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的主要成绩有哪些 他的亲属成员及个人作品有哪些
特稿 令政策的政坛往事与令狐家族史
特稿：令政策的政坛往事与令狐家族史多年以后，当令政策面对纪检人员的审查，不知是否会想起，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自己回到故乡山西平陆的情景。
当时，黄河水冲刷着沿岸的土地，熟透的枣子漫山遍野，孩子们大声朗读着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那是不久前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每个人讲起来都能活灵活现、备感亲切。
或许，也是从那时起，令政策就该知道，故乡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
这里走出过一位比孔子还早的圣人傅说，是唇齿相依、假虞灭虢、伯乐相马、按图索骥等十多个成语典故的发生地，也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个血性男儿的决心和果敢。
2014年的初夏，令政策也成为故事的主角。
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有故事的土地，生长有故事的人家。
以平陆为起点，令政策和他的家族，出走、回归、再离开，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
洪阳村令狐往事尽管在洪阳村的日子寥寥无几，但对令政策而言，这里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数百年前，他的先辈们在这里落脚，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数百年后，当父亲带着他渡过黄河，踏上平陆，第一站也是此地。
古地洪阳，位于平陆西南、黄河北岸，原属葛赵村。
光绪《山西通志》提及的“洪阳渡”就位于此地，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如今的洪阳村，已是个新建的移民村。
1957年，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沿岸上千村庄陆续被淹。
1959年，包括葛赵在内的周边村民搬迁到附近，形成了今天的洪阳村。
村庄面积十六平方公里，1600余人，在当地算中等规模。
村民主要靠种植枣树为生，洪阳的枣，在晋南一带已小有名气。
村里有荆、谭、令狐三大姓氏，其中“令狐”因复姓颇为瞩目，甚至被误认为是“西域族裔”。
实际情况是，令狐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
《水经冻水注》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梁鼎芬的辫子
梁鼎芬的辫子作者：黄波来源：《百家讲坛》2011年第11期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汉口一家旅馆里，上演了一幕剪辫的好戏。
只不过，持刀者非士兵，而是一群学生，“抱头鼠窜”的也不是商贩，而是与被剪者有师生之谊的一位长髯老者，他就是晚清著名诗人、入民国后以遗老著称的梁鼎芬。
梁鼎芬长期在湖北供职，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新政，倚之如左右手，他此次来汉是为了给老上司、曾任湖北巡抚的端方操办丧事。
端方奉命入川弹压保路运动，为手下士兵所戕，其头颅也被割下送到武昌邀功。
南北和议成，端方无首灵柩也运抵武汉，准备下葬。
梁鼎芬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不料却为昔日学生所窘。
关于这次快意剪辫行动，参与者之一、老同盟会员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中有生动的描述：武昌起义后，梁鼎芬不愿意剪辫子，出门就戴风帽，黎元洪请他赴宴，梁害怕被剪辫子，坚决推辞。
于是，黎元洪就派人带了一群士兵，到梁鼎芬家里去，强行把他的辫子剪掉。
让人没想到的是，“梁乃伏地号哭，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予亦门生之一，后至，见其坐拥风帽流泪……当夜梁即奔上火轮，乘船东去”。
梁鼎芬回到上海，曾与湖南诗人王湘绮晤面，王氏于日记中写道，时有人问梁“截辫”事，“梁不欲答”，可见其隐痛之深。
“伏地号哭”，“坐拥风帽流泪”，当年之刘成禺、曹亚伯都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何况今人?在梁鼎芬及其同道者那里，辫子到底象征着什么呢?言尽有泪，泪尽有血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幼年孤苦，从岭南大儒陈东塾读书，于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入仕途，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这个人物，不但今人已渐陌生，即如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吴天任抱病为梁氏撰写年谱，已有人当面质疑：“节庵先朝遗臣，无甚事功之可见，遗诗数百首，亦一诗人而已，清史已有其传，何劳吾子为纂年谱，详其生平?”吴天任答曰：梁鼎芬不仅是诗词名家，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其一生中的许多活动，都关乎当时而影响后世。
王辉斌：左思左棻的生平系年
王辉斌：左思左棻的生平系年曾被钟嵘在《诗品》中列为“上品”的左思，诗歌辞赋，名动当时，所谓“洛阳纸贵”，所谓“左思风力”，[1]都是时人与后人对左思文学成就的一种最佳肯定。
其妹左芬（据《左棻墓志》，“芬”应作“棻”，但各种文献资料均作“芬”，为便于行文，除题目外，以下仍以“左芬”名之。
又《左棻墓志》，以下简称《墓志》），[2] “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左）思”，[3]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文学家。
然自西晋以来，人们对于左氏兄妹的生平行事，却研究甚微，以致迄今为止，尚无“左思年谱”之类的著述问世。
本节特以“系年”的形式，对存在于二人生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一次较为全面之梳理，或有利于对其作“知人论世”之具体研究。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
其父左熹，（据《墓志》，《晋书·左思传》作左雍，误），字彦雍，曾为殿中侍御史[4]、弋阳太守等职。
左芬，字兰芝，以文名被选入宫，为晋武帝贵嫔；无子息，以兄幼子左聪奇奉祭祠。
左思子女四人，具体为：长子左髦，字英髦；二女左芳，字惠芳；三女左媛，字纨素；幼子左聪奇，字骠卿。
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左思1岁左思生年，史传无载。
论者或认为生于公元248年（徐传武《左思左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或认为生于公元250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或认为生于公元252年（《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左思》），等等。
其实，这些说法，均与左思生平的历史真实不相符合。
按《晋书·左贵嫔传》云：“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
泰始八年，拜修仪。
”据《晋书·后妃传》的记载，可知当时皇后（妃）入宫之龄，大都在十五岁左右，如晋文帝王皇后是“既筓（指满十五岁），归于文帝（《文明王皇后》）；晋惠帝贾皇后“时年十五……册为太子妃”（《惠贾皇后》）；晋孝武帝王皇后“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宁康三年……帝始纳焉”，其龄亦正好十五岁（《孝武定王皇后》）。
《李商隐诗两首》解析
用一两个词谈谈李商隐诗歌给你的印象
情深意浓 华丽典雅 善于用典 晦涩难懂
李商隐的诗歌，早年诗关心民生疾苦， 揭露黑暗现实；仕途失意后，倾向抒情感怀。 有的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痛苦心情，有的反 映晚唐的政治生活，有的是借古讽今的咏史 之作，还有描写爱情生活的无题诗。
他的诗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构思新巧， 词藻华美，想象丰富，风格婉转缠绵。但有 的作品伤感情调比较浓重，用典过多，隐晦 难解。
李商隐于武宗会昌二年又回到秘书省任职。秘书 省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同时宰相李德裕获得 了武宗充分的信任。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 主张，他踌躇满志，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 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李商 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机会。这次变故 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会昌三年，李 商隐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 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影响力帮助李商隐升迁， 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谈谈你了解的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约858)晚 唐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 出身小官僚家庭。曾三次应进 士考,终得中进士。曾任县尉、 秘书郎和川东节度使判官等职。 因受牛(僧儒)李(德裕)党争影响， 潦倒终身。
他一生大约创作了六百多 首诗，有《李义山诗集》。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 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与大 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 举成功，然而，屡次失败让他意识到落第并非自己 学识不足。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人作此诗时46岁，罢官后回郑州闲居。 本诗是一首题为“锦瑟”的“咏物诗”吗？
