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徒步穿越中国-从上海到宜昌改0320

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记者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上海，然后逆长江而上经汉口到宜昌，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进入英属缅甸。

从新加坡到宜昌[英]丁乐梅新加坡——西贡——香港——上海我是一名记者；而记者，与许多职业一样，也是个工作负荷很大，随时需要上天人地的行当。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要陈述事实：之所以要开展这个本书用大部分篇幅叙述的活动，仅仅是为了达成一些特定目的，比如——探险，以及其他报业工作者才会热爱的“挥霍生命”行为。

读者们不妨这样理解：作者仅仅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恰好赶在敏感时期度了个假而已。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兴趣，更有个怀揣多年的愿望：抢在现代化攻占中国以及她淳朴、与世隔绝的人民之前，好好地从内部看一看她。

1909年年初，我正式产生了横穿这片丰饶土地的想法——春节前夕，在我位于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住所，我与一位朋友在就餐时谈起了中国。

正是这场谈话，促使我们双双下定了利用休假时间横穿中国的决心——当时他几乎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而我则觉得，若能从一个记者的视角来记述在中国中部的数月旅程，将会非常有卖点。

我们要进行这一“壮举”的消息直至当年夏末才传到了我亲爱的老家英格兰。

我们就徒步穿越达成了共识。

于是在1909年2月22日，落日刚刚消散在美丽的新加坡港(该港口本是远东地区最有价值的战略要地，却在官僚主义盛行的英国政府管理下一年糟过一年)，我们便乘着法国邮船“尼拉”号前往上海。

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十分不情愿，还预言说这将会变成我通往长眠的终极旅程，因为中国人绝不可能会让我活着离开中国。

我承认，作为一个只考虑到生活和旅行条件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我有所疏忽了。

我就这样上了路，目的地是那个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帝国。

她凌驾于世界所有国家之上，正在向更美好的未来蜕变，即将钻出历史的躯壳。

“革命，革命，革命！”就是她的回声，而我正在前往聆听的途中。

彼时，“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的呼喊传遍了全世界。

政客们瞳目结舌；编辑们疯狂地重复这句话，杂志里充满了标题耸动的社论文章，不同的立场并排付梓——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由知识体系绝不完备的作者们写就，或支持、或反对、或事不关己。

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部分中国人试图带领这个此前一直对周遭漠不关心的民族前进的热切愿望，不知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作为一个确实想要搞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的人，我理应到中国去看一看——只有实地考察，才能真正有所研究。

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是否遍及了全中国?它是否即将造就帝制的末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逐渐成形，人们都知道那些位于长江上游以及与首都之间通了铁路的发达省份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然而人们却很难相信类似中国版“欧洲主义”(译注：主张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的思潮并没能对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产生丝毫影响，就算有一丁点儿，也是以蜗牛的速度：本卷的第二部分就要探讨这个主题。

我们知道新中国远远落后于她所处的环境里，大概唯有当她经受了激烈的变革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希望能与其他东西方势力平起平坐，但在这一野心实现之前，或许她只能以血流成河来祭祀了，哪怕这种方式会令掌管该国四干多年的神明们作呕。

但看来无论代价是什么，无论整个国家究竟要承受些什么，无论人民对变革的抵触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变革都即将来临——它已经风驰电掣地来此生根发芽了。

中国正在改变——有无数迹象可以证实这点；这改变发生于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早在所罗门王的同时代，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思想就已成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一度有希望永远延续下去，所以尽管变革遭遇了重重阻挠，政府的呼声“中国乃是中国人之中国”( China for the Chinese)仍会赢到最后。

悠久的华夏文明必须洗削更革了，她需要达成现代化的目标，但官员的贪污腐败与钓名欺世，正阻挠着政府实打实地付出；她的差距在我和所有旁观者眼中都十分明显，不过为了弥补它，她正诚恳地努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很有必要强调一下，这是政府的观点。

但是在中国，政府并不等同于人民。

他们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幅员着实太过辽阔，仅凭几张圣旨，绝不可能使她的四亿三干万人民接受这翻天覆地的改革。

即使贴出了布告，政府也应赶在其内容施行之前，说服民众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有关内容将会在本卷第二部分具体展开：在云南，仍有广裹的土地尚未被发展的浪潮触及，那里的人民依旧过着与原始森林时代的西方人差不多的生活，与疾病、贫困、污垢为伴，生活在官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堕落的环境里。

有些信奉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作家，因为缺乏远见而心态悲观：中国自己也屡屡未能在这艰难的时刻实现细微的改革，并因而蒙受着耻辱的失败——但即使如此，仍有些人坚信他们将会看到一个威震东方的政府在中国崛起，到那时其人民的安定就将取决于欧洲的和平——我正是其中之一。

这个话题说来话长。

我们也许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我们的孩子可以。

那个政府将会征服这个民族。

她已经在许多省份做成了这件事，几年后，改革——我指的是深入的、真正的改革，不是我们如今在天朝看到的这些以假乱真的“改革”——将会遍及全国。

从新加坡到上海，途中轮船需在西贡和香港停靠，这两座远东城市分别由法国与英国管理，形成了颇具启发意义的差别。

西贡并未受到太多英国人的骚扰。

举国上下都非常刻薄的法兰西人，将之奉为他们挚爱的巴黎的东方翻版。

我们的船在突破了湄公河中褐色淤泥的重重包围后到达西贡，这条奔腾涌入南中国海的河流险象环生，岸两旁清一色的红树林无边无际，不见丝毫人类居住的痕迹。

这段水路千回百转、急弯无数，连最有耐心的水手也会心浮气躁，不过西贡本身，除了消费太过高昂外(尤其针对挥霍无度的英国人)，还是很值得为它熬过那段确实不愉快的征程。

白天，西贡热气袭人——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在外面只能看到英国人和狗。

但是每当清爽温和的热带夜晚降临，张灯结彩的林荫大道、由国家出资建设的宏伟歌剧院、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苦艾酒并以多米诺骨牌来打发时间的客人们、长着凶恶八字胡的宪兵，诸如此类的法式景观不计其数，它们的鲜活与地道，轻易诱使我相信我已经回到了嘉布遣大道或意大利大道的迷乱旋涡里。

