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谈赫舒拉发
思考的方法-张五常
思考的方法 -- 张五常（上）据说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
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
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
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
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
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
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
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经济增长内容摘要：本文对赫舒拉发（Hirshleifer）建立的交易费用模型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并以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为变量，在理论上阐述了交易费用、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交易效率只有低于某一值时，社会经济体不进行交易，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而交易效率超过该值，经济增长会不断提高，总体交易费用也会逐渐增大，但总交易费用增到一定值后会逐渐降低。
同时，本文也给出了经济活动的可行域。
关键词：交易费用交易效率经济增长引言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别。
1969年巴罗（Arrow）首次提出“交易费用”，并将其定义为“经济系统运行的成本”。
1986年马修斯（Metthews）提出：“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同，他是履行一个合同的成本”。
1990年埃格特森（Eggertsson）也指出“一般而言，当私人交换经济资产并实施排他性权利时，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而出现。
交易费用的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不像新古典模型中定义生产成本那么好定义”。
1997年巴泽尔（Barzel）将交易费用称为“与产权的转移、获得和保护相关的成本” 。
而在我国，张五常（1999）提出了一个关于交易费用更为广泛的概念，即：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成本。
并且他还强调，交易费用实际上就是“制度成本”，只有多余一个人的经济中，就会有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出现交易费用。
杨小凯（1988）模仿“冰山运输成本”技术提出交易效率这一概念：“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它实际上只得到K单位（元），那么可以把1-K单位（元）看作交易成本，而K则可称为交易效率”（转自赵红军.交易效率：衡量一国交易成本的新视角——来自中国数据的检验.上海经济研究，2005（11））。
张五常谈经济学
[在此处输入文章标题]各位同学：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
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
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
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
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
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
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
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
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
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
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
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
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
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
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
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
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
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
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
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
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回头说自己的经济学着重于实用性，是指解释力，解释人的行为，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现象。
张五常谈艾智仁
张五常谈艾智仁2006-12-02 12:56（一）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
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
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
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
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
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
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
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
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
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
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
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
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
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
”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
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
有一次，另一教授（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
”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
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
