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家对史实的重建与阐释过程
宋史的总结
宋史的总结引言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封建王朝的历史。
通过研究宋史，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宋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探索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发展。
本文将对宋史进行总结与分析。
一、编纂层次和目的宋史由司马光主持编纂，历时19年，共291卷。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综合性编年体史书。
司马光在编纂宋史时，注重权威性和客观性，力求还原当时的真实历史，避免个人观点的干扰。
因此，尽管宋史存在一定的篇幅和内容限制，但它仍然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编纂宋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记录和宣扬宋朝的政绩和文化成就，展示北宋和南宋的治理之道；二是为后世提供历史借鉴，以避免重蹈覆辙。
司马光在宋史的序文中强调，编纂这部史书的目的是“示人知政事，以导有司”和“述当时之舞文腾挪，以追忌焉”。
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引导当时的官吏遵循先贤的治国之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智慧。
二、体例与内容宋史以出自《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为基本形式，以年份为单位，记录了北宋、南宋每一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它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在体例上，宋史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编写，每年的内容包括了君臣相处、政务处理、战争动态、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方面。
而且，宋史注重分期分段，将重大历史事件划分为不同章节，以方便读者查找和研究。
在内容上，宋史不仅涵盖了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英雄人物，还有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
这使得宋史成为一部具有广泛社会参与和观察精细度的史书。
三、宋史的价值与意义1. 历史价值宋史作为一部正史，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宋史详细记录了北宋、南宋两个王朝的兴衰史，为我们研究宋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其次，宋史注重事实，力求真实客观，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历史记录。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阶段之一、宋代史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并开创了自己的新方向。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是“经学化”和“文化史学化”，它们相互关系紧密，互为因果。
首先，宋代史学的“经学化”趋势是在前代史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经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它强调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注重文献的教义和价值。
在宋代，经学成为主导的学术思想，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史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常常运用经学的方法和理论，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解读和引证，来寻找历史事件的真相和道德规范。
他们通过研究和编纂历史文献，将史学纳入到经学的范畴之中，并强调史学的学术性和规范性。
这一趋势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宋代史学的“文化史学化”趋势是受到当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宋代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尤其是文人士大量产生，社会风气开放自由。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提出了“文化史学”的观点。
在文化史学的视角下，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事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历史事件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探讨文化如何推动历史发展。
他们认为历史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历史的核心和灵魂。
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历史中的人文因素，如文学、艺术、思想、道德等，重视历史事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宋代史学的“经学化”和“文化史学化”这两个发展趋势相互关系紧密，互为因果。
一方面，经学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的规范化和学术化。
经学的严谨方法和理论体系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更加注重证据的基础和逻辑的严密性，使史学研究的水平得到了提高。
另一方面，文化史学的兴起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更加关注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不仅仅关注事实本身。