唐朝宰相令狐楚：李商隐的“骈文老师”，凭一篇文章平息了兵变！
唐朝宰相令狐楚：李商隐的“骈文老师”，凭一篇文章平息了兵变！令狐楚与初唐十八学士令狐德棻同族，五岁就能写文章。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与状元尹枢同榜进士及第。
当时李说、严绶、郑儋相继任河东节度使，都尊重令狐楚的才华和品行，召引他在幕府任职，从掌书记直到判官。
德宗爱好文学，每次察看从太原府来的奏章，必然能认出令狐楚的手笔，多次赞美不已。
令狐楚才思俊丽，以古文大家闻名，尤善四六骈文，被誉为庾信之后的古文文宗。
他常与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唱和，其诗“宏毅阔远”，尤长于绝句，在天平军节度使任上举荐李商隐，并传授其骈文技巧，为一时传为佳话。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
从太和三年（829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
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
令狐楚的文章有多好？据《旧唐书》记载，郑儋死后，军中一片混乱，眼看就要发生兵变。
情急之下，。
果然一天子夜，一些士兵手持大刀将令狐楚抓了出来，并强迫令狐楚马上起草遗表。
令狐楚临危不惧，在白刃环立之中，在众将士虎视眈眈之下，他淡定地拿起笔写遗表，写完以后还大声的念给他们听。
结果，将士们听了竟感动的痛哭流涕。
令狐楚只凭借一篇文章就令军中将士们信服于他，令军心大定，制止了兵变的发生，无形中平息了一场灾祸。
自此以后，令狐楚名声大震。
除了文采出众，在为官方面令狐楚也是治政有方。
在镇守衮州时，正值州中大旱，一时米价飞涨。
令狐楚召来衙吏问道：“现在米价多少？”“衮州有多少仓？”“每仓可存放多少米粮？”然后数着手指自言自语说：“现在米价甚高，如果把州中所有仓库中的米按旧价卖出，就可以对付这次大旱的缺粮了。
令狐姓的来源,姓令狐的名人百家姓
令狐姓的来源令狐姓是中国的一个罕见姓氏，据史书记载，令狐姓源于周朝的贵族“周公旦”的后代。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大臣，他的儿子周公杨宁在分封时被封在今天的山西省令狐县一带，从而得到了“令狐”这个姓氏。
据史书记载，令狐姓在大约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姓令狐的名人虽然令狐姓较为少见，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名人姓令狐。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历史上的著名姓令狐的人物，以便了解令狐姓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1. 令狐德棻令狐德棻（1844年-1905年），字南溪，号南溪子，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中国近代的知名经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改良派人物之一，曾参与康有为的《大同书》的编撰工作。
令狐德棻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精通经史、古文、文学、历史、地理等领域，并有深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令狐汉令狐汉（生卒年不详），是东晋末期的一位开国将领和政治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陕西和关中地区的政治权威人物之一，是北魏开国大将军拓跋珪的岳父，历任大司马、大将军、镇西将军等职务。
令狐汉曾多次参与战争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拓跋珪的统一和北方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令狐达令狐达（生卒年不详），唐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其诗歌和书法颇受当时人们的赞誉。
令狐达胸怀文学才华，能以诗文表达自己心情和情感，此外，他的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被誉为“令狐九公”。
4. 令狐德森令狐德森（1914年—1995年），字丹丘，江苏省盐城市人，民主党派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令狐德森自1949年以来一直从事电视和广播方面的工作，他创立了中国第一部专业影视音乐剧团体，并且设计了中国第一套电视机，被称为“中国电视之父”。
以上列举的是令狐姓历史上的一些名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内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并且被后人所敬仰，他们的成就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和历史，造就了令狐姓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
总结令狐姓是中国罕见的姓氏之一，源自周朝的贵族“周公旦”的后代，历史悠久。
方鼎英将军自传
北伐军特遣总指挥方鼎英将军自传2009-06-20 03:49:04 作者：笑天来源：浏览次数：3122 网友评论 0 条一、童年景况1888年(戊子)，1岁。
2月26日生。
1891年(辛卯)，4岁。
发蒙读书。
冬丧父。
1892年(壬辰)，5岁。
读家塾，习四书五经、学八股小题至10岁。
因家道艰难，立志奋发图强，不敢懈怠。
1897年(丁酉)10岁。
进白溪市大成书院。
学策论，看史地，上县府出考幼童。
1899年(己亥)年，12岁。
至省进明德学堂乙班，习普通学科，看到新化陈天华著《猛回头》小册子，痛言清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瓜分亡国，迫在眉睫，便想学陆军带兵革命，挽救国家危亡。
适湖北武普通(即武备学堂)招生，因报名投考，头场被取;第二场复试，未等发榜，回家过年。
1900(庚子)年，13岁。
正月十五元宵，深夜得信，复试被录。
定十八日上午验貌，只两昼夜矣，因连夜兼程赶走500里，如时到场应验。
不料是虚报18岁(考试限制要上18岁才许报名投考)，身长不够一根枪杆高，被屈。
复于是年3月，考人新办的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高工，读一学期，即获免费。
以后读书皆是公费，不要家庭负担了。
二、考送日本留学实业1902年(壬寅)年春，15岁。
湖南巡抚赵尔巽，饬由各校选送一批学生50名，赴日本留学实业。
吾由实业学堂选送考试，被取，申送日本东京。
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神田区新化同乡会事务所与创办《民报》时担任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即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
1904(甲辰)年，17岁。
留学生陈天华，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政府加以取缔”的文章。
因而愤极，写了两昼夜的绝命书数万字，以警告我国留日学生，蹈东海(品川)而死。
激起“取缔”风潮，留学生全体愤而归国。
后来日本政府出面调停，开放学陆军的名额(原限定只能由北京练兵处，即后来的陆军部保送)，各省督抚亦可协商保送，因得改学陆军。
不料到振武学校检查体格又因眼病(害沙眼)就医，推迟了一年，始得进去。
文言文《令狐德棻传》原文与译文
文言文《令狐德棻传》原文与译文令狐德棻fēn，宜州华原人。
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
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
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
高祖问德棻曰：“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
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
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
此即近事之征。
”高祖然之。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
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
数年间，群书略备。
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
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高祖然其奏，下诏。
瑀yǔ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c hì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
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
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
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
承乾败，随例除名。
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
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永徽元年，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
高宗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
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
”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
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
