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欧洲通报》杂志[93]），表白自己的忠君感情（沙皇肖像登在《言语报》的最显著地位），诉说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诉说祖国的“立宪”不稳固、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毁灭性地破坏了”“历来的土地原则”，等等。

尼古拉二世在给斯托雷平的诏书里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小撮豪绅、富农、富裕农民去任意掠夺，把农村交给农奴主－地主去支配，恰恰就是1861年2月19日的“伟大改革”的完成。

应当承认，血腥的尼古拉这个俄国的头号地主，比我们那些好心肠的自由派要更接近历史的真理。

这个头号地主和农奴主头头懂得，更确切些说是从贵族联合会的教导中领会到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真理，即农奴主实行的“改革”，按其全貌来说，不能不是农奴制的改革，并且不能不是随之施行各种暴力的制度。

只有群众的革命运动能够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和他们在俄国的无限权力，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以至我国全体自由派害怕这种运动；这种害怕心理妨碍他们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要农奴主没有被推翻，任何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只能具有农奴制形式，带有农奴制性质和采用农奴制方法。

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方式进行的，这就是极端卑鄙极端愚蠢的表现。

尼古拉二世的做法正确得多，对俄国人民的教诲有效得多，他用实例“让”人民去选择：或者是农奴制的“改革”，或者是推翻农奴主的人民革命。

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我国的自由派所以能够美化这个改革并把它描绘成“和平的”改革，只是因为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薄弱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在被压迫的群众中还根本没有革命的阶级。

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也同1861年的改革一样，都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内容的农奴制改革，但是，自由派不能把它看成是“和平的”改革，不能随随便便地去美化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因为人们可以忘记1861年的单枪匹马的革命家，却不能忘记1905年的革命。

1905年在俄罗斯诞生了一个能够把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进行革命运动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能在取得胜利以后才死亡。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61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

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

由于“解放”，黑土地带各省农民的土地被割去了1/5以上。

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的、被夺走的土地达到1/3，甚至2/5。

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同地主的土地是这样划分的：农民迁到“沙地”上去，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从而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把土地按重利盘剥的价格租给他们。

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而且被勒索走了高于实际地价一两倍的金钱。

总之，60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仍旧贫困，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摆布。

“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

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的呢？是把俄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

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换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

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

农民的“骚乱”在解放前每10年都要高涨一次，使得头号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与其等待从下面来推翻，不如从上面来解放。

“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

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农民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土地被割去的愈少，农民的土地从地主的土地中分出的愈多，农民交给农奴主的贡赋（即“赎金”）数目愈小，各地农民摆脱农奴主的影响和压迫的程度愈大，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就暴露得愈明显。

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农奴主的统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处于金钱势力的支配之下，处于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处于对产生的资本的依附地位。

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老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完成了的转变。

我国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大肆渲染和美化的臭名远扬的农奴主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是让步程度和让步形式引起的斗争。

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立场上，愤怒地谴责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彻底推翻这种政权的一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能不在农奴制农民的头脑中滋长。

虽然几个世纪的奴隶制严重摧残和压制农民群众，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不能有所作为，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进行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乏、它的农奴制性质。

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俄国的开端。

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斗争的结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庆祝2月19日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尽量明确地认清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精神“让步”。

自由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农奴制的，可是它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

因此，自由派只限于进行“争取改革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政权。

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上世纪的60年代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他越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和种种刁难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政权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美化、而后甚至加以歌颂的1861年的“农民改革”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自由派解放者老爷们正在把农民搜刮得一干二净。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60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94]，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派在革命面前胆战心惊，在当权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了，而且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决地分道扬镳了。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这个阶级鼓吹满足于“文化”工作，逃避革命的地下工作。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初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派的空想思想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从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家的革命斗争向革命阶级本身的斗争的转变，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从1895年到1904年这革命前的十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并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日益发展。

特别从1902年起，革命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1861年才在生活中出现并刚刚在出版物上显露出来的两种倾向，在1905年革命中发展和壮大起来了，在群众运动中，在各个党派的种种不同场合的斗争中，在报刊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罢工、起义以及国家杜马中都有所反映。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们起初在一个地方自治自由派运动中和睦相处（1905年夏季以前），后来就形成两个单独的党，它们彼此激烈地竞争起来（现在还在竞争），各自展示了自己的“面貌”：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另一个基本上是君主派的。

但是，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却始终是一致的，如责难革命者，侮辱十二月起义，把专制制度的“立宪”遮羞布当作旗帜来顶礼膜拜。

这两个党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严格立宪的”观点，也就是说，把自己限制在沙皇和农奴主的黑帮所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而黑帮既不交出自己的政权，也不放弃自己的专制制度，既不牺牲自己“千百年来神圣的”奴隶占有制收入中的一个戈比，也不舍弃自己“理所应得的”权利中的丝毫特权。

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倾向，彼此界线分明。

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周围，与农民分开行动。

农民在革命中组织得非常差，他们的行动涣散得多，软弱得多，他们的觉悟更是低得多，而君主制的幻想（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着的立宪的幻想），又常常使他们失去力量，使他们去依附自由派，有时去依附黑帮，使他们不去对贵族－土地占有者进行冲击以求彻底消灭这个阶级，而是对“上帝的土地”产生了空想。

但是总的说来，农民，作为群众，正是同地主作了斗争的，行动是革命的，并且在各届杜马中，甚至在代表资格极反常地有利于农奴主的第三届杜马中，组成了劳动团，劳动团虽然常常摇摆不定，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民主派。

1905—1907年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的、并且在政治上形成的立场和倾向，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是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

1861年产生了1905年。

第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了阻碍，使农民遭到了无限恶劣的和痛苦的折磨，但是它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防止不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1861年的改革打开了一定的阀门，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发展，因而延缓了结局的到来，但是却消除不了必然的结局，这个结局1905年时在无比广阔的范围里，通过群众对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专制制度的冲击而出现了。

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一旦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觉悟成熟，就引起了革命。

第三届杜马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农奴主实行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

如果说，1861年2月19日是在由纯粹的农奴制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么，1908—1910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条道路上迈出了更为重要的第二步。

从颁布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起，几乎已经过去四年半了，从1907年6月3日起，也已经过去三年半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连十月党资产阶级也确信，六三“宪制”和六三土地政策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