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
两位女作家，一南一北，一位笔触温婉绵长，一位字字拳拳革命之心。

王琦瑶和林道静，分别代表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女子，相似的对爱情的向往；相似的面对风雨飘摇中的青春的迷茫；相似的青春底色，一个赤红的荡气回肠，一个杜鹃啼血的悲凄婉转——同是鲜红，道出的确是迥异的人生际遇，平行线似永不相交的苦涩离愁。

然而，女子的命运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谱写的多是道不出的悲，恰似一个历经人间沧桑的将死之人，欲在弥留之际长恨当歌，却被一只大手扼住喉咙，喑哑不能言——在古，那“手”是男尊女卑；在近现代，那“手”便是女子们所生存的时代。

男女平等的思潮席卷了王琦瑶和林道静所处的时代，让所有女子以为自己可以真正掌握命运，殊不知，乱世之内，不论男女，试问谁能决定自己无数的人生岔路口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那些权贵们也只是被更有权贵者推着前行，更何况王琦瑶和林道静这两个弱女子？即便是贵为“三小姐”的王琦瑶，纵使是最终成为共产党人的林道静，她们的命运和大众一样都只是无根的浮萍，任凭乱世的风雨来回吹打，落寞地融入在一片喧嚣中。

倘若无人记叙下这些女子的青春之殇，纵然穿着相同的碎花旗袍，站在相同的上海里弄，望着白鸽在天际划过的轨迹；纵使穿着相同的囚服，踏进相同的监狱遗址，看着共产党的纪录片，但又有谁会在意在这背景下曾经演绎的人生？倘若没有王安忆，没有杨沫，没有那些呕心沥血书写别人的，也是自己的青春的作者，只怕那一段段、一曲曲青春之歌会默默无闻地融入一片夕阳中——那炽燃的绚烂烧尽苍穹，连同江南的、北方的女子们喑哑的怨与伤也一起燃尽成灰，被历史的年轮碾成埃土，飘零于尘世，再也无人记起……
成长与“恨”总是总是无法割离的。

对于林道静，杨沫试图把小说中心放在一个有地主阶级背景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有迷茫，但那也是自身对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深刻所致。

在当时的创作背景下，青春之“恨”之于革命是无意义的，必须被弱化甚至被剔除的——当时的青年就应该投身到解放中国的革命中去，怎么能有闲心自顾自地感伤青春？在当时，个人只有成为集体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

在战争时期，“大我”总是被无限放大，“小我”总是被忽视的。

而在中国更是如此，那些关心自己的前途和物质生活的人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总是被戴上卑鄙自私的脸谱，比如余永泽。

然而，正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革命，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说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条革命之路走得越深入，对一种理论研究越透彻，就越应该感到迷茫困惑，但是《青春之歌》背景下的中国，忠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至上而下都陷入一种近乎被洗脑的状态，对革命的前途坚定不移，马克思主义必定是正确的。

所谓青春之歌，本应是多彩的歌，却成为一首红歌。

个人前途和成长之“恨”在《青春之歌》中被简化为“迷茫就去研读马克思”和“接工农兵教育改造”。

无疑，在杨沫所处时期的作家始终是难以摆脱人物脸谱化，成长道路局限于对革命的参悟和理解逐步加深。

倘若当时的年轻人真如书中所写那般满脑想着爱国、革命，那么他们的成长之“恨”也许就是知识分子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遗憾与可悲了。

而同样是关于成长，王安忆却用女性细腻地刻画出了王琦瑶的一生际遇。

中庸在王琦瑶的身上可谓体现到极致，美而不惊，世俗中又有超脱之雅。

而那美，是泸上之美；那雅；也正是泸上之雅；而那绵长的“恨”是王琦瑶之恨，也是上海的女儿们共通之恨。

尽管不是所有“泸上淑瑗”都能成为“三小姐”，尽管不是上海女子都有王琦瑶的人生机遇，然而王琦瑶的年华，一个上海女人的年华，
镌刻下的辛酸与泪水，却被王安忆用笔谱出了一曲悲歌，触动每个泸上女子心底深处的情弦，萦绕在孤独的上海，久久不散……
王安忆说，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

片场是王琦瑶的长恨歌的第一幕，也是最后一幕。

王琦瑶是聪慧的，从初入片场的少女到《泸上淑媛》的照片刊载，再到成为三小姐，聪敏的王琦瑶学会成人世故的处事方式。

成人的王琦瑶，是独挡一面地过生活。

骨子里多了一些对世事的忍让，做什么都是夹着尾巴，留一条后路的。

这也许是大多数人人必经的成长过程，只是早熟而聪敏的王琦瑶把这过程缩短了许多。

然而，每当仔细回想起王琦瑶的这些变化，却莫名地感到一阵悲伤，一阵怅然若失。

好比是众所周知的必然的变化被缓缓地、不知不觉地呈现，倘若无人提醒，也就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然而偏偏王安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醒一次，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成长的真相——一个本是单纯可人的少女竟就这样在人世辗转中变得现实世故。