交易费用
张五常《南窗集》:交易费用的争议南窗集之一个人思想的根源同学们说交易费用在网上大有争议，又说国内有几家研究院，在交易费用重要性的话题上，同学们与老师吵起来了。
把我所知的说一下吧。
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起於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
当时全力参与耕耘的有四个人：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我。
艾智仁是我的老师；德姆塞茨在洛杉矶加大任教职时，我是他的改卷员；高斯是一九六七年我才认识的，很谈得来。
我是最年轻的，所以是他们影响我，不是我影响他们。
但後来我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合约选择的分析，再度触发了行内对公司组织的兴趣，就变为大家互相影响了。
我当时的贡献，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佃农制度的安排，继而分析合约安排的选择，再继而从合约选择的角度看公司的性质。
以合约的角度起了头，其他的只是顺理推下去。
但影响我选择合约角度作为起点的，可不是高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而是戴维德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
像当年研究院中的同学一样，我对捆绑销售的分析著了迷。
然而，这个趣味十分的话题只是戴维德在芝大法律学院的口述传统，当时外间知者甚少。
这口述传到艾智仁，再由艾师传给我。
轮到我写佃农理论，我想，捆绑销售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所以佃农也应该是一种价格安排的选择了。
问题是，佃农分成是一个百分比，没有传统的价格！这使我想到一个百分比，甚或一个价，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因而联想到合约结构那方面去。
於是决定了：捆绑销售之价其实只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捆绑的选择也是合约的选择。
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鸿文我老早就读过，读了几遍，不认为有什麽了不起。
当时高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此文後来成为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文章（法律学引用比经济学还要多）。
又是得到艾智仁的提点。
我把该文读得滚瓜烂熟时，行内还不重视。
是这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佃农理论的思维，使後来不少人把《社会》文内的高斯定律与我的佃农理论相提并论。
我是写了佃农理论之内的合约安排选择才回头再读高斯一九三七的《公司》文章的。
经济学界的奇才——张五常
经济学界的奇才——张五常一、张五常简历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1945年，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附小读书；1948年返回香港，先后就读于香港湾仔官立书院、皇仁书院。
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
1959年，到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
1961年，在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硕士研究生，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
1963年开始在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博士研究生，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
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
1969年到1982年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2年起到现在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和院长。
1967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在华盛顿大学期间，张五常曾五次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研究资助，从事交易费用、合约理论、香港租屋合约及发明专利的研究。
1967年起张五常从事顾问工作，曾受聘于美国电话公司、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机构，以及美孚等多家石油公司，从事多年的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其研究成果深为学界赞赏，但由于版权问题，其成果无法让世人分享。
）。
其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的前途”（1987）等等。
主要论文有：“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交易成本范式”等等。
二、张五常其人在经济学的中文世界里，张五常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人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
张五常 思想要从一片空白起笔
张五常思想要从一片空白起笔2006-03-0917:16:49老师艾智仁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永远像一个天真小孩那样看问题。
当年同学们都听说他是理论高人，智商不凡，但五十岁了，对任何问题彷佛一个小孩子第一次看世界，给我有难以形容的感染力。
教功用，他问：什么是功用？教货币，他问：什么是货币？问他一篇大名鼎鼎的关于产出函数的文章，他问：你相信文章里说的吗？这种教育方法之前之后我没有见过。
那时艾师在行内有名，但不像十多年后那样举世知名。
我推迟博士课程一年，只为了等艾师从他造访的史坦福回到加大，先听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理论试题。
于今回顾，那是我在经济学习过程中作出的最好一项决定。
这决定不是受到同学的影响，而是两个其它原因。
其一是一九六二年，麻省理工的森穆逊到我就读的加大演讲。
没有谁不知道森氏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
演讲后一位同学举手提问，森氏说：「让我教你一点价格理论吧。
」跟着停下来，游目四顾，说：「对不起，在你们这里我不敢教价格理论！」举座哗然。
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艾智仁，而当时艾师不在座。
第二个原因，是我拜读过艾师于一九五○年发表的《风险、进化与经济理论》，精妙绝伦，深不可测，于是五体投地，非拜他为师不可。
后来成为艾师的入室弟子。
每次入室求教，他总像小孩子般看我提出的问题，次次如是，影响了我对学问的处理方法。
说像小孩子般看问题，其实是说从一片空白开始想；之前想过的，再想，也是从一片空白起笔，丝毫传统的成见也没有，自己此前的观点一概不管。
朋友，你可以做到吗？如果可以，那么你不是天才也算是准天才了。
天才其实就是那样简单的一回事。
如果有成见的约束，摆脱不了前人之见，算你智商顶级，思想不可能传世。
如果你的智商只是一般，受到成见的约束就会升级为蠢才了。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传统之见什么用处也没有。
正相反，我是个尊重传统的人，以经济学为例，我对传统的理论学得通透。
然而，尊重传统，熟习传统，接受传统的影响，不等于受到成见的约束或左右。
浙江大学当代中国经济课程资料 科斯经典文章及相关 科斯的情怀
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转贴〕按语〔罗卫东〕：下文是从张五常教授的博客上转帖过来的。
说实在的，这篇文章的叙事不是很紧凑，但是讲的事情有些意义。