这种关注文化的视角使史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特点。
宋代的历史学与历史研究
宋代的历史学与历史研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和历史研究也备受瞩目。
宋代历史学家以其独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从宋代历史学的特点、发展和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宋代历史学的特点宋代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其独特的特点。
首先，宋代历史学家注重考证，追求史实的准确性。
他们重视收集、整理与比较历史资料，严谨地进行文献研究，以确保历史研究的可信度。
其次，宋代历史学家注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历史演变的规律性。
他们试图从历史事实上找出规律性的因果关系，以便深入剖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趋势，并进而预测未来的走向。
此外，宋代历史学家还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认为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通过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点和政治思想，来探讨历史的演变和决策的形成过程。
二、宋代历史学的发展宋代历史学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是史学理论的进步，宋代历史学家开始形成了以“史”为核心、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观点。
他们倡导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历史文献研究，来揭示历史的真相。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创新。
宋代历史学家首次提出了史事分期、建构历史年表的方法，这为后来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例如，司马光创立了“续资治通鉴”一书，系统地整理了自唐代到五代十国的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分期和整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宋代历史学家还注重历史地理的研究，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世界地证学”和“中国城邑学”等学说，对历史演变中的地理因素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三、宋代历史学的影响宋代历史学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为后世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影响了后世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并与之形成了学术传统。
其次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推动。
宋代历史学家以其深入研究和广泛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为后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思路。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环节。
疑古是指对古代文献和史料的怀疑和考据，考古则是通过发掘古代遗址和文物来研究历史，而古史重建则是将疑古和考古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重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疑古方面，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史料的深入研究，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矛盾和不合理之处。
因此，他们提出了许多疑问和假设，对古代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考证。
例如，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不少学者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发现了诸多疑点，认为这段历史可能并不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确切。
在考古方面，近年来的一系列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对于三皇五帝时代的考古发现，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全新认识，解决了许多疑古问题。
在古史重建方面，学者们将疑古和考古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重建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碳-14测年等，对考古所得的文物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再结合文献资料，对古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之间存在密切的和相互影响。
疑古是考古的基础，没有疑古的深入探讨，考古工作就难以展开；而考古又为古史重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研究对象。
古史重建的结果又可以为疑古和考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推动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历史研究环节。
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对古代历史进行更为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
