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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奇遇》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小说之一，评论者多将他的中国题材小说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的中国观的重要性。小说《奇遇》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以及与其中国之行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小说处在芥川“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的中国观的临界点，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显示了芥川 ___既敬仰又睥睨的双重目光。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文艺中国现实中国幻象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被日本文坛称之为短篇小说巨擘，其小说名作《罗生门》《鼻子》等作品，于1921年最先由鲁迅译介到中国，1927年，芥川自杀后，中国文坛还掀起了翻译芥川作品热，xx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五卷)，芥川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总观芥川的短篇小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芥川的小
说有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并且是以中国古典为蓝本的翻案小说。对于许多大正作家来说，中国文学是一件装饰性的衣裳，而对芥川龙之介来说，中国诗歌是“自己构筑的文学世界的相反的一极，是与扭曲的西洋那种近代相对峙的及其自觉的艺术”{1}(日本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由此表明芥川将中国古典视为自己文学的支撑和价值观。芥川的“中国题材作品”以中国为舞台，借用中国的传奇抒发自己的心绪，并加以理性的诠释，与现代人的生活生出干系来，很好地体现了新思潮派的特点。中国文学给予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不仅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濡养了他东方文人的气质，可以说芥川是最熟稔中国文学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以往的学者多将芥川视为东亚文学的一员，将他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 ___文化的态度及其中国观的重要性。其中一篇名为《奇遇》(1921)的小说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如果芥川的中国观以中国之行为分水岭的话，可以分为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而《奇遇》写在芥川中国之行的前夕，可以说是在二者的临界点上，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本文试图通过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及其与中国之行的关联性，以期进一步认识芥川 ___既敬仰又睥睨的矛盾态度，以及中国之行对其中国观变迁的影响。
一、芥川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奇遇”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濡养的文人作家，他自小在养父的家中长大，养父喜爱南画、俳句，颇具江户文人气质，芥川从少年起就喜爱读汉文学作品，他虽不懂汉文，但通过日文的译本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剪灯新话》《新齐谐》《志》《聊斋志异》及其他汉诗文，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2}在芥川的“中国题材的作品群”中有九篇出自于中国古典文学。其中，《仙人》(1915)、《酒虫》(1916)、《掉头的故事》(1917)三篇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英雄之器》(1917)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尾生的信义》(1919)取材于《庄子·盗跖篇》;《黄粱梦》(1917)和《杜子春》(1920)分别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杜子春》;《秋山图》(1920)取材于《瓯香馆集补遗画》;《奇遇》(1921)取材于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可以看出，芥川在选取中国题材再创作时，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取向，即 ___的传奇、志怪、感，而中国的事件几乎没有进入他的视野。{3}这是由芥川的创作本身的需要的，也是他借古喻今的写作策略。评论家们都注意到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借神话般的奇异事件，表现了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思考，对普遍人性的哲学叩问。例如，《酒虫》取自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其情节与原作基本相同，而在小说的结尾，芥川就蒲松龄所发的议论，“或曰：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欤?”提供了三个正反合三个答案，指出“酒虫”就是刘氏之所以为刘氏的独特个性，杀死酒虫就是扼杀
