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_英国_日本_台湾_公众参与架构下的社区设计

公众参与架构下的社区设计理念“公众参与”与“社区设计”最初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在美国社会出现，不仅是源于专业界内的反省，而且是面对失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机制所引起的一连串城市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以及“反文化”运动等，社区的人们所做出的应对。

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几经努力，最后才使这一机制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环境管理与城市规划制度的重要决策机制。

在此过程中，也构建起了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意识成为社区得以组织起来并就自身未来付诸行动的关键所在。

“社区意识是被建构的，它是一个市民社会浮现的条件之一。

这是一种政治过程，将人们由一种自在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转化为一种自为的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ｔｓｅｌｆ）。

这是一种历史过程，它以草根的社区重构了社区之意义，这也是经由社区赋权重新定义社区的过程。

”　１理查德・哈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ｔｃｈ）曾整理当时社区设计的各种尝试，界定其范畴。

这些重要主张，深深影响了其后西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走向，也体现在行动组织如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Ｏｕｒｓ）的宣言、通讯以及行动中２。

有鉴于此，社区设计者提出的策略是：人与营造世界间的激进改造。

在这一策略中，核心的议题就是“参与”。

这一议题要求：第一，重新思考人们的创造与渴望；第二，参与的意义在于对参与者的作用；第三，唤起去异化的需要；第四，重温营造环境的能力，经验共同工作的乐趣，发展出质疑人造世界的能力；第五，有一种对能力、基本需要的深沉动力，可使人类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第六，参与的目的不仅在于拥有好的建筑物，而是在于成为好社会中的好市民，以及进一步成为有自信、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好人。

呼应当时的社会条件，社会设计者提出驾驭社会变动的纲领，界定建筑师的历史任务，他们不仅提出改造后的世界，也建议了改造的手段。

在这一纲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人的再生产置于城市的再生产之上，确认重建人的主体性与社区的重建是紧密结合的。

在社区设计的概念中，美学不是一个孤立对象的品质，而是融合并体现于社区生活之中，与个人体验和日常经验密不可分。

新城市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众多设计理念，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对社区的组织和建构上。

他们认为建筑的成功从根本上说不取决于建筑个体的成功而在于完整社区的营造，这一点是”新城市主义”一整套多层次的城市设计原则的依据，其目标是建立公共空间秩序、步行尺度和邻里个性，以此来推动构建合理的社区。

邻里、分区和走廊是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基本组织元素。

他们所构筑的未来社区的理想模式是：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与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的整体的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

“新城市主义”从邻里出发的城市设计原则包括这些方面：第一，城市和发展区必须有清晰的边界，以控制市郊的无限扩张；第二，需要建立完备的、在公交设施支持下的步行道路系统；第三，建立系统的城市开放性公共空间；第四，每一个邻里中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作为中心，用于当地的社会和商业交流活动；第五，一个健康的邻里应该包容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类型的活动；第六，单体建筑设计应该尊重周围的城市肌理和当地传统，同时需要担当限制街道、公园、绿地、广场和其它开放空间的角色和责任。

尽管新城市主义在新型社区的设计和开发中已经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但还不能说它已经被接受为适于主导未来社区发展的模式。

原因之一是新城市主义的实际设计标准和执行操作尚未能完全与北美地区的法规框架相匹配；同时，房地产业高度分隔形成的土地使用分类（如单户住宅地、多户住宅地、零售、办公和仓库用地等），每一种类别都有其不同的运作方式、市场、行业组织和融资来源，这也是使新城市主义难以很快被广泛采用的原因。

然而，现实操作层面的阻滞恰好说明，新城市主义并非如我国目前推崇的那样仅是一种都市居住概念，仅仅意味着步行可达、节约资源和效率等具体的指标。

它对城市社区的理解，是将之视为民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介于国家社会和家庭团体之间，而为现代人追求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生活质量并最终自我完善的基础单位。

它崇尚自然与社会的融合，强调“以人为本”并注重保持城市形态的多样性，目的在于形成市民认可、使人具有美国＋英国＋日本＋台湾：公众参与架构下的社区设计□　李小敏66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态社区，并促使居民发展对保持社区活力、促进社区发展与进步所必需的责任感。

公众参与社区设计实践美国１９５１年纽约曼哈顿区区长华格纳（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ｇｎｅｒ）首次创设了社区规划议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提供社区参与的机制，其后１９６８年依纽约市宪章正式将全市划分为６２个社区地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并设置社区理事会扮演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咨询角色。

１９８９年纽约市宪章再次修订，制定了统一土地使用审查程序（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ＵＬＵＲ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审查程序与社区理事会对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事项表达意见、公听、投票流程以及提交推荐方案的标准流程，从此在制度上确立了社区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决策体制中的必要途径。

１９８８年起西雅图则由邻里经费补助方案（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ｕｎｄ　，　ＮＭＦ），协助社区完成许多邻里公园、社区学校、公共艺术、交通安全、庆典活动的社区改善。

这个邻里计划（Ｓｅａｔｔｌｅ＇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ｌａｎ）除了经费的补助外，也要求社区的组织动员、参与付出以及必要的培训教育。

