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

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存在

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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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

小农经济（the Peasant Economy）特指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以农民家庭生产为主要成产单位，来自农民农业生产的地租税收构成国家主要财政税收源的经济体。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开始一直到1911年，基本上都属于小农经济状态。为什么小农经济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2000多年而岿然不动呢？

学者们也一直探讨其存在的原因。多数学者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是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所致。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终的原因还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不足以突破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和经营模式。（J 剖析我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饶夏圻《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90年第四期 p36）。再如庞卓恒先生对着一原因做过精辟的概括：“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在大多数时间里，大约处都处于仅能勉强维持产品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处境之下……没有剩余基础参与市场交换，只能辅助家庭纺织业维持简单的生存条件。”（庞卓恒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解读其原因，认为中国的传统消费文化，实质是节约文化——以节用、节制为特征的消费文化。（黄金华 J 小农经济在中国冗长的原因新探攀登 2009年第一期p62）也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在此压力下的人地比例就会出现持续恶化中国农民就陷入了一种贫困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中难以自拔，中国自然难以发生工业革命完

成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型（Elvin 1973 ；chaogang ，1986）还有学者认为是农民其家庭生产和经营理性决策的结果。（赵红军p54）笔者认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小农经济自身的优越性，农民的自然选择，和政府选择这一角度来探析其原因。

一，小农经济的优越性

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能在众多的经济模式中最终胜出，并成为中

国主导的经济模式？原因无非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小农经济具有相对于其他经济模式的比较优势，即其效率优越性。

首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所运用的劳动工具是什么。从现在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来看，历史上农民进行农业种植的各种工具均是相对传统的木制和铁制工具，而很少有机制工具。《说文解字》里面罗列的中国历史上主要木制工具主要木制农业工具主要有锄、犁、耙、收割、脱粒等农具，而铁农具有鹤嘴锄、犁、双齿锄、园艺锄、镰刀、长柄镰等。许卓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具改进都朝着精耕细作也就是适合小农户的方向发展。6（许卓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与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1页）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工具始终是朝着轻便、小型、适合于个人使用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像西欧那样向着机械化、大型化、适合于大农场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与这种劳动工具的使用相对应的经济形式更多的是小农经济模式而不是大农经济模式。

设想一下，给定上面所描述的这一自然约束条件，作为当时的农民，他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显然是前者，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就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第一：当时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相对传统，大多是手工木制或者少量铁制工具，这样，进行大农场式的生产就没有任何效率优势可言。相反，采用小农生产模式却可以灵活而低成本地使用这些农具。相反，采用小农生产模式却可以灵活而低成本地使用这些农具。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地方存在，于它不能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相反却要在相对宽广的土地上展开。这样，大农场在雇佣众多劳动力进行生产时就会面临着如何监督农民或雇工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缺乏相对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进行大农场生产的监督费用就会非常之高。此外，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需要几个月到大半年的时间才能长成，而且农业耕作各个环节的工作质量也无法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核查，各个环节劳动质量也无法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核查，各环节劳动质量的好坏，都要等到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况且一旦发现质量不理想，就没有任何的挽救方法。换句话说，大农场所带来的现场监督和质量的困难，使得在这种自然情况下的大规模生产的交易费用极高。7（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36-137页）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种地者，工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民不肯尽力于公

田。”《管子·乘马》中说:“是固夜寝起早，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尔不倦，民不惮劳苦。”

从封禁国家的角度看，大农场规模巨大，具有藏匿产品、逃避征税的余地，具有敛聚财富、人力，对抗国家的可能，而小农家庭生产规模细小，实力较弱，不用太多的监督，易于管理，因而总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这一点无疑是理解中国历史上经济模式的重要角度。

小农经济在古代社会自身的重要地位也是其一大因素。

首先，从小农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着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在社会身份序列中的排序来看，历朝历代都给予农民以较高的身份序列。比如《孟子·尽心下》中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汉书·食货志》更加明白地说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不仅如此，由于土地是农民生产活动所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各朝各代的农民大多都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早期的井田制，到后来的授田，再到后来的永业田、屯田等等，从政府那里得到自己耕种的土地。并且在各个朝代的开朝之初，农民常常能享受到减税、减租、等休养生息的优惠政策，比较着名的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这些政策能给与农民的生活在朝代更迭之后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历来都受到农民们的欢迎，从而在朝廷之后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历来都受到农民们的欢迎，从而在朝廷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其次，小农及小农经济不仅构成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来源，而且形成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士兵和官僚的来源。在中国历史上，农为本，工

商为末，早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潜在的意识。可以说，小农经济乃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从上层统治者来看，他们也清楚小农及小农经济乃是封建国家最为重要的统治基础。1，无数个小农家庭正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最小生产单位和纳税单元，因而也构成整个中华帝国的经济命脉。所以，小农家庭历来都受到各朝统治者一定程度的保护，历朝所进行的抗灾、水利控制等公共工程，所修建的粮仓，对新的种植方法的推广，对新作物品种的引进，以及对农民土地的保护等；其次，这些小农又是国家军队士兵和官僚阶层的人力来源，所以，他们的小农身份无不通过各种途径来间接地影响和保全了小农经济的利益。