人的个性就等于扼杀人的生命。{4}芥川在《骨董羹》中对《聊斋志异》专有一评：“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怪的。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这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然而作者蒲松龄不能勇敢面队朝廷，便借助 ___之谈讽刺朝廷的行为，有时为了本国的读者，不无遗憾而舍之。”{5}由此可见，芥川是很懂中国古代作家说鬼谈怪的别有用心，而他也很好地学用了这一写作策略，并用这些中国古典的阅读经历接通了现实人生。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这样评价芥川的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几乎是扩大的解释，唯有文学的趣味性、故事的离奇性这一点是他的特色”。这类中国传奇、志怪类的小说既契合芥川的“野性的美”审美取向，又符合他表达自己思想主题的需求，通过对这些古代材料的理智诠释，芥川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芥川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奇遇”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文化对接。而芥川的中国之行，则让浪漫中国、文艺中国，在现实的观照下，成为了虚幻的美、虚假的美。小说《奇遇》刺穿了文艺中国、浪漫中国的泡影，自此，芥川看待中国的目光开始改变，以往对神秘中国的景仰已开始变作冷静的审视和睥睨。
二、古典中国、浪漫幻象的解构
《奇遇》(1921)的主要情节取自《剪灯新话》之《渭塘奇遇记》，但在结构上却比原作复杂得多，完全颠覆了中国古典“才子
佳人”的模式，具有某种后现代元小说的特点。原作写元至顺年间，南京有一王生，容貌俊秀，神色清朗，人称“奇俊王家郎”，一次，王生去松江收秋租，乘船经过渭塘时，在一酒家小酌，邂逅店主十八岁的女儿，二人眉目传情，后王生离开酒家怅然若失，当晚，他就做梦到了酒家，与女子相会，以后每个晚上都在梦中与女子相会，一晚，王生梦见女子把紫金碧甸戒指赠送给他，王生自己解下水晶双鱼扇坠回赠给她，等到醒过来，发现戒指确实戴在手中，而再看自己的扇坠，却没有了。王生大为惊奇，于是仿元稹的诗体，赋《会真诗》三十韵来记载这件事情。第二年，王生再往松江收租，又经过酒家，被店主请入，老翁述说，小女自那日见到王生后相思成疾，昨晚，忽然说：明日郎君要来，果真小郎君来此，正是老天爷显灵。{6}而在芥川笔下的《奇遇》中，瞿佑的《渭塘奇遇记》原典则被他改写并镶嵌在现代小说的框架中，成为了一篇从结构到主题、人物都颇具现代解构意识的小说。
首先，小说《奇遇》 ___古典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涌现的一大批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和流派。在这类小说中“男女以诗为媒介，由爱才而产生了思慕与追求，私订终身结良缘，中经豪门权贵为恶构隙而离散多经波折终因男中三元而团圆”{7}。原作《渭塘奇遇记》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中融入了志怪小说的特点，属烟粉灵怪类小说。其小说情节基本符合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
只是瞿佑将它写成了一出颇具神秘色彩的、梦幻式的“才子佳人”小说，他将王生与小姐的相会、私订终身的故事置于梦境，让当事人与旁观者以为这段佳缘竟是老天爷赐予的，二人的结合是梦魂交会，于是叹曰：真是一桩奇遇。小说带有烟粉灵怪小说的神秘主义色彩。芥川自小便 ___的《聊斋志异》《剪灯新话》这类谈鬼说怪类的小说十分喜爱，自己还做了这类的小说，编为《椒图志怪》，可见中国文学对他的影响。芥川的《奇遇》在故事主要情节、场景、环境描写上基本忠实于原著，但对于人物的性格品行进行颠覆，特别是将瞿佑苦心经营的神游梦幻的谎言撕破，将无法说清的真相做了理性的还原。在《渭塘奇遇记》中王生被刻画为一个书生，形貌俊美，人称“奇俊王家郎”，可在《奇遇》中，王生虽也被人称为“奇俊王家郎”，但品行不端，父母双亡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每日里与好友吃喝嫖赌，纵情声色，一日在书房被好友张生看到了一枚紫金碧甸戒指，王生被迫自述在梦中与店主小姐相会的情形。
“就假设那是一场梦吧，可除了在梦中，我还不曾真的见过那家的千金小姐。不，那家是否真的有一个千金小姐，其实我也并不清楚。不过，即便世上并没有那样一个姑娘存在，也很难想象，自己对她的爱慕之心会发生改变。我想，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不怀念那个与水池、葡萄架，还有绿色的鹦鹉一起翩然出现在我梦中的姑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的确，是与那些司空见惯的才子佳人之间的爱情大相径庭呐。”
张生不无怜悯地把目光投落在王生的脸上……
关于王生的奇遇，张生逢人便会大讲特讲。最后，这件趣闻传到了钱塘文人瞿佑的耳朵里，于是，瞿佑据此写下了美丽的《渭塘奇遇记》。{8}
这里芥川借用王生与张生的交谈，道出了一段被怪异化的“才子佳人”故事，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某种现实性、确定性，则完全被解构，故事被放置在一个假设的梦境中，连小姐是否存在也成为了不确定性，并推想瞿佑是从张生那里听到了这个传闻，据此写下了《渭塘奇遇记》。这样就将《奇遇》写成了一个关于小说写作经过的“元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读到此认为这是个浪漫的故事，准备接受这篇作品时，芥川却说故事还未完，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
但是，钱塘的瞿佑自不用说，就连张生等众友人都蒙在鼓里，当搭乘着王生夫妇的彩船离开渭塘的酒肆之际，在王生和少女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戏终于平安地演完了。我对令尊大人说，我每天都梦见你。当我说出这种小说似的谎言时，内心不知打了多少个寒战。”
“我也对此好生担心呐。你对金陵的朋友也撒谎了吧?”
