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民族特色的统一校服不要也罢

缺乏民族特色的统一校服不要也罢昨天，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区中小学学生新款学生装、学生鞋已完成研发、核价工作，从今年秋季开学，全区60所中小学校、8万余名中小学生将统一换上新款学生装。

据悉，在如此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校服在江苏开了先河，近日江宁区各中小学校将面向学生家长本着自愿原则开始组织征订(6月29日《扬子晚报》)。

江宁区的统一校服举措为什么会引发普遍关注呢？首先，这是因为统一校服背后可能隐藏的利益冲动。

比如其中最贵的校服是高中生的春秋装，价格达到325元/套。

对此，人们的第一联想并不是穷人家庭买不起孩子的校服，而是推广如此昂贵的校服除了收受回扣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统一校服的意义首先不在于美观，而在于防止学生在衣着方面进行攀比，从而影响学风和学习？那么，一旦校服脱离廉价的基准线，让广大穷人家庭负担不起会怎样呢？毫无疑问，校服本身也会因此蒙上攀比的阴影，和统一校服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江宁统一校服走的是日韩路线。

虽然说江宁校服之所以选择日韩样式是学生们“最喜欢的”的结果，但另一个问题也因此浮出水面，校服作为体现学生特点的装束本身理所当然地应该输入民族色彩。

由此我们忍不住要问，既然要设计统一的校服，为什么不能够更加民族化一些，而是跟在日韩的屁股后头？并且，选择某种样式作为校服的样式，家长作为利益相关者难道就没有发言权？校服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本身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是人们认为不应该推广校服，而是因为在推广校服这件事情上我们没能够做到经济与民族化的统一。

毕竟校服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可以直接“拿来”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如果做不到这些，统一的校服哪怕是再美观，我们不要也罢。

24日，江西防总一名官员在接受央视采访介绍汛情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下游群众的安危”的提问，而是大篇幅提及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被很多网友认为其“官腔浓厚”，央视主播称其被人肉搜索：“有人举牌要其走人、接匿名电话、精神恍惚、不敢回家、妻子哭泣、孩子不能上学”(6月29日新华网)。

网民针对贪官以“人肉搜索”的方式进行网络监督必须旗帜鲜明的予以支持，但这一次，网民对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人肉搜索”，并揪出其“祖宗八代”，弄得其“小孩不能上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过了，涉嫌网络暴力。

网民对平其俊在接受采访时讲官话具有批评权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一名官员，在抗洪的关键时刻，不能拿官话来搪塞民众，更不能以歌功颂德的态度来回避民众的知情权。

民众有权对敷衍了事的官员进行批评，如果这种官话是来自上级的指示，那么，民众的批评或许能让他的上级同时也意识到用官话搪塞民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可以批评并不等于可以进行“人肉搜索”。

因为，尽管平其俊在接受采访时讲官话，工作作风和态度都不合适，但这并不涉及他滥用公权牟取私利，而且，这些官话也仅与他个人有关，并不涉及其家人。

网民不能将对他讲官话的不满延伸到他的个人私事，甚至延伸到他家人等无关人员身上。

因此，网民不宜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将其家庭情况，其妻子、孩子等个人情况都公之于众。

因为，官员和其家人也享有隐私权，尽管这种隐私权不能与普通公民相比，是有限制的隐私权，只要他们的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无关，就应当受到保护；如果随意泄露，将对于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安宁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并非针对任何官员或者针对某个官员的任何信息进行“人肉搜索”都是正义的。

“人肉搜索”在掀翻了周久耕之后，赢得了网民的尊敬和追捧，但是，即使是对官员，“人肉搜索”也应当有所节制。

不是针对任何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只有针对那些有滥用公权、腐化堕落嫌疑的官员才师出有名；也不是针对某个贪官的任何私人信息都可以进行“人肉搜索”，比如针对周久耕抽高价烟、刘丽洁借用豪华车进行“人肉搜索”就具有正当性，因为这些行为都可能涉及公权滥用。

但是，如果“人肉搜索”越过一步，进而将周久耕的亲威住所地址、手机号都公布于众，那就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了，因为这些信息与公权滥用无关。

针对官员的“人肉搜索”并非都是正义的，判断的标准在于官员的私人信息是否有涉公共利益，在官员有限的隐私权范围内，对于“人肉搜索”来说就是一个禁区。

节制“人肉搜索”，包括节制对于官员的“人肉搜索”，才能让“人肉搜索”不被人揪住辫子，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近些年来，广东、浙江等省相继出台一些针对“人肉搜索”的禁止法规，与“人肉搜索”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隐私不无关系。

“人肉搜索”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就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形成“网络暴力”，而这种“网络暴力”就为官方禁止“人肉搜索”提供了极好的借口。

如果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反腐手段———“人肉搜索”，是不是该有所节制了！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独家获悉，从7月1日起，广东省江门市将在全省率先推行“廉政公积金”制度。

日前，《江门市市直廉政公积金试行办法》印发，明确了廉政公积金的缴存、支付、法则、管理等内容。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江门市直单位符合参与管理条件的公务员4600多人，按照缴存规定，每年财政支出预算近2000万元(6月29日《南方日报》)。

社会上对“廉政公积金”制度的争议之声一直没有间断过，尽管“我国部分地区尝试廉政保证金制度”在2003年被《检察日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廉政新闻之一，在2004年，廉政保证金制度被网易今语丝评为公务员改革十大热点问题之一，也没有让争议停歇。

