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史问题

学院：政管0904一、讲一个皇帝说到皇帝，中国有很多，其中有很多流芳百世的明君，但没有哪个皇帝可以像秦始皇那样让人又爱又恨。

而对我来说，我还是认可秦始皇多一点。

当然我不否认，秦始皇他有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罪行，姑且说是罪行吧，比如他广建宫殿陵墓，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他还制定残酷的刑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还有修建长城，征召了大量劳力，甚至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所有的一切都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残暴、贪婪、寡恩薄义，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滥杀无辜，嗜杀成性……把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特征都加到了他的头上，试问一下这真的公平吗？人们了解和分析历史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是很片面的；史料的编辑者的观点和心态，往往会影响到读这部史册的人。

如果史册记载不实，会给人们带来与错误的结论甚至与历史情况相反的概念。

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让我们看看秦始皇的壮举，来看看他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堪。

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统一文字、货币。

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

三、统一度量衡。

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

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

四、开拓边疆。

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

上面几条是对秦始皇的所做一些简要的概括；这些事情在他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创于他，并且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在他以后的皇帝，治国管理无一不是在他这个机构框架下对国家进行管理而取得成就的，他们创造的伟业，有很大的原因是得益与秦始皇为他们奠定的基础；在前人没有的前提下，完成这么多的体制变革和文化变革，在古代这叫雄才大略，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个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而且别忘了从秦始皇完成兼并六国，到他去世，仅有11年时间；就在这短短的11年里，秦始皇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

试问这样的人谁能不敬佩，谁能不敬畏，所以我认为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是任何别的皇帝都难以超越的。

二、讲一个丞相说到李斯，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他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胎炙人口的代秀文章。

连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李斯的文采极佳。

但我们今天不来讲李斯的才气，我们来说说他的处世哲学。

李斯的处世哲学是“老鼠哲学”：人好比是老鼠，同样是老鼠，也有粮仓老鼠和茅坑老鼠之分。

李斯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

为这一目标，李斯打拼了一生，临死时长叹曰：“仓鼠上越高，摔越远。

”李斯年轻时当过小穷，后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治国之道。

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唯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的近侍。

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

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在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可以说他的权力到达了顶峰，完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可以说李斯已经把他的老鼠哲学发挥到了极限了。

从这里我们也学到了。

一个人的贤能与否，与他所处的平台和环境有关，而这一点李斯无疑是很有眼光的。

可李斯的结局却不太好，最终落得个自己被腰斩，满门被抄斩的悲惨下场。

为什么呢，我觉得也与他的老鼠哲学有关。

公元前２１０年，秦始皇率领大队人马，继续他的求仙之旅。

没想到在平原津就一病不起，药石无灵，病死于沙丘平台。

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同时假造圣旨让扶苏自尽。

害人终害己，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市，从而为李斯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附和赵高，什么既得利益呢？就是自己的权力顶峰，他本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他习惯了站在最高处，所以他能为保住自己的利益做任何事。

他想做个粮仓里的老鼠，而且是最大的那个，所以他附和了赵高，但最终赵高棋高一着，杀了李斯，自己独大，谁不想拥有最高的权力呢？谁愿意和别人分享权力呢？所以从李斯的哲学里我们能看出：做一只粮仓里的老鼠，当你爬到最高的时候，要不你就停下来歇歇，要不你就把所有的粮仓里的老鼠干掉，否则你就很危险。

三．民本思想的评述。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而毫无疑问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本思想是最富特色且最具魅力的。

孟子认为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根基．人民创造的财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以及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基础，民心的向背决定天下的得失。

统治者只有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治理好国家。

要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做到经济上富民、惠民；政治上宽民、爱民；思想上教民、化民。

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上要富民、惠民在孟子以前，孔子就主张在经济上惠民。

他说：“养民也惠。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二、政治上要宽民、爱民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政”是指法制、禁令。

“刑”是指刑罚。

政和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的外在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

人们虽然不违背规范，但那只是为了规避惩罚，他们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上述主张，同样反对虐政。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

不甚则身危国削。

”他劝说统治者不要残害百姓，如果暴虐百姓太厉害，就会身死国亡，不太厉害，也会身危国削。

孟子反对连株，提出“罪人不孥”。

三、思想上要教民、化民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他认为好的政治措施不如好的教育更能得到人民的理解。

善政只能使人民敬畏，善教才能使人民喜爱。

为了得到民心，必须实行好的教育。

因此，孟子主张要在“富民”的基础上，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总的来说，民本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民本思想存在着自身的缺点。

一是思想家对民本问题的重视并不是自觉的,而是和农民战争息息相关;二是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而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三是思想家头脑中的“民”,首先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作为个体的“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四、原始的民主制度。

这里所说的古代“民主”，主要是指以兼听独断为特征的谏议制度，以维护君权和倡廉肃贪为目的的监察制度，以笼络人才和选贤为宗旨的科举制度，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上的重民轻君思想、社会大同思想思想等等。

我认为中国的原始民主应该归纳为兼听博纳。

从决策上看，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注重决策前的集思广益和决策后的反馈，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君主个人智慧的不足，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决策和纠正过失，扩大了本阶级成员的政治参与。

中国古代几千年基本上是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臣子上言进谏，君主在兼听的基础上“乾纲独断”是基本的决策方式。

在这种体制下，君主的贤愚、臣子的忠奸对决策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往往是“言出法随”、“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况取决于人，社会的治乱、百姓的命运有赖少数几个君臣的脑袋来决定。

处在官僚机器顶端的皇帝或君主的权力不可分割，他的意志便是社会的意志，他的言论便是法律和真理，他对任何事情都有最后的决断权，因而君主的主观意志便是一切社会意志的发源体，这当然是专制体制。

但是，君主的主观意志对别人是必须服从的客观意志，对他本人却不是绝对的主观意志，因为他也懂得“兼听则明”的道理，他的主观意志的形成有赖于别人的“集思广益”；他的言论就是法律和真理，并不等于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因为他的言论要成为“圣旨和法律”，仍需经过一定的程序；他对任何事情都有最后的决断权并不等于事情皆决于已，而是在别人判断的基础上他才去“听”和“断”。

只不过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至高无上、“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君主处于决策的中心和独断地位，因而是一种个人专制或专断。

同时，也正是有了这种“兼听”、“集思广益”、一定的程序和别人的判断，才不致于使君主的决策变成完全的“随心所欲”，这种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夏、商、周三代即有师保辅弼之类的顾问官员或谋士。

这些为王者师的人权力很大，除备咨询还可规谏，史官有时也作咨询之用，此后各代由此逐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顾问咨询机构和制度、朝议和规谏制度。

在专制政体下，皇帝至尊，决策时还要臣子上言，成败得失还须谏官进谏，国君自己则要虚心纳谏，起码是基于君臣间某种程度的平等意识：国君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上智，臣属并不是事事不如皇帝的下愚。

从认识论上来讲，只有兼听博纳，全面反映客观实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为此就需要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就需要广开言路、君臣论辩，就需要集思广益。

现代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议会民主和政治决策中的半数通过、多数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等等，恐怕是基于同样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高超的个人智慧也不能超过多数或集体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