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未富先老标准-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未富先老标准-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指的是一种现象，即在经济尚未富裕的情况下，个体或家庭已经面临着老龄化问题。
这一标准的出现对于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深入探讨未富先老标准的定义、背景、影响因素，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应对策略和建议。
通过对未富先老标准的全面分析和讨论，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找到有效解决途径。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目标:1. 引言：概述未富先老标准的定义和背景，介绍文章的结构和目的。
2. 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未富先老标准的定义和背景、影响未富先老标准的因素，以及应对未富先老的策略和建议。
3. 结论：总结未富先老标准的重要性，探讨未富先老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展望未富先老标准的未来发展。
通过这种结构，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未富先老标准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最终得出关于未富先老标准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的结论。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未富先老标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普遍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享受优越的生活质量，然而许多人在年轻时并没有做好财务规划和储蓄准备，导致退休后面临经济困境。
通过深入分析未富先老标准的定义、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可以帮助个人和社会更好地应对老年财务问题，提高退休生活的质量，减轻社会养老压力。
同时，通过对未富先老标准的研究和讨论，也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因此，本文旨在呼吁个人和社会重视未富先老问题，提升老年金融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养老制度的健康发展。
2.正文2.1 未富先老标准的定义和背景未富先老标准是一种对个人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指的是在晚年时依然缺乏充足的经济积累和生活保障的状态。
这一标准源自于社会对个人养老问题的关注和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
最怕辛苦半生没有积蓄,六招防范“未富先老”
最怕辛苦半生没有积蓄，六招防范“未富先老”有关“未富先老”的言论在网友之间引起了强烈共鸣，80、90这一代有点苦逼，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我们的父辈这一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而80、90又是独生子女，在大学扩招后、义务教育之后，上学年龄被延长了，工作年限也被延长了，但是又背负着房贷、车贷等，可以说透支了好几代人的消费都压在了80、90的头上，上有老、下有小，同龄人之间也免不了相互比较，相互碾压，赚得不少，但是花得更多，理财师发现，“未富先老”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一代人的魔咒。
一、适当晚婚晚育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单身的人都已经被称之为“单身狗”，但是从理财的角度看，晚婚晚育可以使人多一些时间积累自己的资本金。
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里的青年普遍结婚年龄都在25岁以上的原因，一方面是眼光高了，想要找灵魂伴侣，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所迫。
过早结婚容易损失很多一心一意打拼的时光，过早当房奴、孩奴容易打乱整个理财节奏，累，而且事倍功半。
当然，如果你是富二代就另当别论。
二、尽量缩短无所谓的“浪费光阴”的时间理财师认为，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容易，那么多半是有人在承担本该属于你的不易，或者是你会在今后承担这份属于你的不易。
尽量不要无所事事，在大学毕业后，不要抱着“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是先呆在家里吧”的思想，因为空想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你又不是尼采或者哲学家。
真的放手去做的事没有什么事白费力的，在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在该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现在你觉得生活不易，是因为你在走上坡路。
三、当下做好最该做的事我们每个时间阶段都有最适合做的事情，学习阶段，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考一个好大学，决定了你未来的眼界，还有你未来会和什么样的人为伍，如果大家都是勤奋努力上来的，那么你以后的伙伴也都是勤奋努力的人，玩不来权术的人就一定要努力奔跑，跳出权术可以掌握的范围；在工作初期阶段，你应该好好理财，积累原始财富，配置年化收益率在百分之六点五的宜盛月定投，一年后就能够有六万多的本金！你也可以自己要求自己强制储蓄，能够使你致富的脚步大大加快。
如何应对_未富先老_的挑战
76
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
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 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 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 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 中国日均消费在 2- 20 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 66%，消费总额占 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 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 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 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 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 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 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 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 口的比率）的下降，对 1982- 2000 年期间人均 GDP 的增长作 出了 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方案】应对老龄化需要“中国特色”解决方案
【方案】应对老龄化需要“中国特色”解决方案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是其核心问题2017年10月24日，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社会福利中心，一位老人带着妻子的粉红饭盒去食堂打饭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继法国1865年首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老龄”。
本世纪以来，大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行列。
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和地区为76个，预计2050年将增至157个。
中国无疑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3亿，占总人口的16.7%。
放眼全球，中国的“老龄化”挑战到底有多严峻？《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知名人口和社会政策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
彭希哲用了三个“最”来描述中国的“老龄化”：“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未备先老”是核心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彭希哲：在全球老龄化的国家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对以下问题特别关注，并进一步形成共识。
首先，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是其核心问题。
2015~2050年间，中国老年（60岁以上）人口总量将从2.2亿激增至4.3亿左右，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但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尤其2018~2021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与对策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与对策作者：刘诣来源：《领导文萃》2023年第21期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已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作了专门部署。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约1000万人的规模持续增长，这必将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提出新要求，直面老龄化问题已变成整个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
如何更好地把握新发展阶段老龄化的现状和养老困境、如何瞄准未来老龄发展的重点方向和机遇，以及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皆是我国迫切需要回答的老龄化问题。
围绕上述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社会学家李强。
《领导文萃》：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老龄化社会是未来我国的基本国情。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把握基本现状，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呢？李强：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其中有五个突出特征：第一，老龄人口基数大，具有全世界最大的老年群体。
据统计，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比14.9%。
据国家卫健委测算，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届时我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50年以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预计将一直稳定在接近40%的高位，未来中国的老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
第二，老龄化增速快，呈现高度压缩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总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开始快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预计从2040年开始到本世纪末，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赶超发达国家。
未富先老的挑战
未富先老的挑战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人口生育高峰期，在这段时间中出生的人口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了进十几年来劳动力中的中流砥柱。
然而，随着这部分人的衰老，我国目前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尴尬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是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人口结构才进入老年型，而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保持了长时间的低出生率，加之人口寿命增加，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据从1月29日在京召开的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上获知的消息，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增加725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了0.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空巢化比重进一步加大。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21.6%，部分大中城市核心区和部分地市老龄化程度也相继超过20%（月夜短讯）。
2030年“人口盈利”期过后就是从属年龄比上升较快的“人口亏损”期，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成本也将处于较高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将日益显现出来。
中国人口迅速老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
1.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经济动态模型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2. 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
利用1978年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变动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老年人口比重每升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