二，小农的自我选择

首先，中国农民面临的生态环境。农民是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个体，因此土地以及相应的气候、降水、地理、地形等自然条件就必然成为影响中国农民行为变量的重要因素。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中国有40%以上的地区处于温带或亚热带，每年的冰冻天数最长不超过四个月。并且中国30%的降水量对于400毫米。中国每年平均的日照达到每平方厘米50-70千卡8（Needham ,1961,1986,23-

181;Hsieh,1973,23-51等），加上中国大地上比较蓬松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条件，使得中国相对平坦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自从唐以来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区。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给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多好处。1，松软的土壤、相对丰裕的降水和日照条件，使得任何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只要具备简单的劳动工具，足够的力气，就能从事农业生产。这意

味着中国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时的初始资本投入较欧洲低，而劳动的生产效率却比欧洲高9（Jones，1991，pp.8-9;Deng,1999,pp.40）；2，与其他行业的生产活动一样，农业生产也需要一定的生产维护成本，而我国较好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又能大大降低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期间的维护成本；3，较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还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投入-生产比率。

其次，中国农户面临的制度环境. 农民又是生活在特定经济、制度环境下的经济个体。史学家普遍认为，春秋以前，我国是土地公有的经济制度。春秋战国特别是秦以后，这种公有的土地占有制度已基本上被私有土地占有制度所取代。私有土地占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因此，土地制度，财产制度，继承制度又成为约束农民行为的重要制度变量。在这种私有的土地制度下，大量的自耕农和佃农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者租借别人土地进行耕种。由于这种土地占关系，他们获得了生存、生活和就业保障，而这也会给这些自耕农和佃农选择其他职业带来较高的机会成本。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回报率差别不大，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相对公平，这就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整体上保持稳定的

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无疑会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工业化道路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些宏观情况的约束下，农民最优选择就必然是，宁肯选择祖祖辈辈为生的农业老路，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考试，及第为官，从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而不愿从事那些具有较高回

报，但风险也更大，未来前途也尚不明朗的非农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家庭农户可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个体和决策单位，是一个具有保守倾向，小农经济意识，具有同情心，家族关怀的风险规避者和追求产量最大化的经济个体。

三，政府的选择首先，经过不断的试错，封建国家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小农经济对于封建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强化经济体的农本定位，但是由于中央集权政府从本质上来看类似于一个农产品的买方垄断者，而千千万万小农家庭类似于完全竞争性的供给者；加之封建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科举考试式官员选拔，复杂的科层体系，对可能形成的经济势力、社会势力的打击，形成日益牢固的垄断地位，所以，小农家庭，农民在与这一天下最大的垄断者之间对弈的过程始终就处于弱势的一方。结果，强势的一方就很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而不是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始终以强者的姿态来管理、压榨、盘剥对方。

其次，这套政府治理模式过多的过多的依赖英明的君主或他们的道德，或者依赖儒家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阶级的有限监督来保持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延续，而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制度化约束机制来束缚这个庞然大物的所作所为

。再次，这套政府治理模式的运作经过中国历史上两千年的运作和实践，屡试不爽，从而也铸就了中国历史上政府治理模式的惯性之一，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给予小农经济一定程度的保护、支持，而对于小农家庭经济之外的商人则保持了长期的选择性压抑，对暗地里的土地买卖和兼并则保持了适度的打击。历代的统治者为

什么要这么爱戴小农经济，而偏要要打击其他力量呢？原因首先是，这种小农经济数量巨大，固定在特定的土地上。按照国家编户齐民的要求，这就构成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源源不断的赋税徭役的来源；其次，还由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农靠天吃饭，粮食生产丰歉难定，土地产权虽属于国有，但常常变化布局，因此，这就凸显了作为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在土地授受、平均地权、修建粮仓、赈济荒民、兴修水利、编撰农书、提供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于是，前者从事生产，后者通过提供一定的服务作为回报的经济共生关系就容易形成。

从以上可依看出，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冗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小农经济的效率优越性，和重要地位，另外也有小农自身依据多方面的自我选择。此外还有政府的惯性治理模式所致。从很早时候起，中国的农民家庭就成为最小的兼具多种功能的经济组织。再次约束下，家庭作为人口的在生产者，肩负家庭延续的重担，影响着中国农民的生育，婚姻等行为，从而影响着中国人口的再生产者，肩负家庭延续的重担，影响着中国农民的生育，婚姻等行为，从而影响着人口的增长。作为消费的一个单位，它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平均消费；作为再分配的机构，他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收入的分享。由此便决定了作为农业生产及其农副业生产活动的承担者，家庭必须追求产量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时，不停止劳动投入，而是继续进行相应的劳动投入。当农业之外的机会来临时，农民不愿完全放弃农业生产活动，而是在此之外经营家庭副业，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增加副业生产，利用市场增加自己的劳动收入。当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成为

一个行业及至一个社会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时，它所具有的超强的生命力，就能够机械的普及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工厂手工业的出现形成强烈的抵制。当外国发生工业革命时，它能充分利用家庭生产地柔韧性与之展开竞争。除非这种小农生产和组织方式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打击，否则中国社会就仍然会在这种元转千年的小农经济的老路上运转下去，而这正是导致中国难以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重要制度和组织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