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亚洲式

论“亚洲式民主”近几十年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使自己具有现代性，又要保留传统精华的政治体制。

日本、菲律宾、南韩，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经常宣扬自己的“民主”，确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

日本、菲律宾和南韩基本上都有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也几乎不受检查了;多党政治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东亚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提出了“亚洲式民主”的概念。

因为亚洲的情况很不相同，民主的因素主要在东亚，因此，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东亚式民主”。

虽然东亚的情况也存在着差异，但在与民主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点。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

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

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

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

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

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东亚式民主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一党体制，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权威主义的政府，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

进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变迁为更开放和更多参与的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先于自由民主。

第二个方面，东亚领导人强调纪律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必备条件。

他们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纪律约束。

尤其是李光耀公开地嘲笑纽约人夜里不敢上街，没有上街的自由，而新加坡的犯罪率要低得多。

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习惯性犯罪的“娇养”，指出那种犯罪确认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过程、将“公民自由”置于社会安全之上的选择和代价是注定不能接受的。

第三个方面是新闻自由问题。

东亚各国都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李光耀拒绝改变国内的新闻检查制度，声称为了防止煽动性和破坏稳定的信息引起骚乱和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政府有权和有责任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那些淫秽的和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出版物在境内发行。

他指出实行新闻自由的菲律宾和印度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政府不满的种子而使生活状况更糟。

威权与经济发展“亚洲式民主”的根本内涵之一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

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

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威胁。

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进而，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一种政治选择或终极目的。

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

这不仅否定了构建有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民主作为政治目标，他们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在东亚是阻碍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或价值选择;那种把西方式民主当作唯一的民主形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亚洲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

这个“好政府”是一个道德化的政府，它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

为此，它要求绝对的权威。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之所以理直气壮，最主要的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东亚的经济发展迅速。

这也是它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关键所在。

但是，“东亚奇迹”是否就应完全归功于“亚洲式民主”或曰软权威主义呢?这恐怕要作具体的分析。

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多数是在专制体制下开始的，这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基本上是如此。

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是在民主政体下开始工业化的。

在现代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东亚和拉美的少数国家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有较快发展的，而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很少发展，或者经济是在民主政体下发展起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竞相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

并且，领袖多为自己的任期和选举所困扰，从而尽量满足选民的短期物质利益。

所以，他们更关心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

此外，首脑的定期更换，尤其是反对党首脑的上台，使政策的连续性很难予以保证，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则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弊端。

它没有任期的限制以及对选民的过分依赖，可以不顾选民的近期利益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

因此，它更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被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压力所困扰。

进而，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行使权力，压制住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因此它更可能实行连续一贯和不受干扰的“纯”经济政策。

这些论点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是，也有很多相反的情况。

我们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会发现它们的内在缺陷。

难道没有利益集团的竞争，独裁者就一定会制定出正确的和具有远见的政策吗?我们只能说，在独裁者具有先进思想并且清醒的时候，他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而在他被成功冲昏头脑的时候，则必定会实行错误的政策。

一般来说，具有现代化观念的独裁者，在其执政的初期，其政策是符合实际和面向未来的，而在其执政的后期，往往是腐败、腐朽和掠夺成性，因而其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衰败。

那么民主体制呢?它在经济方面的优点是能够保障自由和财产权利。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些民主体制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西方各经济大国自不必说，即使在东方，如韩国，金大中时期的政治体制要比卢泰愚体制民主得多，在推进各种经济改革方案和发展经济方面也更有效。

就面向未来而言，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因为权力更迭而改变政策，这是因为国会和社会对领导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只要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是成功的，继任领导人并不会轻易改变。

在改变政策方面民主体制对领导人同样有制约能力，这是“亚洲式民主”的鼓吹者们所没有提到的。

现在看来，政治体制的类型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绝对的联系，而与经济发展最为相关的，是政治体制的革新倾向以及它的经济政策。

东亚的情况并不例外。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亚洲式民主”或曰权威主义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是否它就是与多元政治地位等同的一种体制选择呢?换言之，它会长期存在吗?这实际上是要我们回答经济增长与民主的关系。

而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在多长时间内政治体制会因经济的增长而出现民主化趋势，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上会出现这种变化，则会因时间、地点、文化背景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重述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论述和争论，但是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越是到现代，经济增长越是会及早地带来政治变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浪潮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经济增长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

这一点也适用于东亚。

当然，这种政治变革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出现了政治转型，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和香港则是在体制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竞争。

第二，就一个地区而言，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集权政体容纳了更高水平的工业化，换句话说，其他地区，如东欧、拉美、非洲甚至南亚和西亚都是在较低的工业化水平上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变革。

这可能与东亚的传统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变革压力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既然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治是早期和中期工业化的产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尤其是在向信息化转化之后，其政治特性不发生变化。

“亚洲式民主”的变化路径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最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说，民主化是以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先决条件的。

虽然这是民主化的一种基本途径，但不是唯一的。

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它假设各地的工业化都同样地经过各个历史阶段。

然而，工业化道路不是单一直线式发展的，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依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发展阶段的制约。

例如，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制造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在那里，政治民主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

然而，在普鲁士和东方，工业化是后发进行的，“纺织业制造商不如农业的上层阶级强大，因此，他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不如后者有效。

东方的这个新的‘摇篮工业’在国内市场与来自西方的早已成熟的纺织制造业竞争时，显得非常脆弱。

这样，东方的这些制造商们极力主张实行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纺织工业的这一特点削弱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冲力和影响。

”这说明，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不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其他的社会力量就会跃跃欲试。

在大多数情况下，哪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那里的这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就会统治社会和政治生活。

换句话说，这种个体的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阻碍了在国家之外形成独立的利益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经济的民主化非常重要。

东亚的情况与德国和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有相似之处，即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更有甚者，东亚多数国家比它们更为深刻地卷入了工业化进程。

因此，当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公民社会内部孕育出独立的力量，并对国家的权威进行侵蚀时，东亚各国因国家的强大而抑制了这种侵蚀，采取了有所不同的向民主过渡的方式。

东亚的特色是：第一，国家高度地卷入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