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
”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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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的主要成绩有哪些他的亲属成员及个人作品有哪些本文导读：主要功绩奏请购书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
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
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
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
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人受诏撰《艺文类聚》。
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渊上奏，请以重价购求天下遗书，置书吏修缮补录，数年间，群书大备。
贞观中，又奏议修纂梁、陈、周、齐、隋五史，他主修《周书》。
高宗朝，官弘文馆、崇贤馆学士，迁国子祭酒。
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与，晚年著述尤勤。
编有《五代史志》、《大唐礼仪》、《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皇帝封禅仪》等。
成绩可观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
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
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
整理古籍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
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
参与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
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
史学讲解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
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
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
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
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
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
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政治讲解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
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正统观念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
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
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
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
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
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
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
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
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
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
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
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
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
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
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
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
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 志，30 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
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
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
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
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是史学史上的奇迹。
国史实录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永徽元年(650)，令狐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 卷。
显庆四年(659)，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 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 卷，《令狐家传》1 卷，《皇帝封禅仪》6 卷，《令狐德棻集》30 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
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
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 卷。
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 卷。
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 卷，式40 卷，颁行全国。
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修撰《周书》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
《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
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
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
《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
”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
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
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
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
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
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
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周书》北周自公元557 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 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
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
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
《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
《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
《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
《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
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
《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
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
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
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
”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
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
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