然而必须清楚，这是在社会老少人口总抚养比下降条件下的提升，当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以后，特别是步入“人口亏损”期老龄化严重阶段以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将导致储蓄水平的下降。
借助社会企业破解未富先老难题
借助社会企业破解未富先老难题作者：暂无来源：《社会与公益》 2014年第6期文/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瑞军目前，我国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较少、较窄，热钱纷纷涌入楼市地产，炒地、炒房，房价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业营利性低，盈亏平衡点高，社会资本投入不足。
如何破解未富先老、大国养老课题呢？建议探索社会企业模式。
用发展社会企业的办法，解决诸如养老等社会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其中英国做得比较领先。
英国目前有7 万家社会企业，近几年，新建企业中三分之一都采取了社会企业模式，这些企业对发展前景的预测较普通企业更乐观。
他们的做法及对我们的启示有三：第一、政府鼓励，社会企业认证公司认证。
在英国首相办公室，有专门从事社会企业政策助理工作的人员。
认证公司是个“纯”民间公司，靠业界公信力立足。
其次，机构具有独立性，并进行自我治理，不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分支或项目。
再次，至少有50% 的收入来自于商业和贸易活动，这一标准是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主要依赖于捐赠）的重要区别。
第四，至少有50% 的利润用于社会和环境目标，在机构章程需明确规定，在财务账目上可以查证。
第五，执行“资产锁定”。
企业破产或解散时的剩余资产应该用于社会和环境目的，需将资产转移给另一家社会企业或慈善组织，不能私有化，不能被收购。
这一点须在机构章程中体现。
第六，社会影响力评估。
需要有第三方评估结果证明该机构正在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正在努力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减少环境危害。
第二、发展社会企业的好处。
认证为社会企业有以下好处：一是优先拿到政府采购订单；二是享受财税优惠政策；三是社会公信力、参与度和盈利的可能性高。
社会企业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有效公益和社会创新的新选择。
各国社会企业发展事实证明，社会企业在激发社会投资、扩大救助人群、提高慈善效率、增强社会组织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社会企业在我国的探索。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虽然是舶来的，但实体内容并不“陌生”。
“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何应对
“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何应对12月1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分析指出我国当前老龄化形势严峻，并简要介绍了我国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
我国老龄化特点突出形势严峻1.老年人口的规模大。
到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44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到2020年要比现在纯增1个亿，要达到2.48亿。
2020年以后，几乎每10年要纯增1亿多，到2051年，要达到最大值，4.37亿，占到当时总人口的11%，形势非常严峻。
2.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
我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的时候是5%，属于成年型，到1999年就达到了10%，变成老年型。
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为老年型，仅用了1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历史性的转变。
3.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就像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差别一样，老龄化差别也很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区域梯次型的发展状况，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
比如说上海，是我们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地区的城市，1979年，比全国进入老龄化早了20年。
我们能预见到的，最晚到老龄化的地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根据我们的预测，要到2012年才能进入。
最早和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中间间隔长达33年。
4.老龄化城乡倒置。
根据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来看，多数都是城镇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农村，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农村老龄化程度要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倒置的状况一直要延迟到2040年。
到2040年的时候，城镇的老龄化才能赶上农村老龄化，而且超过农村老龄化，并且逐步拉开距离。
5.老龄化要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我们国家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还不足1000美金，才800多美金，即使到现在，我们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金，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我们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十二五”结束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
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关系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
过去讲“未富先老”只是从一般性现象的角度观察，其实背后隐含了诸多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二五”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有助于找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保持可持续性。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
“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
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
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
然而，中国的不寻常之处是未富先老。
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也在赶超。
例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但是，2010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
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所以，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
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设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
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按照过去30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得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如经济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
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看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许多相似的东西。
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
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形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型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
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
“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
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
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
不过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
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
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
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
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挑战何在？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3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一比较。
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
其次，韩国在2015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
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
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
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
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未富先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今天出现的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
我想具体列举几个“先老”的表现，也就是人口转变早熟的表现。
首先，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
我们用的是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
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0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
但是，即使用16到64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与这个相应，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
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更高。
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
这个趋同导致一个结果，即对教育的负激励。
如果做更细的计量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
例如，我们以初中为参照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们的相对回报率在下降，而小学相对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
也就是说，工资趋同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
对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来说，人们上学不仅要付出直接物质费用，还有推迟就业造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很可能导致在一定时间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未富”，即我们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几个重要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所做的一个预测。
由于我们的就业增长越来越慢，因此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间会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时候变成负的，是压低潜在增长率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刺激性方案，而且区域发展战略都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支撑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它占的比重相当大，然而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人力资本贡献变化不是非常显著。
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未来不会有显著的提高。
这里世界银行专家用的假设还是非常乐观的，许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认为，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至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还有人说这段时间是负的。
因此，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
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没法得到保障。
除了我们的教育市场上出现负激励之外，我们看一看现有劳动力存量，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同日本和美国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