“嗯，也撒谎了。最初我什么都没有说，但偶然被朋友发现了这只指环，才不得已把本该对令尊大人说的谎又对朋友说了一遍，说我在梦中什么什么的……”{9}
这段王生与小姐的对话道出了真相，戳破了王生梦中与小姐相会的谎言，还原了男女私会的真相， ___解构了古典中国的浪漫和神秘。如果没有上述这段完全超出原作有“狗尾续貂”之嫌的结尾，那么芥川的翻案小说就不是翻案，芥川洞悉人性深处的才能也就无以体现。正是这段结尾，表明了芥川对共同人性和现实的理解，芥川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欺骗和谎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多有虚伪，这是中国的礼教对人性压抑的结果，瞿佑未敢明言的深层思想，让芥川撕开了：虚假的浪漫掩饰着被现实扭曲的人性，显现了芥川历史小说具有的现代性和对人性冷静剖析的深刻与犀利。芥川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讲真话的孩子一样撕下了蒙在古典中国的神秘面纱。芥川为何要以瞿佑的《渭塘奇遇记》为蓝本，加以改写，其意图是什么?又体现了他 ___文化，以及中国
怎样的态度?我们联系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芥川的中国之行，或许能够更好地解答上述问题。
三、中国之行的热情与冷淡
小说《奇遇》开头设置一个楔子：向小说家讨要文稿，为了应付，小说家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小品文《奇遇》，与其他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奇遇》的叙事时间是小说家在即将离开日本到中国游访的前半个小时，是当下而不是往昔。
小说开头是与小说家的一段对话：
听说您要去中国，是去南方，还是北方?
小说家我打算由南至北周游一圈
都准备停当了吗?
小说家是的，已经大体就绪了。只是原本应该一读的纪行和地志等等尚未读完，有些不知所措。
(显得无精打采地)那种书有很多吗?
小说家远比想象的多。单说日本人写的，就有《七十八日游记》《中国文明记》《中国漫游记》《中国佛教遗物》《中国风俗》
《中国人气质》《燕山楚水》《苏浙小观》《北清见闻录》《长江
十年》《观光纪游》《征尘录》《巴蜀》《湖南》《汉口》《中国
风韵记》，还有 ___……
您全都读了吗?
小说家哪里，还一本都不曾过目呐。如果再列举中国人写的书，更是有《大清一统志》《燕都游览志》《长安客话》，还有帝
京……
行了，那些书名已经够多的了。
小说家我想，我还尚未提及任何一部欧洲人撰写的书呐 (10)
《奇遇》中的小说家与芥川的身份，经历相同，从这个层面上说
小说家就是芥川，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了各种有关中国的书
籍，有日本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还有没列举的欧洲人写的，可
见芥川为中国之行做足了功课，但他却一本都没读，这种 ___既充
满了热情又冷淡的做法，令人不解。这种矛盾构成了他在《奇遇》
中 ___原典解构的心理基础，也形成了他 ___既仰视又睥睨的双重目光。
1921年3月22日，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作家，带着采写《 ___印象记》的任务来到中国，做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足迹从中国的江南到东北，这次中国之旅的产物就是1925年由改造社出版的《 ___游记》，游记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形象的描绘是破败、肮脏，野蛮、混乱，曾经的古典中国的桃花源幻境被
___打破。文艺的中国、诗意的中国已荡然无存。当然，芥川在写《奇遇》时还未踏上中国的领土，所以无法具体地描绘中国形象，但早在他去中国之前，日本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等数十位来华旅行，写了大量的旅行记，特别要说的是其老师夏目漱石的中国旅行记《满韩处处》(1906)对肮脏、麻木的中___描写，无疑会影响到日本人 ___的看法，实际上，自、日清战争之后的日本人开始日益傲慢起来，对于现代中国不无蔑视，而大正时期流行的“ ___趣味”，也不乏 ___的觊觎之心。
芥川龙之介是 ___文化深有造诣的学者型作家，他所接受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他是从书本里、文字中吮吸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形成自己的中国文化观和形象。从《 ___游记》的文字里很明显地反映出芥川龙之介是以过去从古代中国文化典籍中所获得的文化观来寻找对应物的心态。他在南京看到秦淮河，他脑海里浮
现的亦是昔日在中国古代诗词、小说中所描绘的秦淮河。但是，一旦接触实际，作为文字载负的“幻影”就不复存在，芥川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误读”之后的文化落差，于是产生一种失落感。{11}
他曾在《长江游记》中写道：