无论这座城市的狭窄街道是干净还是肮脏，无论在烈日下腐烂的垃圾堆是否时刻散发着干扰嗅觉的熏天臭气，市政当局都完全不在乎。

这个机构上下都对当地人民的幸福漠不关心：看起来死气沉沉。

我遇到的每两人中就有一位政府官员，至少他们看上去是政府官员。

这种人穿着一尘不染的笔挺白色西服，领子是那种奇丑无比的典型法式风格，裁剪精细，还零散装饰着金色穗带和铜质扣子。

这一切都与香港和新加坡大大不同，法国人任由他们的东方自生自灭，置身于此，再也没有谁会为自己是英国人感到羞愧。

再向北航行三天就到达了香港，这里是连接大英帝国与苏伊士以东的链条上最最重要的一环，是大不列颠隔海相望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将这个小岛割让给我们以来，它的历史已经被或者说应该已经被所有英国人熟知了。

又过了四天半，我们在吴淞口下锚；然后我们用了几个小时在寒冷刺骨的江面上乘风破浪，抵达上海。

普通欧美人并不知道这个远东大都会其实离海很远，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口，因此可以在这里建起港口。

该口岸位于黄浦江上游12英里处。

江中，为了赶着涨潮上岸，诸多舢板都在黄色江水里来回翻滚，它们撑着的古怪棕色风帆，就像一扇扇简陋的百叶窗，船上的商人们则挥舞着各国国旗。

然后我们就登陆了。

我被旅店老板、操劳不休的苦力、黄包车夫、专业且敬业的中国乞丐以及东方大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小瘪三们团团围住，他们试图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从我这里搞去一个便士。

某个五大三粗、脑满肠肥、浑身煤灰的蠢货蛮横地把我推开，傲慢无礼地叫我别挡他的道。

与此同时，我的行李被丢进了一口大箱子，它由四个与驮畜无异的可怜人抬着——生为中国苦力该有多么痛苦啊！我也被一同卷走抬往旅店进食。

某个法国人下了订单，六点时就为我们送来了咖啡和面包卷——正如法国人生性热情奔放一样，英国人生性较为冷漠迟钝，所以在外国港口登陆的刺激，往往既不能令我们知足，也不能填补灵魂的空虚。

我们打心底里因这食物而愠怒。

但我和同伴还是把它们吃掉了。

在这之后我们一致同意既不要被引去夜总会，也不要插身上海的社交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二人将与当时居于上海的1623名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葡萄牙等欧美国家的人彻底隔离。

他们住在这里，而我们很快就要离开。

上海与其他东方城市一样饱受拥挤过度之苦，这里生活着数量可观的西方人。

交通工具多种多样：有轨电车、汽车、黄包车、中国特色独轮手推车，还有晃晃悠悠的小型出租马车，叫人看了心里害怕；芸芸苦力将货物背在身上或拖在地上，永远在窃窃私语或大喊大叫……好一幅早饭前的混乱图景。

奇妙的上海！上海——汉口——宜昌宜昌距离海岸有一千英里远，如果一个人从未来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万不要让他幻想他已经进人了中国内陆。

这段旅程极其平凡。

我们乘坐的蒸汽轮船大概与世上任何地区的江轮一样舒适，现代化的生活设备和奢侈享受应有尽有。

有两艘船定期往返于上海和这个位于山谷脚下的港口。

黄浦江看上去就像泰晤士河，上海堤岸也与泰晤士河的堤岸非常相像。

我准备到汉口换乘一艘小一些的轮船抵达宜昌，所以在1909年3月6日这个阴暗寒冷的周六夜晚，我搭上了一艘前往汉口的日本船。

长江之于中国要比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更重要，不过仍有成千上万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并不比史密斯菲尔德区的普通屠夫更了解这条伟大江流。

精美的古建筑黄鹤楼如果去弗利特街(译注：英国几家报馆办事处所在地)或者华尔街问十个人：宜昌在哪里，其中九个人都无法告诉你。

但这个口岸非常重要，它掌控着中国规模宏大的河流运输，自1876年《烟台条约》后开始向外国人开放进行对外贸易，城内有四万人口，每日进口量将近四万两白银。

不过汉口就知名得多了。

我们航行了四天后，由于水位低，必须要再等五天，直到吃水更浅的轮船来了才能继续向远处进发。

汉口内到处都是外国租界，其他通商口岸亦是如此，但是远离租界、归属本地人的地区才是真正的中国，那里有横冲直撞的湍急人流，人山人海之中遍布着肮脏与贫穷。

在远东城市，尤其是中国沿海，并排共存着东西方文明的对立特质，不过它们并非永远没有交集。

汉口赛马场（中国著名跑马场）“汉口”的字面意思是汉民族的嘴，它坐落于长江与其支流汉江的接合处。

写作这章时我正好经过汉阳钢铁厂冒出的滚滚黑烟，与之一体的兵工厂每日能生产一百挺毛瑟机枪(这只是总生产量的冰山一角罢了)。

我相信它是中国唯一的轧钢厂。

早在外国人踏入长江流域之前很久很久，汉口就已经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了——过去中国人称它为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