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

序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

“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

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

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

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这便和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了。

自序第6—8页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现代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

自序第7页

①①余英时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的“士”，就其重视知识而言近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但就其“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有兼备了一种基督教的宗教情操。

“士”是随着中国史个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为“士大夫”。

“士”的超越性是指超越了其社会属性，通常把士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什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完全不能超越。所以士可以是官僚，然而，他的功能并不尽限于官僚。如汉代的循吏在奉行“三尺法”的时候固然是吏，而在推行教化时却已成为承担文化任务的师了。

自序第8—9页

第一章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士的起源：

关于士的起源的讨论，大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第6页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第9-21页从孔子到孟子这一个世纪之中，士阶层的发展最为惊人。一方面士已成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又发生了学术的分化。

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言之最详。关于士的论述，此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节录如下：

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飐士之风之丕变矣。……

——第7页

这两段文字细细读来确觉得与作者的观点有相矛盾之处。前一段说“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是说当是的士乃是文、武兼备的，后一段文字也包含有士初为文、武兼备的意思，只是后来渐不习武，专注于内心的修养，渐成文士。这就不能说明文士是由武士转化而来的。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文士之形成，余先生在书的第26—33页企图从思想文化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考证。概括而言大致有二：一、作为官方最高标准的礼乐的崩坏，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政治环境的需要，促使许多人弃田圃而随文学。

知识分子阶层具体而言应指的是“文士”，这则材料道出“文士”形成于孔子之后，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于孔子时代。

——第21-26页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礼崩乐坏，

“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

——第26页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第28页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第29-30页“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哲学的突破”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第31页

士与道：

儒家思想对于新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孔子认为“士志于道”，乃是强调士的道德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即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厉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35页

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

——45页

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

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他们强调的“道”都是“法先王”而来的。

——46页

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

——48-49页

中国“道”的人间性的另一个特点，即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

——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