缺口越来越大，目前进口已达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有着几千年传统优势的水稻种植，正在走向衰退，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崩溃的风险。

事情到这一步，当然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两方面。

一，进入工业化后，不同效益增长率所带来的冲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即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是历史的必然，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农业也是必然，正因有这一特点，工人的工资才一般地要高于农民，农民才有向工业转移的愿望。

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大批农用物资的面世，及科学枝术的进步，又使大批劳力得以解放出来，为转移提供了可能。

所以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人口增多，是个自然过程。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产品要适当降价，农产品要适当提价，农业和工业就可保持相应的平衡，并保障农业仍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工业再发达，人们也是要吃饭的。

然而，在我们这里加入了人为的因素，使得这一平衡遭到了破坏。

分田到户政策，使得农业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进入工业化后，社会化大生产必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各行各业分工将更加明细，我们却恰恰相反，将现成分工协作的载体撤掉，解散集体，分田到户，每家分得几小块地，从耕，种，插，中耕，治虫，管理等到收割，不论会不会，能不能做好，都要做一遍，而且是大田变成小田，此等情况下，单项工作效率能不降低？同时又增加了机械化的难度（当时好些村社已有了相当部分的农机，结果都被做废铁卖掉），以致现在好些地方还在使用耕牛，个别的甚至还用耙头挖。

现在相对于原来是减少了大量的用工，但完全是因种子技术等科技进歩，并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工序简化等所起的作用，而且怎么也达不到仍是集体制的工作效率，如现在河南的刘庄，全庄1050亩耕地，只包给十个农民，不仅都种双季，而且每季单产都在1000斤以上。

现在单干即便是能手或专业户，并使用一定机械，如小型犁田机，收割机等，最多也只能种二到三十亩。

而更普遍的，是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妻子耕种自家的地，既工作效率低，有效劳动时间又少，他们即便种两季，一年中最多也就三五十个工日，其他时间则没有事干，都浪费了。

务农人员效益低下，更衬托了粮食成本的高。

农民工收入过低，不能实现向城市转移，以致土地不能有效集中。

原集体或单干初期，一家老少是尚能够维持一般温保生活的，包括孩子们的上学，但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贬值，农民收入逐渐入不洐出，甚至只能满足吃粮的部分了，这就到了必须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可问题就出在这，农民自身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在城市的收入太低。

资本本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工人的工资是越低越好，可国家又打着人口红利的算盘，以人力资源为优势，对外展开竞争，如出口退税等政策。

市场是越占越多，工人的相对工资大概是越来越少，而老板的利润是半点也不少，相反的比任何发达国家，财富积聚的速度都要快，富豪增长速度世界第一，2014年世界新增富豪52人，其中中国就占33人；分配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的风险底线，现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0.35左右；工人的实际工资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农民工就更低。

二0一四年，国家人社部公布，是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2600元，这在城市要过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恐怕都不够，还有多少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所以现在大部分老人还要自己种田，如实在年纪大了，或身体不好，做不动了，生活没了来源或病了无钱医治，就一根绳子或一口农药结果了自己。

人都不能养活，要到城里买房就更不可能了。

现全国平均房价至少8000元，买个90平米的房子住进去，怎么也得80万，2600一月，就是不吃不喝也要30年，所以在城里买房，举家迁往是做不到的。

加上农民工工作不稳定，今天这，明天哪，说不定那一天就没有事做，不得不留有后路，不会轻以把土地交出，于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二亿几千万的农民工只能过着二栖社会的生活。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大概也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吧，因其他国家都会以能满足本人居住，生存，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孩子培训所需开支为工资水准的，那样的就会家随人走，或许最多也不过三五年，而我们这里，第二代打工者都出来了。

人不能最后迁走，耕地自然也不可能真正交出，哪怕他的荒着。

这就使得专业户或资本下乡者，东一块地，西一块地，中间可能还横着别人的地，或给你耕种但主权还是我的，你不能破坏它的原形。

不能整形，集中管理也做不到，而且还要交付一定租金，就更增加了成本的压力，所以很难真正降下成本，故有的经营者租了又退回去了，或索性人都跑了，地荒在那。

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成本增长过快。

本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成本就一直快于生产总值和工资增长速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费用，近五年来速度更快。

教育以贵州省论，五年内在校生费用增长三倍，医疗在北京，五年前感冒看个门诊，50元就够了，现在则需要500元，而农民粮食的价格又增长多少？每年只六七个百分点，与上述根本不成比例。

所以现在种田的专业户越来越少，因五六年前，毎亩就能得5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数字虽还差不多，但实际效益差远了。

二，人多地少等不利特点与市场国际化的冲击。

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虽然我们只有世界7%的耕地，经过努力是能养活20%人口的，但单位面积土地的供养负荷要重得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其中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们的十二倍，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也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我们的土地只能连续耕种，没有恢复地力的间歇时间，如美国的隔年耕种。

这一特点决定我们不能连续使用化肥，正因有这个特性，致使现在化肥投入量越来越大，利用率越来越低，已从当年的100%下降到了30%，而且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以致现在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

只能有机肥（农家肥）与化无机肥（化肥）混合使用，这就自然要增加人工成份，不利于工业化耕种，加上山地丘陵地多，不利于大型机械化及集中管理，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工，这就使得我们的生产成本，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我们现在已到最高水平的河南刘庄和南街村，刘庄1050亩地，十人，南街村1200余亩地，三十人，而在美国一个人耕种的面积，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虽成本不能与国际接轨，但市场却是全球化的。

为保护农民利益，这些年我们每年有六、七个点的增长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但农民还是不满意，因成本增长远大于这个幅度，可相对于国外已成了倒挂，他们的价格是逐年降低，尤其近三年。

商人为利天经地义，怎能不从外面进口，何况我们本身粮食不够，只是他们有点太性急，以致批次、数量，不能与我们自己的所需及仓储收割等情况衔接起来，如去年进了一亿一千五百万吨，加上前面的积聚，以致秋收后造成北方农民送粮困难，使原来一块钱一斤收购价的玉米，降到八毛，小麦也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