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之间的和互动，以推动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疑古与重建的纠葛：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与上古史重建疑古与重建，这是历史学研究中一对既相互依存又充满张力的概念。
在探讨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通过分析顾颉刚、傅斯年等知名学者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来深入思考上古史重建的问题。
顾颉刚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平事迹补正——以新见碑志为中心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０［基金项目］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Ｂ。
［作者简介］王建勇（１９９０－），男，重庆彭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献与文化研究。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平事迹补正———以新见碑志为中心王建勇（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摘要：碑志是一种文体格式性明显、载体物质性突出的特殊文本形态，内容多以叙述志主生平经历、世系渊源、婚姻情况等为主，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实是断代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
今即择取二十余种新见宋代碑志，充分挖掘其中蕴涵的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卒、登科、仕宦等有效信息，并与传世文献参较、互证，以补订《宋史·宗室世系表》《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等著述的阙漏、错谬。
关键词：碑志；《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０８－０６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卒行年、登科年代、仕宦经历的考察，主要凭借传世文集、史书、方志等载录的行状、墓志、碑铭、传记等文献资料，其中绝大多数是以纸本形态保存、流传。
近年来，新出碑志史料层出不穷，除可资补充、修正传世典籍的不足、错误，更可充实相关研究的内涵、拓展现有研究的空间，相关论著也颇夥，兹不赘举。
章国庆先生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广收博觅，整理、辑录宋代宁波地区各类碑石、拓片等近两百种，嘉惠学林。
这些经四处寻访而获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内容丰富多样，且又多为历来典籍文献所失收，对于补正《宋史·宗室世系表》《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等著述大有裨益，尤其可以增补、修订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
一、《宋史·宗室世系表》补正《宋史》是研究两宋历史的必备史料，全书计４９６卷，前后仅用时两年半即纂修完成。
大宋王朝300年兴衰的全程解说
大宋王朝300年兴衰的全程解说2008大宋王朝历史解读盛大开场，中国最炫丽王朝的盛开与谢幕，掀起2008大宋王朝热，2008年历史阅读最大亮点、最具潜力畅销书、天涯论坛、新浪博客、百万网友狂热点击，《如果这是宋史》掀起读史新一轮热潮，历史的真相和权谋，战争和杀戮,天道和人欲在宋史开始了，白化正说宋史300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为大家播讲，由高山流云写的《如果这是宋史》本书从宋太祖赵匡胤充满传奇和争议的一生说起，全程解析大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帝国初期的历史迷局，把中国五代十一国各个朝代的更替以及一次次政权纷争，一个个历史疑案，一一罗织在轻松幽默的解说之中，是一部长达300年的煌煌宋史，在侃侃而谈中尽解一切真相、尽得其中真味。
从远古流传至今的历史,本就是真假参半，也许就在那些古老优雅的繁体字刚刚组合成官方史书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是些谎言了。
为了皇权的尊严，为了统治的需要，或者儒家所说的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历代贤士的人把曾经的真相隐藏在明暗交界的角落里，千年之后，只剩下如果。
尤其是宋史，宋朝盛产太多的君子，随时定性别人是小人，无耻到根据需要篡改事实甚至人身攻击，一切都太不可信了。
更何况我还要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些我个人的所谓发现和见解，所以只能叫《如果这是宋史》。
中国这一段的历史要从一个人的离家出走开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赵匡胤。
当时的时候已经21岁了，娶了媳妇也有了儿子，此前的生活呀，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特别点的事发生，至少啊史书上没有记载。
21年哪，就这么平淡无聊的过去了，而且早婚早育，应该说活的很经典，和每一个忙着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普通人一样，但是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却很不得了，据说声光电俱有色香味俱全，而且之前的十个月呀，他老妈就宣称了梦到了太阳钻进了她的肚子。
朋友们，太阳在咱们中国是不是很好色呀，隔个百八十年的就钻进女人肚子里一回，真是混账！最奇异的是什么呢？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体有金光，三日不散，而且胞衣如菡萏，于是啊，这些都成了赵匡胤日后之所以伟大非凡的理由了，让您说说这赵匡胤可怜不可怜呢？这是多么严重的异形胎加新生儿黄疸呢，一连黄了三天还没好，还被人调侃了一千多年。
宋朝的史书编纂与历史研究
宋朝的史书编纂与历史研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对宋朝的历史进行全面、准确的记录和研究，当时的学者纷纷开始进行史书编纂和历史研究。
本文将探讨宋朝的史书编纂与历史研究。
一、史书编纂1. 宋朝的史书编纂背景在宋朝，由于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许多学者开始把精力放在历史研究和史书编纂上。