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是在、学问、经济、艺术上都衰颓了吗?特别是在艺术方面自嘉庆、道光以来没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东西，而且国民不问老少只唱亡国的太平之音。当然，也许在青少年中多少还有其活力，但是他们的声音即使有，在全国国民的胸中恐怕也未引起大的共鸣和强烈的反响这也是事实。我不能爱 ___，想爱也爱不起来。目击国民之腐败，如果还能再爱 ___的话，只能是颓唐之至的官能主义者，浅薄的 ___趣味的憧憬者。如果 ___人本身内心还未昏昏然的话，会比我们这些外来的旅客更会嫌恶吧。{12}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腐败落后，让芥川无法爱中国，似乎他曾经爱过的古典中国、文艺中国的幻象被打破， ___趣味不过是浅薄者的憧憬，芥川中国之行后的中国观，有 ___现实客观的描写;也有___的傲慢与偏见。这也是芥川的双重身份决定的，作为小说家的芥川，西湖、秦淮河无疑是文辞歌赋中的浪漫意象，也曾激起他的遐想;然而，作为记者的芥川，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进国家的 ___，他以冷漠、挑剔的目光审视落后国家中国的一切。《奇遇》中那个既
___充满热情，又十分冷漠的小说家，和 ___现实事物丝毫不感兴趣，只想一味沉浸在古典中国幻境中的，二者的心态，正是芥川的文艺中国与现实中国两种对立的中国观的反映，而中国之行后的《 ___游记》为我们印证了这一点，自中国之行后芥川再没有写中国历史题材翻案小说，表明芥川已从古典中国的幻境中走出，而《奇遇》则是其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终结篇。
摘要：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果戈理是___最神秘的作家，他从小就笃信 ___，宗教信仰在果戈理的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和情绪在他的身上深深扎根，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也必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从另一个世界、与魔鬼的斗争、浪漫而神秘的爱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恶扬善)、上帝的审判等方面解剖析了宗教神秘主义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体现。
关键词：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宗教神秘主义
文学与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俄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尼·别尔嘉耶夫这样说过：“19世纪伟大的 ___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 ___文学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
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 ___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可以说果戈理是最神秘的___作家之一。
宗教信仰在果戈理的家里占有重要地位，果戈理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所就读的涅仁中学，宗教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课。维诺格拉多夫在论述宗教信仰对果戈理文学创作的影响时指出：“果戈理得自家庭和学校的宗教教育总是为他的文艺创作提供精神食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来的发展。”可以说，宗教已经渗入到作家的中了。著名诗人纪伯伦曾说过：“谁能把他的信仰与行动分开，把他的信奉与职业分开?”因此，果戈理的 ___世界观和宗教情结必然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宗教神秘主义思想贯穿在果戈理一生的创作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之中。《狄康卡近乡夜话》(以下简称《夜话》)是果戈理得到文坛认可的第一部作品，其中的小说素材大多民间，轻松、浪漫的故事中充满了神秘色彩，也贯穿着作家的宗教意识。
一、另一个世界所谓另一个世界，是与现实的世界相对而言的。在《夜话》中，果戈理在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描绘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些小说中，读者或者会找到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具有魔力的、能够控制人类的神奇力量。如《索罗庆采市集》中的红褂子;《圣约翰节前夜》中的凤尾草;或者