在每年众多的提案当中，西雅图邻里局以下四个原则作为方案补助选择的考虑：第一，必须有利于公益；第二，最终的结果有利于社区发展；第三，必须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完成；第四，必须完成邻里规划方案，邻里组织方案或邻里改进方案。

这些邻里计划通过后，会作为西雅图当局修订城市计划的依据。

这种由政府补助协助邻里组织，具体表达对都市长期计划意见的作法。

一方面内化了社区民主化的动力，使之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强化了城市计划的完整性与正当性，使城市发展能成为市民共同意识的体现。

英国１９６９年利物浦的庇护邻里行动计划（Ｓｈｅｌｔｅ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ＮＡＰ）首次促成了建筑师参与邻里居民共同工作。

同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服务社区的建筑咨询组织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Ｕｓ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是早期专业者进入社区的初步尝试。

１９７６年皇家建筑师协会（ＲＩＢＡ）成立了一个社区建筑小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Ｇ），开始推动社区建筑与全国网络的建立，１９８３年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社区技术协助中心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ｉｄ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ＣＴＡＣ）成立，并开始促成英国的社区建筑由社区技术协助转变为强调使用者参与的取向。

１９７１年第一届国际设计参与会议在曼彻斯特举办，１９８１年公众参与被定为欧洲都市复兴年的主题，国际行动不断刺激著英国国内仍较保守的政府体制。

１９８４年查尔斯王子在ＲＩＢＡ演讲，公开支持社区建筑（设计），鼓励了社区建筑在英国的发展。

１９８６年ＲＩＢＡ与《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合办第一次社区建筑专业奖励计划，鼓励各地提出具有创意的社区参与计划。

同年在历经多年与传统专业者的斗争后，社区建筑的推动者汉克尼（ＲｏｄＨａｃｋｎｅｙ）赢得皇家建筑师协会理事长的选举，标志着鼓励建筑师走上街头，协助居民，提供技术，筹募经费并协助社区居民向政府争取发展资源的专业主张，终于在专业界成为主流。

日本日本的公众参与社区设计起源于６０年代末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历史资产保护运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许多自然与历史资源面临严峻形势，更促成日本人对故乡自然资源与历史资产保护的共识。

１９６６年仓居民为了保护古都周边山景风貌的完整，避免被开发者辟成高级住宅区，由居民发起募款１５００万日元买下这块土地以确保山坡绿地的完整并把它向市民开放。

当时仓市长曾表示，支持这个运动不只是对过去的怀念，更代表日本人对未来的期望。

这项获得日本国人普遍支持的行动成为今日日本国民信托基金创设的开始，并且也促成了政府对京都、奈良、仓等古都整体风貌保护的重视与古都保全法（古都历史风土保存特别措置法）的订立。

从６０年代开始，社区居民自发组织保护历史街区的活动在日本全国迅速推进，促使１９７４年成立了结合全国各地历史街区保存民间组织的全国町并保存联盟，以强调地域文化历史的保存与再生暨地域文化历史环境的活化为目的，并以推动全国各相关组织的交流互援，与向政府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言为主要工作。

１９７５年文化财保护法因而修订，确立了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的制度。

２０００年全国町并保存连盟于宫崎县日南市正式通过了“历史街区聚落保存宪章”，以促进人民尊重地区性的历史文化，创造温馨骄傲的街区，确保可持续的生活环境，并实现以居民为主体的城镇。

台湾１９９４年，台湾“行政院”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并说明是结合日本“町造”、英国“社区建筑”与美国“社区设计”等三个概念的施政计划，强调社区生命共同体意识、社区参与和社区文化。

它大致采取日本的观念与作法，先依据社区特色从各种角度切入，然后带动其他相关项目，例如地方产业文67化包装、民俗活动开发与街道景观整理等，最后整合成总体的营造计划。

然而，这种强调社区景观、地方产业与文化展现的作法，也使部分人士怀疑社区发展政策转变的方向，及社区发展与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的可行性。

从其纲领来看，它主张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代表一种宁静的革命或思想模式的转变，其结果不仅在营造新社区的形成，也要营造新个人、新社会与新文化的风貌；不但要找回个人的感性，也要营造可以永续经营的家园。

花莲县光复乡太巴社区的文化重建与嘉义县新港乡的造街计划等皆是社区总体营造的范例。

总　结在“建制建筑”生产中难以化解的个别建筑与城市环境对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对立、业主与使用者对立、专业者与社区对环境控制权力对立、都市发展与生态保育对立等各种基本问题，是当今城市空间生产与环境营造最难解决的制度性问题。

为解决这一矛盾，社区设计引入了一个新的介入角度，即立足于地域性与社会性之上的参与实践，以此改变专业者与城市使用者之间的距离问题与权力关系。

在这种新的实践类型中，建筑师（规划师）要进入社区，直接与居民对话，加入他们成为同一阵线的战友，甚至成为社区的一员，变成局内人和社区一齐积极主动地为改善城市及社区生活环境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