为了确保史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宋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史书编纂的规定和标准，如《元豢读史编》等。
2. 《宋史》的编纂《宋史》是宋朝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其编纂工作从1084年开始，历经几十年才最终完成。
《宋史》涵盖了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编纂《宋史》的过程中，通过广泛搜集、整理史料，审查和校正历史记载的准确性，确保了史书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3. 其他史书的编纂除了《宋史》外，宋朝还编纂了不少其他重要的史书，如《欧阳永叔文集》、《司马光集》等。
这些史书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为后人研究宋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
二、历史研究1. 史学的发展宋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宋朝，学者们开始注重对史书的研究和批评，提出了许多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例如，司马光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应该立足于实际，服务于社会发展。
欧阳修则强调史书的文学性和修辞技巧，提出了“文献戏谑”之说。
2. 史学家的贡献宋朝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史学家，他们为宋朝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他通过搜集和整理历史记载，编写了这部全面的通史。
欧阳修则通过撰写史论和史话，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3. 历史研究的成果在宋朝，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史书和史料，揭示了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
他们深入探讨了宋朝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等，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考古学家如何重建古代社会
考古学家如何重建古代社会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文物和其他考古材料的研究，尝试重建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本文将以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为线索，来探讨考古学家如何进行重建工作。
一、政治结构的重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考古学家通常通过分析城市复合体、宫殿遗址和古代文献等材料，来尝试重建古代政治组织的形式。
例如，通过城市中心的建筑和城墙的分布，可以推测出城市的行政中心和权力结构。
而对宫殿遗址的研究，则可以揭示统治者的居住地、宫廷功能和政府机构的组织方式。
二、经济结构的重建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考古学家通过考察古墓、贸易物品和农业遗址等，来重建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
比如，从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贸易往来，从农业遗址的布局和农田的分布可以推测出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
三、文化特征的重建古代社会的文化是其核心内涵之一。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代建筑、遗址的艺术品和文化遗产等，来重建古代的文化特征。
例如，通过对古代建筑的结构、装饰和布局的分析，可以推测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宫廷文化和艺术发展等情况。
而通过对陶器、银器等器物的研究，则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手工艺发展和日常生活的文化习惯。
四、社会结构的重建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墓地的分布、墓葬形式和墓志铭等，来重建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
从墓地的等级制度和墓葬形式可以推测出古代社会的阶级差异，而从墓志铭中可以了解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和家族背景。
综上所述，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文物和其他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进行古代社会的重建工作。
通过研究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揭示出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残存的物质文化遗产，而非完整的文字资料，因此考古学家的工作难免受到限制和推测。
然而，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和多学科的交叉验证，考古学家可以逐渐完善对古代社会的重建工作，为我们了解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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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家对史实的重建与阐释过程史家撰史，史料的甄别无疑是其中第一个环节，以下是搜集的一篇关于对史实的重建与阐释探究的，供大家阅读借鉴。