文章中介绍科斯在这次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讲出来的那句话：“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真是令人感动。
“我将安眠，祝福中国！”多么像某莎士比亚戏剧中主角的独白，富有高贵和悲壮的气质，让人动容。
没有理由疑心科斯教授的诚意，我也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我有自己理解这句话的立场和角度。
我没有参加会议，没有能够亲耳聆听科斯的演讲，但还是被深深震撼了。
诸位，我们都该想一想这句话的涵义，也都要考虑自己该做些什么。
美国时间7月14～18日的五天里，我有幸参加了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有很多让我感到震撼的人和事，但其中之最要数科斯对中国这么一个他从未谋面的遥远的东方国度所表达出来的深沉、热烈的情怀。
无论是在公开的文章、演讲，还是私下的聊天、闲谈，张五常教授以前都曾多次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非常友善，但没有谁比科斯对中国如此关心。
经过这长达五日的会议，我总算是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
7月13日黄昏时分，我与友人飞抵芝加哥，就在入住的酒店附属的牛排屋吃晚饭。
本来是因为经过长达14小时的飞行而太累太饿，无法到外面另觅吃饭的场所，却因此而遇上意外之喜——科斯竟然就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与张五常教授的儿子等人一起吃饭。
科斯的助手王宁先发现我们，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友人问我是否应该借此时机与科斯交谈并合照。
开始时我有点犹豫，因为经过长途飞行，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子上前，似乎有点唐突。
但转念想到，明天开会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跟科斯在一起，那时时机就没现在这样好了。
于是我就请原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芝加哥大学访学并照顾科斯的蔡鸿达代为传达求见之意。
不久，蔡鸿达走到我面前说，科斯愿意与我们交谈，还说他记得我写的文章，对我有印象。
我走上前去，与科斯说了几句表示仰慕的话后，就跟他谈起这次会议与张五常教授的事情。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张五常谈赫舒拉发2006-12-02 13:09（一）上文谈到老师艾智仁。
这里转谈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
赫氏也是我的老师，他教我的时间比艾智仁还要多一点。
我和赫氏的师生关系，虽然行内很多人知道，但不及我和艾智仁的关系来得那样「众所周知」。
这很可能是因为：赫氏的文章，通常都用上很多数学方程式，而我却少用。
在文体上艾氏和我的远为相近。
当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时，赫舒拉发到那里演说，有几位同事后来问我：「你是赫氏的入室弟子，但在数学的引用上怎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是的，师徒之间的风格，通常都大有相同之处，但赫氏和我所用的「招数」却截然不同。
很多人以为我是高斯（R.H.Coase）的学生。
其实我从来没有上过高斯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和我算是同事。
我的文体与高斯的很相近，而且学术上的兴趣也相同，所以外间的人就以为有师生关系了。
这个误会我从来不加以纠正，因为对我来说，这误会是把我抬举了。
有一次，一位经济学者朋友问史德拉，数学的引用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如何。
史氏回答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近代经济学者中不用数学的只有三个——高斯、艾智仁、张五常。
」这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
史氏本人懂得数学，但用得不多，而他的老师奈特（F.H.Knight），是完全不用数学的。
艾智仁也懂数学，但用得很少。
我曾经懂得用的，但博士论文后越来越少用，早已忘记了。
高斯从来不用——似乎不懂数学——但他既然深不可测，数学于他何足道哉？赫舒拉发喜欢用数学。
他认为数学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知道什么答案才是对的。
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我认为方程式证明是对的，只是公式上的对，内容上却可能是错的。
对的内容，被数学加以引证，相辅相成，是锦上添花，但内容的本质是否可取，却与数学无关。
数学是没有内容的。
另一方面，无论方程式如何工整，如何可观，内容还是要由作者加以补充，要经过逻辑的思维与推理。
我又认为，任何以数学证明的理论，也可以不用数学而把它推断出来的。
当然，思想推理有高手与低手之分。
高手推理，层次井然，用不用数学都没有关系。
低手呢，推理时错的成分多于对的，以数学加以协助就大有用场了。
我与赫氏在数学上的观点不同，可不是说我对他的学问不衷心佩服。
他是个大名家，是近二十多年来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的开山鼻祖。
但我认为，倘若他较少地重视数学，多点重视概念与内容的创新，他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
他才智过人，学问大有成就，但熟悉他的人总觉得，他何止如此而已？赫舒拉发确实是我的老师。
虽然文体及分析的风格大不相同，但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跟艾智仁一样，我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却旁听了他六个学期。
跟艾氏大异其趣的是：赫氏授课时，旁听生是大可发问或回应的。
我在他课堂上的发问与回应比任何其它学生多出好几倍。
不到一年之后，他的讲课差不多变为他和我两个人的对话。
有时我稍为迟到，他就等我出现后才开始讲。
这使很多同学羡慕，但因为我与赫氏的对话别开生面，过瘾刺激，同学们也就乐得做旁观者，共享上课之乐。
旁听了赫氏两年后，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闲谈之际，他突然问道：「你重复又重复地听我的课，难道我所知道的经济理论你还没有学完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理论我早已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可不是要学你的经济学，而是要学你的思考方法。
」他点点头，显得很高兴。
是的，我的文体与赫氏的大为不同，而经济学上的观点也有大异之处，不过，我思考的方法，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赫氏在脑中怎样想，口中就怎样说；而同时他又很高兴学生能跟着他的思路去想，提出问题，作出反应。
从来不固执己见，客观地聆听他人的观点，如果觉得对方稍有新意，他就大加赞赏。
这是大宗师的风范了。
他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敏捷，而且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法容易学。
（二）我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始于一九六二年的秋天。
那时我已取得硕士学位，也跟另外一位教授选修过高级价格理论了。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有决定性的作用——单以这项理论在操纵上所达到的程度如何，就可以衡量懂不懂经济；所以凡有高手讲解价格理论，我必定不会放过。
我是慕名而旁听赫氏的。
他当时以一篇关于利息与投资的文章崭露头角，而他别的文章我也耳熟能详。
但在旁听他的课以前，赫氏并不认识我。
第一课，他跑进课室时，手里拿着佛利民刚出版的《价格理论》。
那是一本由佛氏的讲义编写而成的书。