有妖精、巫婆、魔鬼以及一个类似魔鬼的人物：《索罗庆采市集》中有一个长着魔鬼面容的茨冈人，《圣约翰节前夜》中的巴沙甫留克是个“变成人形的魔鬼”，《五月的夜》中有女落水鬼，《失落的国书》和《前夜》中有妖精、魔鬼等等。
在《夜话》中，人们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穿梭。在《索罗庆采市集》中，红褂子本来只是一个传言，但是每一个做过坏事或不守信用的人都见过红褂子的碎片;《圣约翰节前夜》中村子里发生着种种怪事，彼特罗在巴沙甫留克的帮助下到了一个“地狱”，他的金币在他失踪后都变成了破砖碎瓦;《五月的夜》中列夫柯是在梦中帮助了女落水鬼，但是当他醒来，手里真的有一张纸条，他拿着这张纸条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在《失落的国书》中，爷爷是在路上弄丢了国书，第二天夜里他同妖精们斗智斗勇拿回了国书，天亮时他却发现自己睡在自家的屋顶上;在《圣诞节前夜》中有伐库拉骑着魔鬼去皇宫;《魔地》中爷爷在瓜田边遇见了老朋友，正玩得高兴时，一回头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他在夜晚找到的金子，天亮后却变成了垃圾。在《夜话》中，人、巫婆、巫师、妖精、魔鬼等一起生活。人们的生活、神秘的传说、奇怪的梦境交织在一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无法分辨哪里是现实的世界，哪里是另一个世界。狄康卡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被果戈理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二、与魔鬼的斗争关于人与魔鬼、魔鬼与上帝、上帝与人的思考一直是果戈理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主题。梅烈日科夫斯基甚至把果戈理的全部创作看成是果戈理与魔鬼的斗争史。在《果戈理与魔鬼》一书中，他写到：“在果戈理的宗教认识中，魔鬼既是神秘主义的本质，又是现实的活人，其中积聚了对上帝的否定，永恒的邪恶。作为一个艺术家，果戈理借助笑来研究这个神秘主义实质的特性;作为一个人，他以笑为武器来同这个现实的活人进行斗争：果戈理的笑实际上是人同魔鬼的斗争。”
果戈理作品中的妖精、魔鬼和巫婆并没有带着假面具降临人世，它们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对魔鬼就直呼其为魔鬼，决不仿效拜伦给它穿上华丽衣着。”在小说集中，魔鬼和妖精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果戈理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索罗庆采市集》中的小鬼穿着红袍，头上长角，整天带着帽子手套。巴沙甫留克长着两条毛茸茸的粗眉毛，目光阴森，常常寻欢作乐，挥金如土;女落水鬼有一双玉臂，和颜悦色的小脸，明亮的眸子，亚麻色的头发，很是动人;《失落的国书》中的妖魔鬼怪一个比一个丑：妖精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魔鬼们长着狗脸和德国式的细腿。《圣诞节前夜》中的魔鬼“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一张狭长的……像个猪脸似的，顶上拱起一个圆圆的鼻尖;腿细而长……屁股上翘起一条又尖又长的尾巴”，长着山羊胡子，头上长角。《可怕的复仇》中巫师的长鼻子
歪到一边，眼睛是绿色的，嘴唇发青，嘴里吐出獠牙，下巴是尖的，脑袋后面肿起驼峰。
巴甫利诺夫指出：“果戈理在小说集中的几乎所有小说里所运用的主要的情节构成主题是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永恒’神话情节——是有关人与魔鬼之间的契约的情节，确切地说，是关于人摆脱魔鬼的引诱的奇迹。”
在《索罗庆采市集》中，这一神话情节表现为：为了心爱的姑娘，格利茨柯求助于茨冈人，和他达成了协议，只要茨冈人帮他如愿以偿，他就把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他。很快，集市上就出现一个关于红褂子的传言，这也是一个人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故事：一个欠了酒钱的魔鬼把自己的红褂子押给一个犹太人。《圣约翰节前夜》中巴沙甫留克对彼特罗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就可以得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圣诞节前夜》的魔鬼对铁匠说：“不订合同，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五月的夜》中的女落水鬼对列夫柯说：“把我的后妈找来!我毫不吝啬地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我要酬谢你。”《失落的国书》中妖精们要求爷爷陪她们先玩三回纸牌，才能把国书还给他，等等。
这些妖魔鬼怪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是令人恐惧、令人害怕的。有时它们可以操纵人类，迫使他们做出一些不可控制的事情。《圣约