至此，成长本身就成为“恨”的一部分，那“恨”既是对“成长”本身的无奈，亦是对纯真年代的缅怀与追念。

爱情的背面总是镌刻满漫漫无绝期之“恨”。

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形势所迫。

孤立无援的少女遇到了白马王子式的浪漫温柔的余永泽，怎能不心动？然而余永泽的真实面目却被设定成不察时政，只顾自身前途的安于现状的小人——实际上他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形象。

而对于江华，我更愿意相信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革命同志间的惺惺相惜与友情。

江华不会像卢嘉川那样为了林道静的声誉的退避与忍让，而是在她被捕时说着“这是革命对你的考验”消失在字里行间。

江华更像是“革命”的化身，而不是一个让林道静真真切切爱着的“人”。

无疑，卢嘉川才是林道静的真爱，但是这份爱的合理性却是经不得推敲的。

作为一个有夫之妇，过多地与卢嘉川独处，甚至爱上卢嘉川，这在伦理上和道德上都是为人不齿的。

而当卢嘉川被明确告知她有了丈夫，为了林道静的声誉，他几度避而不见，虽是一个谦谦君子所为，却让林道静的爱更加躁动。

转折点是那一叠印刷品，卢嘉川最终将它们交付给了林道静，而林道静小心地保存着它们，并且凭着对卢嘉川和对理想的爱百分之百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在革命套数下，林道静自发地将这叠印刷品派发出去，不惜装作与他人偷情的模样自毁清誉，颇有些忍辱负重而献身的觉悟；同时，她从盲目随流地参加游行，到主动谋划一切，已经再不是卢嘉川所说的“为了逃避的理想”而是真正地为了理想而勇于前进。

然而，卢嘉川最终却牺牲。

倘若最初林道静和卢嘉川是爱却不能厮守，那么卢嘉川的牺牲就是把悲剧色彩推到极致——生死两茫茫对于相爱的两人是永远无法跨越的“恨”。

之于杨沫刻意淡化的林道静的爱情“隐恨”，王安忆谱出的王琦瑶的爱之“恨”显得格外悠远绵长。

那个学铁路的程先生，爱照相的程先生，迷恋王琦瑶一辈子的程先生。

40年代他在王琦瑶生命中扮演的是兄长的角色或者经理人的角色。

60年代的他是以丈夫的方式照顾王琦瑶。

他的前半生几乎都是耗在这个女人身上。

见到十月怀胎的她，分娩的她，一个丈夫该做的，他——程先生，都做了。

然而，一切的付出，却只换来王琦瑶的一个抽身离开。

一个男人，为了王琦瑶几乎付出自己的一生，不知道在她临终前是否会还会想起程先生，感到一丝欣慰：毕竟，有一个男子如此负责而认真地爱过自己……
李主任，是王琦瑶用前程和青春投进去爱的人，最后却用飞机失事的方式来走出王琦瑶的生命，就这样她生命中第一个喜欢的男人离开了，永永远远地离开了。

康明逊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是一个懦弱的男人。

王琦瑶看上他喜欢他并甘心为他生儿育女，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自己往低处走，别人怎么扶也扶不起”。

老克腊——张永红的年纪，喜欢王琦瑶。

这是一段畸形的爱恋，祸起萧墙。

他是王琦瑶生命中最后的一个男人，是结束王琦瑶生命的导火线。

王琦瑶的生命中出现了六个男人，或许她只爱过其中的两个，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属于与不属于她的男人最后都是离开了她，都只是她生命的过客而已，生命轨迹短暂的相交后，面对的，只有越来越远的别离……
一生浮梦，魂断恨未绝，死于长脚手上，王琦瑶方才记起片厂床上的女人是自己。

从末页翻到开端中片场的那一幕，书页好似流年，四十年来的浮华、爱恨，先是透过王安忆的笔缓慢悠长地演绎了一遍，又在翻页中牵出那一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书页的回声仿佛喑哑地唱出那曲长恨之歌，永不断绝……
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可以看见两位作者对青春之恨不同刻画。

杨沫迫于政治形势，用“革命”掩盖了几乎所有“隐恨”，然而还是可以从中一窥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深情，在卢嘉川被捕的漫长时间里，林道静无处寄托的思念就全映射在她不时翻看宣传物的愁情之中。

而这份深情却被生死割离，死别前的留书，将悲剧色彩推向高峰，留下无尽的爱情之“恨”。

而王安忆笔下的“恨”毫不掩饰，亦不张扬做作，用局外人的眼，局内人的心，以恨为曲，以泪填词，谱出一曲离歌。

到头来，自以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林道静和王琦瑶，一个在不知不觉中被革命洗脑似的欺骗自己的内心，把应有的青春之恨简单地用革命掩盖，另一个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被一次次刺伤，那点小女人的聪慧只是让她更可悲地沦为男人的玩物而已。

无论是在古的男尊女卑还是在近代的政局所迫，女人都不曾真正抓住过自己的命运。

林道静和王琦瑶，行走在迥异的人生道路，然而浮萍似的命运却殊途同归，喑哑地唱着长恨不绝的歌，那歌，是青春之恨，更是身为浮萍的飘摇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