对江门“廉政公积金”制度的审视同样离不开这一背景。

就笔者的观点，“廉政公积金”存在着制度前提预设的错位陷阱，并且无法摆脱“自我奖励”的非议。

本质上，廉政金是一种信用工具，是公职人员个人对其终身职业生涯的廉洁担保。

但是，就我国现实来说，廉洁是对一个公务员的最起码要求和最低层次的期待，而这种最低要求也要用纳税人支付另外的费用来实现时，不就意味着错位吗？正如不少人指出的那样，为了保证公民守法，是不是也应该设立一个守法保证金呢？更进一步说，这是一种权力赎买的逻辑，甚至在无形中告诉我们，腐败是必然和应该的，谁让我们没有廉政金呢？因此，从深层次上来说，廉政金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缺陷。

从“目前江门市直单位符合参与管理条件的公务员4600多人，按照缴存规定，每年财政支出预算近2000万元”来说，既涉及到了为公务员增加福利待遇的争议，又有着如何规范纳税人钱财使用的诟病。

道理很简单，法律意义上的保证金理应是公务员个人的财产，只有用自己的财产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作保证，用纳税人的财产来为公务员的行为作保证，是一种南辕北辙，恐怕也很难发挥保证的效力。

更何况，“廉政公积金”制度是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同时并存的的制度怪胎。

所谓先天不足是合法性和合理性存在问题，后天缺陷则是说意义有限，很可能强化了自我奖励怪圈和浪费了纳税人钱财。

实践表明，不少地方实施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是很小的。

人们一般把廉政金与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相比较，其实，二者的前提和指向有着明显差异。

新加坡公务员公积金中自己交的部分是他为自己退休后的养老、医疗保障预留一笔资金，公积金中政府为公务员交的部分是政府把公务员退休养老金预先存放到公务员的公积金账户上，公务员退休后没有另外的养老金。

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是公务员为其廉洁而付出的抵押金。

但是，在我们这里，廉政金中，政府财政出的部分，实际上意味着是对公务员廉洁的奖励金。

一个抵押，一个奖励，明白了这点，就知道我国的廉政金何以身陷争议的旋涡了。

进一步的观察可知，当前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实施范围大多集中在一些富裕地区，或拥有执法权、审批权而被社会公认为有钱有势的强势部门，而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和被视为清水衙门的部门则鲜有所闻。

这对江门来说也不例外。

因此，江门的廉政金制度必须接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考量。

也就是说，只有在厘清廉政金的制度前提预设迷失和消除廉政金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缺陷的基础上，廉政金制度才能成为一个好制度，而不是半路夭折或争议不断。

6月26日凌晨，一小偷在兰州市一户居民家中行窃时，恰好碰到独自在家的一位老人犯心脏病，情形危急，良心未泯的小偷给垂危的老人打水服药，帮助老人脱离危险。

家中未丢失任何物品，家属希望能当面感谢“义贼”(6月28日《兰州晨报》)。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论从古至今。

这条新闻被一网站拿来做了辩论的素材，主要探讨的是支持还是反对家属感谢“义贼”。

支持者认为，偷窃和施救并不冲突，救人应该得到答谢；反对者认为，答谢小偷会助长不良风气。

该不该感谢救人的“义贼”呢？因为赞同“人性本善”，所以笔者支持老人家属感谢“义贼”。

小偷入侵公民住宅违法不假，但入室盗窃跟行善举救人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小偷盗窃属于侵财违法，除非个别穷凶极恶者，一般不对事主的生命构成威胁。

小偷入室当然不好，但老人因为小偷的施救而保住了性命难道也不好吗？“义贼”救人论证“人性本善”。

小偷入室盗窃恰逢老人犯病，彼时他可以有四个甚至更多选择：一是不理老人，继续盗窃，然后走人；二是不理老人，停止盗窃，立即走人；三是救助老人后，立即走人；四是为了不被报警，对老人进行捆绑，继续实施盗窃。

选择一、二和四，盗窃成不成和违法、犯罪性质的转化是另外一回事，主要是老人都可能因此丧命；之所以选择三，是因为该小偷虽然犯法但良知尚未泯灭，“人性本善”使然。

一心迷是真身，一心觉则是佛。

也正因为有“人性本善”常识，才有了佛家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笔者认为，一时的失足并非十恶不赦，相对于生命垂危的老人来讲，此时救人的“义”已经战胜了入室盗窃的“不义”。

小偷救人，显然是舍小恶而行大善。

预防违法和打击犯罪，确实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

笔者认为，没有谁天生就是违法和犯罪的胚子；笔者还坚持认为，全面改善民生是逐渐减少直至彻底消灭违法和犯罪的重要法宝。

重庆农民付某的蛙场被划入李渡工业园区，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遭到强行爆破，付某因此将爆破公司告上法庭。

由于园区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付某的诉讼请求最终被驳回，对此管委会回应称系“表达意见而已”，听不听话是法院的事(6月28日《新京报》)。

司法审判被发函“警告”“不得一意孤行”，显然是权力干扰司法公正的一个显著的例子。

法院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被冲垮了，失守了，人民群众就找不到说理、说法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就必然是无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不会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也令我想起了一位令人尊敬的“一意孤行”的法官———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表示希望亲自进行审判，不料遭到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的拒绝。

国王十分不快地问：法律基于理性，我和法官一样具有理性，为什么不能审案？科克反驳道：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