前言北宋中期以后，在史学领域兴起了一股以阐发儒家义理为导向的新潮流，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学界自20世纪以来开始关注，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义理史学”或“理学化史学”的称呼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近代蜀中学者刘咸炘尝谓：“宋人之于史，本偏重议论，孙(复)、石(介)、胡氏(瑗)之习既深入人心，而晦翁之学又行于世，故空持高义，以褒贬人品，而不察事势，乃成宋、元以来之通风。
”刘氏较早注意到宋代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勃兴，受此影响，史学特重褒贬义例;南渡之后，史学盛于浙东，而吕祖谦、叶适为其中“义理派史学”的代表②。
吕谦举认为：“宋代史学多强调义理精神，其用心在使史学经学化，并进而将‘经’与‘史’并为一体，同归到理学的领域去。
”③蔡崇榜教授明确将这一史学新潮称为义理史学④。
对于义理史学兴起的原因，王东认为与《春秋》学的盛行有关⑤。
刘复生教授则结合当时思想学术领域的变化，认为北宋史学理学化的动力来源于同期方兴未艾的儒学复兴运动⑥。
刘连开提出，义理史学的出现不仅有助于把历史学从唯重罗列事实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提高历史学的思辨性，而且打击了宋以前的天命迷信观念，标志着历史观念的进步⑦。
钱茂伟认为义理史学是宋明史学的主流思潮，并从史学范型转变的角度，梳理出传统史学的三大类型，义理史学即为其中之一⑧。
吴怀祺、罗炳良等人则主张，理学化只是宋代史学中共存的两种倾向之一。
对于义理史学的影响，罗炳良认为，它一方面对于提高传统史学的理论思辨层次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治史空疏学风的形成⑨。
汤勤福撰文指出，义理史学萌芽于宋初，发展于神宗、哲宗至徽宗时期，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序》，标志着义理史学理论完全形成;义理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经御史、以理阐史、重义轻利三个方面;随着义理史学的发展，它逐渐由“个人行为”演变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①。
最近，曹宇峰又以专着的形式系统论述了南宋义理史学的代表性史家及其着作②。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学者们出于重振儒家精神的目的，努力探研儒家义理，并以此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史家涵泳于这一时代大潮中，也开始重新审视过往的历史，并尝试以义理为准绳对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和组合，由此完成对历史事实的重建。
历史事实虽经重建，但其中蕴含的义理并非不言而喻，史家的阐释因此不可或缺，借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话说：“凡是文本的意义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进行解释。
凡是我们不想信任某个现象直接表现的东西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进行解释……历史学家之所以解释过去的遗留材料，是为了发现其中被表现并同时被隐蔽的真正意义。
”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基础就是诠释学”④ 。
对于义理史学，既有的研究成果多从宏观层面梳理发展脉络，总结其特征和得失，而对义理史学处理史实的具体过程关注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诠释学的观点，考察宋代史家对史实的重建与阐释过程。
对于义理史学这一重要而又复杂的史学现象，本文或能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以义理甄别史料史家撰史，史料的甄别无疑是其中第一个环节。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⑤他认为武王伐纣是吊民伐罪之举，商民理应箪食壶浆以迎周师，因此牧野之战不可能如此惨烈。
显然，孟子甄别记载真伪的依据就是他所秉持的儒家义理。
类似的做法在宋人经解中尤为常见。
近人皮锡瑞指出，宋儒解《尚书》，“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
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⑥。
无独有偶，宋代《春秋》学也有类似现象。
鲁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左传》详载孔子当时的言行，南宋黄仲炎却认为，其中“所谓视归乎齐侯、命司马行法斩优施、却莱夷、索汶阳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谈”;因为若如其言，“则仲尼之智数风采，不过如鲁曹沫、赵蔺相如能面折齐、秦之君于柯、渑池之事，似非圣人气象也”。
据他看来，“就使齐人果有衷甲之变，而圣人处此，岂无理义之论足以愧之，如烛之武之解郑围，展喜之却齐寇，从容辞气，化暴为仁?亦何至疾声厉色，以兵刃为威，以敢杀为能，以求索为功哉”⑦黄仲炎同样是以义理之正断定《左传》记载失实⑧。
经学家阐发经义，多以主观意识投射其中，如遇记载与经义不合，往往删削事实以就经义，固不可以史法绳之。
但史学家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史料，其可靠性自然就大打折扣。
而这种态度在司马光眼中并无不妥。
他曾试作《史剡》，书中“由余”条云：“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
今我夷无此，何以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
夫自上圣作为礼乐法度，仅以小治，及其后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
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
此真圣人之治也。
’穆公以为贤，乃离间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秦穆公用由余之言，行戎狄之政，成就了秦国的霸业。
其事之真伪固不可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似不宜率尔否定。
司马光却指出：所贵乎有贤者，为其能治人国家也。
治人国家，舍诗、书、礼、乐、法、度无由也。
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国之所以乱也，不如我戎夷无此六者之为善”。