前些日子，这讲义的另一个「版本」，是佛氏的学生以笔记的形式印出，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上出售，我和其它一些同学已「偷偷」地读过好几遍。
到了六二年夏天，这个有名的笔记讲义由佛利民亲自整理、修订，正式出版。
秋季学期一开始，我们每个研究生都买了一本。
因此，当赫舒拉发拿着佛氏的《价格理论》进来，准备替我们介绍该书时，只见每人手中已有一本，大家都笑起来了。
刚买来的书，大家都在翻阅，赫氏也好奇地在翻阅着，课堂上有十多分钟谁也不说话，只听见一阵阵翻书的声音。
赫氏说话了：「你们都知道佛利民发表过《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他这本新书的第二章是分析那曲线下的消费者盈余的，就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吧。
」我一看书上的有关图表，就忍不住冲口而出：「但佛利民的分析是错了的！」我跟着指出书中在同一错误上的几个有关的地方，简略地一说，赫氏立刻同意，而在座有几位同学也明白。
后来其中一位写信给佛利民，佛氏认错，在后来的版本中作了修改。
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三点。
第一，美国研究院的学习气氛的确好。
不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容易，就是大宗师与籍籍无名之辈也大可「点到即止」地过瘾一下。
第二，学生指出老师或书本上的错处，老师不恼反喜，大加赞赏。
赫舒拉发见我指出佛利民的错处，就问及我的名字——他在「选修」的学生名单内找不到，便再问清楚「张」字的英文写法，用笔记下来了。
第三，同学中有高手，大快事也。
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批评，互相公开自己所知，从来不管谁对谁错，一心只为追求真理。
在洛杉矶加大研究院求学那段日子，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了。
可是，正当我乐极忘形的时候，却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使我认为是奇耻大辱。
按照那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每个学生获硕士衔后，都要考一个口试，用以决定该学生应否继续攻读博士。
这个口试很公式化，六、七年来没有一个被考的人不及格。
我读硕士时选修了八科，每科名列前茅，在积分上是一个纪录的拥有者，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口试，我竟然不及格，也破了「纪录」，使举系哗然！无巧不成书，该口试是在我旁听了赫氏三个星期之后举行，考官三个，而赫氏是主考者。
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高级理论上的问题，我对答如流。
过了半小时，赫氏翻阅放在他面前的关于我的「档案」，说：「你成绩那么好，高级的理论，你显然是个专家，我们不用多花时间了，还是让我们转到一些初级的基本问题去吧。
」他于是问：「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下，大家无利可图，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竞争呢？」一时间我不知所措，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每个答案都给考官手起刀落，于是越答越差，最后无以为对。
结果是不及格。
该试不及格是不能攻读博士的。
好不容易过了一夜，经济系的女秘书清早给我电话，说希望我补考该口试。
但我知道那个试是没有补考这回事的，所以一口拒绝了。
到了下午，校方的另一位教授找我谈话，说我的「不及格」其实是还没有「考清楚」，是作不得准的。
我感到尴尬，不答应补考。
跟着几位老师都劝我再考一次。
我后来决定补考，是因为几天后一位同学向我转告了一件事。
是周末的晚上，经济系举行师生酒会，我由于心情不好而没有参加。
一位同学的太太，在酒会上问赫舒拉发最好的学生是谁。
赫氏的回应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但其中一位中国学生还是显得突出。
从上述的同学那里听到主考的、判我不及格的赫氏竟然那样说，我于是改变主意：要求校方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作补考的准备。
在那两个月中我重温初级经济理论，日夕不断地对最基本的概念钻研。
后来补考轻易地过关。
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作任何经济分析，我都是从最基本的角度入手，半点较为花巧或高深的理论也不用。
从高处跌下来的心情并不好过，但后学的人应该从我的经验中知道，跌倒后站起来时要顾及的，是基础上的问题。
基础不稳而向上爬，是操之过急，危险之极也。
我因为该口试不及格而因祸得福。
不过令我引以为憾的是，据说因为我的缘故，该口试后来被取消了。
（三）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思想快如闪电，但在教书时，自己知的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而他每说了一段话，就有意或无意地停下来，希望学生提出新的观点，也希望学生证明他是错了。
当他认为学生所说的愚不可及，就忙顾左右而言他，听到较为可取的，就大加赞赏。
这样的上课气氛，会使最愚蠢的学生变为天才。
是的，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是个天才。
我在中、小学时考试成绩不好。
虽然那时有几位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成绩难以示人，心中不免戚戚然。
进了大学，我的成绩很不错，但这只是读书考试的雕虫小技，自己究竟有什么本领可以在学术上谋生，不得而知也。
我是在硕士之后才听赫氏之课的，不过我可以说，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开蒙老师。
旁听了他不及一年，我就意识到，既然能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将来要作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天下间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寻？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赫氏对学生的发问，通常立刻回应：「这问题不重要」，或「这是个好问题。
」过不了多久，任何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就预先知道赫氏会怎样回应。
这是因为我意识到，凡是得到答案而没有新意的，或不可能有另一个答案的，赫氏都认为「问题不重要」。
我后来被同学们认为是发问高手，因为我在几个星期内就学会了赫氏的法门。
任何问题，我必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直至自己能找出一个有新意的、可以有不同答案的角度才发问。
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
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
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
有时赫氏会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
」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
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
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
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
他似乎对学生们说：我所知甚广，对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
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
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