翰节前夜》中的巴沙甫留克，他的眼睛具有一种说不清的魔力，在他和老妖婆的诱惑下彼特罗杀死了只有六岁的孩子，《圣诞节前夜》中的小鬼在最后的时刻还想要报复铁匠，就连《五月的夜》中可怜的女落水鬼也以拖别人下水来威胁，《可怕的复仇》中的巫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以及拒绝为他祈祷的苦修士。
但是，这些魔鬼的力量虽然强大，却是可以战胜的。在《夜话》中，这种令人恐惧的力量往往呈现在丑陋可笑的形式中，这些魔鬼大多数并不意味着可怕或是恐怖，而是更多地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愚蠢及可笑。尽管魔鬼一心想要作恶，但更多的时候却帮助善良的人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为魔鬼最终还是要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这些魔鬼也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1847年4月27日果戈理在写给舍维廖夫的信中说：“将魔鬼展现为傻瓜。很久以来，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人们读了我的作品以后，对魔鬼纵情嘲笑。”魔鬼总是想尽各种诱惑人堕落：“它的花招谁都清楚：看到无法诱使人去干某种坏事，它就逃之夭夭，然后从另一方面、以另一种面目靠近，试试能否让人垂头丧气……总之，恐吓、欺骗、使人沮丧——这就是它干的事。它很清楚，上帝不喜欢沮丧的、害怕的人，一句话，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果戈理第一个懂得了：魔鬼最渺小，只是因为我们自身渺小，它才显得伟大;魔鬼最虚弱，只是因为我们自身虚弱，它才显得强大。”
三、浪漫而神秘的爱情果戈理最初是以浪漫主义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爱情主题是浪漫主义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爱情主题通常被看作是宗教神秘主义主题和思想倾向的综合。
在《夜话》中，果戈理笔下的和家庭生活深受民间传说、神奇故事的影响，充满了神秘色彩。爱情应该是甜蜜的，家庭应该是幸福的。但在《夜话》中，大多数家庭是残缺的或是不完美的。
《索罗庆采市集》中的家庭成员是父亲、女儿和继母;《圣约翰节前夜》的家中只有父亲和女儿，柯尔日本来有一个儿子，但被杀死了;《五月的夜》中，列夫柯一家是由父亲、儿子和姨妈组成;《圣诞节前夜》中，伐库拉和母亲一起生活，他的母亲是个妖精;《可怕的复仇》中卡吉林娜的父亲是个巫师和异教徒，二十一年不知所踪，等等。
在这种不同寻常的家庭中，父亲、母亲(或者说是继母)对待自己的子女是严厉的，甚至是严酷的，帕拉斯卡的继母不同意她的婚事，碧多尔卡说：“亲生的爸爸是我的仇人。”女落水鬼由于继母的折磨投河自尽，甘娜的妈妈对她严加监视;伐库拉的母亲对儿子的婚事百般阻挠，列夫柯的父亲则看上了他的心上人，卡吉林娜的父
亲亲手杀死了她的丈夫，希帮卡的姨妈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一切都必须按照她的意愿办事……
这些父母似乎不是真正的双亲，于是孩子们就希望获得爱情，希望从爱人那里获得安慰。对于热恋中的情人来说，爱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伐库拉告诉奥克桑娜：“你就是我的爹，我的妈!”卡吉林娜对丹尼洛说：“他不是我的父亲，老天爷在上，我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个父亲……你就是我的父亲!”
在这样的爱情中，男人们积极主动地、不顾一切地追求着爱情，爱情就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生命中的唯一。在《索罗庆采市集》中，格利茨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茨冈人的条件;在《圣约翰节前夜》中，彼特罗为了心爱的姑娘“什么事情都肯干”!列夫柯为了心上人，敢于和自己的父亲作对;对于铁匠伐库拉来说，奥克桑娜是他最珍贵的一切，连皇宫也敢闯。而女人们则是在等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受可恶的继母管制，比如帕拉斯卡、甘娜;或者是严厉的、冷酷的、不近人情的父亲不给她们恋爱的自由，比如碧多尔卡。总之，是家长的权利让她们像俘虏一样，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情，好像是在地狱中受苦受难。家长们总是给年轻人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亲自参与到他们的中间。正是由于父母与子女间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使得年轻人为了爱情总要和自己的双亲进行一番斗争。这种父子间斗争的背后隐藏的或是贪财和利益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