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竹篇序》与陈子昂6页word文档

《修竹篇序》与陈子昂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的“兴寄”主张，千年来受到极高的评价。

最早极力推崇陈子昂的是他的好友卢藏用，他在为陈子昂的文集所写的序中说：“宋、齐之末，盖憔悴矣。

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庚，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么。

《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

’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

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应该说朋友之论，难免谀词，然而这却为陈子昂的评价问题定下了基调。

其后历朝历代的人，如李华、独孤及、梁肃、韩愈、姚铉、陈振孙、刘克庄、元好问、高棅、胡应麟、王世贞、翁方纲等无不沿袭此说。

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新唐书》时更把这种观点写入正史：“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新唐书·陈子昂传》）成为千古不易的定论。

20世纪的多数学者虽也批评陈子昂忽视形式的趋向，但都基本肯定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如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林庚、刘大杰、吴明贤等均从正面肯定了陈子昂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

不过，也有人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及其评价持不同意见。

如颜真卿就说：“是以沈隐侯之论谢康乐也，乃云：‘灵均以来，此未及睹。

’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郑在人，理乱由俗。

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
（《颜鲁公文集》卷十二《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皎然也说：“卢黄门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乎？’余因请论之与曰：司马子长自序云：‘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五百岁而有司马公。

迩来年代既遥，作者无限。

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三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时远；齐有谢吏部；梁山有柳文畅、吴叔庠。

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岁之数独归于陈君乎？卢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宇，上掩曹、刘，下遗康乐，安得可耶？”（《诗式》卷三）李于鳞云：“唐五百岁古诗，而有其古诗。

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20世纪的学者秦绍培、刘石、王志东等也对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他们认为陈子昂对南北朝诗歌全盘否定，而无视南北朝诗歌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很偏颇的，陈子昂仍然恪守着儒家道德教化的文学观……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子昂并没有提出超乎前人的更新理论，他的文学主张是借复古以倒退复辟，只能是对文学的反动。

可以说这些意见是截然相反的，本文试图简略谈谈自己的看法。

人们普遍认为陈子昂的《修竹篇》诗序是他文学主张的集中体现，即提倡汉魏风骨，反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文风，标举“风雅”、“兴寄”。

现将《修竹篇序》附下：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

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

”仆亦以为知言也。

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由此可知，陈子昂的《修竹篇》是与友人唱和之作，因此“兴寄”说的提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从序言的行文看，陈子昂只是在对东方虬的诗作评价时透露出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并不是正面的理论阐述，缺乏逻辑的严谨性和充分的论证。

卢藏用说“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应该是朋友之间的谀词。

当时的真实情形是，陈子昂死后很久，诗人崔颢还在大量创作“齐梁”诗，他甚至拿着这些诗到处去干谒。

（《全唐诗话续篇》）王之涣的诗也大多有“齐梁之风”。

（《唐才子传》卷三）至于沈佺期、宋之问所发展的声律诗风更是天下好之。

陈子昂死后约三十年，李白还在高唱“将复古道，非我而谁。

”（孟綮《本事诗》）殷璠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海内词场，翕然尊古”。

（《河岳英灵集·总序》）考之现存全唐诗文，确属事实。

聂文郁先生说过：“陈子昂在初唐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管是谁对他都是肯定的。

”“但是，像韩愈、欧阳修等所说‘始高蹈’、‘始变雅正’等句，把‘始’字无条件地加在陈子昂身上，好像在初唐诗风改革的问题上，他是揭竿而起的第一个人，一概排斥了他以前与他同时的人的努力，特别是包括王勃在内的四杰的努力，这怕多多少少地不符合事实，因而也是不公允的。

”的确把文学的发展变化归功于一人的说法，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齐梁文风沿袭已久，绝大多数文化人毕生濡染着、浸淫着，不是
说声变就可以变得了的。

众所周知，隋文帝着眼于文学与政教得失的关系，对齐梁文风已试图扭转，虽然收效甚微。

李唐统治者在以武功取得政权、统一全国后，鉴于六朝以来“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的历史教训，着手一系列文治措施，试图求得王朝的长治久安。

唐太宗曾明确提出反对浮靡文风！他亲自撰写诗文表明自己“慷慨怀古，思彼哲人”之心，号召“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帝京篇》诗序）。

初唐一些史学家如魏征等人，秉承唐太宗的旨意，对齐梁以来浮艳轻靡的文风大肆口诛笔伐。

他们提出了南北文学“各去其短，合其两长”、“文质兼备”的主张：“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

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初唐四杰登上文坛后，也对宫廷绮艳轻靡的诗风大加批判，提出诗文应该“刚健”、有“骨气”。

可以说初唐诗风的变革，是上至天子下至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且就《修竹篇序》本身来看，它猛烈抨击“文章道弊”和齐梁诗风，着意纠正“彩丽竞繁”的文风，要求高扬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从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不能不说失之偏颇，缺乏历史的科学态度。

众所周知，“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

”以诗而论，“六朝是中国自然诗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寻求音乐的时期。

从六朝起，
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才创新形式，才寻新情趣，才有较精研的意象，才吸收哲理来扩大诗的内容。

”不可否认，只有内容和形式都不断创新完美，文学才有可能达到“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

南北朝诗歌在内容上的审美开拓以及在形式上对诗歌形态美的探寻，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可以这么说，没有南北朝时期对儒家文艺观的突破和对诗歌审美价值的追求，就不会出现唐代诗歌“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繁荣局面。

至于说它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能因此而否定它。

初唐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发扬建安文人那种远大抱负和慷慨意气，如何吸取六朝文学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创作出“文质相炳焕”、“声律风骨兼备”的文学作品来。

陈子昂在理论上对六朝文学特别是对齐梁文风进行总体否定，不能不说是艺术发展的退化。

他对六朝文学的批判远不如魏征等人所倡导的合南北文风之说那样具有指导意义，即“掇彼清音，简兹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陈子昂在生前几乎无人提及，死后除友人卢藏用外，要到三十多年后才首次被李白提及。

李白虽然说他是“凤与麟”（《赠僧行融》），但这只不过是文人相惜的夸饰罢了。

后来杜甫、韩愈、白居易、元好问等都极力推尊陈子昂，韩愈甚至将陈子昂捧到“国朝文章”、“始高蹈”（《荐土》）文人第一的地位。

对此我们应当知道，后人对前人的继承总是要将前人与自己追求的相通之处加以凸现，比如杜甫看重的是“忠义”、韩愈看重的是“文章”，元好问看重的是“诗歌革新”，都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我们做全面分析评价时却不能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因为古人的批评大都只言
片语，较少系统论述。

前人对陈子昂的推崇或批评，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而是必须进行思考取舍。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上帝说：你要什么便取什么，但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2、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

没有它，天才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

3、当你无法从一楼蹦到三楼时，不要忘记走楼梯。

要记住伟大的成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学会分解你的目标，逐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