如此而穆公以为贤而用之，则虽亡国无难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庄之徒设为此言，以诋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为实而载之，过矣⑨。
司马光认定其事出于老、庄之徒虚构，其推论过程臆断多于实证，只能视为一种主观性的推测①。
刘恕曾在《资治通鉴外纪》中对于三皇五帝之说提出质疑。
对此，胡宏批评说：刘道原博极群书，以为古无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数，其辨甚悉。
愚以为如是称而逆理害义，虽人谓之圣贤之经，犹当改也;苟于理义无伤害，虽庸愚之说犹可从也。
皇、帝、王、伯，虽经不称其数，而杂见于前修之文，非有逆理害义之事也，奈何必欲去之乎②?他认为，史书登载事实，“其有能不悖于理者，可不采拾乎?其有显然谬妄、背义而伤道者，可不剪削乎”③ ?以义理为准绳，合则采信，不合则笔削，是为胡宏甄别史料的原则。
在他所撰的《皇王大纪》中，这一原则即得以贯彻，如：“今记文王葬朽骨……夫施于人而望其报者，情之常也。
朽骨而无主，则无为望其报。
于此见文王心无一毫在于利也。
心无一毫在于利，真天下之君也。
此所以记之也。
有载武王遇暍者于道，负置荫樾之下，左拥而右扇之者。
夫武王，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之君也，岂陵迟无政姑息如此哉!乃道路妄庸人之言尔，是类则削。
”④ 对于“文王葬朽骨”和“武王遇暍者”，胡宏判为一真一伪，均据义理决断。
胡宏的上述主张与他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有关，他曾指出：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
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证义可也。
若取事而忘义，则虽无经史可也⑤ 。
经史虽然在传义、记事上有所侧重，但均以阐扬义理为指归;义理的彰明是经史之学的第一要义，相对而言，事实的真伪就等而下之了。
因为，记载即使失真，如寓言及所谓“庸愚之说”之类，同样可以起到劝戒世人的作用。
作为胡宏的弟子，张栻的史学思想与其师有相通之处。
在为吕祖谦的《阃范》作序时，张栻盛称该书“泛考子史诸书，上下二千余载间，凡可以示训者皆辑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载者之失实有所不计也”⑥。
张栻认为：只要能垂法示训，即使记载不实也无可厚非。
这样一来，史料甄别就显得无关紧要，史学求真之旨被置之度外。
张栻本人在撰史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表现。
史载，诸葛亮隐居时以管仲、乐毅自许，并曾手写《申》、《韩》、《管子》、《六韬》等书以呈后主。
张栻认为其迹近于霸术，因而对这一记载断然否认：“予谓武侯盖师慕王者之佐，其歩趋则然，岂与管、乐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传者之误，故不复云。
”朱熹对张栻的作法表示异议，他提醒后者，诸葛亮曾“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书，及劝昭烈取荆、益以成伯业，可见其所学未免乎驳杂”，因此以管、乐自许之事不为无据。
张栻答云，“予读《岀师表》，见武侯所以告后主一本于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阴谋之说，故于手写申、韩等书之事亦疑之，疑则可阙也”;而诸葛亮劝刘备取荆、益，是“以兴复汉室为已任，则天下诸侯内怀它图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讨之矣”。
他因此坚持“削史之说有近于霸术者”⑦。
朱、张二人的分歧，显示出他们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张栻读诸葛亮的《岀师表》而想见其为人，认为其言行无不与王道合辙，有了这一预设，便果断删除史籍中的抵牾之处。
相对而言，朱熹主张审慎对待历史记载，并结合前后史实考察诸葛亮的行事本末，辨别史料真伪，显然是史家应有的态度。
二、以义理取舍史料史家甄别史料，目的在于确定真伪，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取舍，纳入整体叙事中。
在这里，史家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而加以摒弃”⑧。
仍以张栻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为例。
朱熹曾向友人言及，在该书撰写过程中，他本人“欲传末略载诸葛瞻及子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钦夫(张栻字)却不以为然。
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早去黄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谓不克肖矣。
此法甚严，非虑所及也”①。
关于诸葛瞻父子的事迹，朱、张二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在取舍之际，两人的意见并不一致。
因为在张栻看来，诸葛瞻身居高位却不能有所匡正，故不足以附骥尾，这一标准显然较朱熹为严格。
朱、张二人对诸葛瞻的评价虽有不同，但以义理取事的态度却如出一辙。
在宋代史学义理化的潮流中，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
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在宋代饱受非议，吕夏卿即批评该书列传部分：或缺而不传，如贾循、南霁云之忠，李翱、武平一之文，张志和、武攸绪之高尚是也;或立传而无所沮劝，若窦德明、夏侯孜之循默，祖孝孙、傅仁均之曲艺，庞严、李景俭之疏放是也;或缺其本而不载，若张巡之哭庙兴兵，颜杲卿之指衣定谋是也;或事浅近而书，若牛僧孺太平之对，杨再思谄二张之美是也②。
在他看来，《旧唐书》对于上述诸人，或应立传而不立，或立传失褒贬之义，选择史料时或阙其大节，或滥载鄙陋之事，均无助于义理的彰显。
《资治通鉴》中的此类作法也不鲜见，书中记载，汉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宠冠后宫，淖方成唾之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陈垣先生于此指出：“此语班、荀二书皆不载，《通鉴》独采《赵后外传》载之三十一卷鸿嘉三年中。
诚以女色之为祸烈，而此语之警人深也，要在乎有以节制之云尔。
”③如果说这只是后人的猜测，那么如下一例则是温公的夫子自道了。
《资治通鉴》记载，唐初“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矛盾激化，秦王部属“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