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梁启超
梁启超——超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
梁启超——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选自饮冰室合集，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一位政治家对国家命运的期待，是一位教育家对民族的倡导，更是一位学者与文学家对于自己深深的爱国情怀的抒发。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
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中国人物 善变的梁启超
“善变”的梁启超在卧佛寺附近有一个幽静的墓地，在那里长眠着一位对我国的近代史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
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929年逝世，享年57岁的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这也使得他自己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于中国前景的观点几经变化的原因之一。
梁启超也的确是“善变”的，在政治上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
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
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
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
梁启超从从政治领域到思想学术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而他也因他的“善变”受到颇多争议。
然而我并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有何不妥。
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熟的。
毕竟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
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现在人们面前。
无可避免的，自幼便爱读书的梁启超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
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候，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此只有思想随着时代变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之称。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参与戊戌变法,三十岁成为报界巨子,辛亥革命时在政坛叱咤风云,“五四”之后又投身教育,著书立说,成为国学大师……他一生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海洋,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忧国爱国,与时俱进。
他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述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堪称完人。
年少得志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祖父和父亲都无缘于科举进士,梁家的希望便都寄托于他。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从梁启超只有两岁的时候,便开始这样训斥他。
梁启超也当真是神童,六岁便读完"四书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
1884年,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1885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一起,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五年苦读,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
正考官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见识及胆略,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一夜之间,梁启超既获功名,又得爱妻,这意味着梁启超将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他后来却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功名利禄背道而驰的人生道路。
拜入康门在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康有为是一位关键人物1890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干秋的引荐下拜会了三十三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
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
”如果说“著述众多”使他闻名遐迩，他的“善变”则使他倍受争议。
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看到了他“善变”的特点，大多是对其善变进行批评，如康有为就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指斥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说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痛斥其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他的挚友黄遵宪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严复也指出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的罪人。
当代学者则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其“善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大多对他的“善变”进行肯定，认为他的“善变”是功大于过，是梁启超的特色，是他的过人之处，称他为“善变的豪杰”，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变化多端的自由主义大师”，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
当代学者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过程（包括变与不变），“善变”中的原因，“善变” 的评价。
目前关于“善变”过程的研究最为丰富，成果丰硕，如李华兴在《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就总结出了梁启超一生中的十次变化，而其他学者则分别从其思想中各个方面（如自由思想，宪政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报刊思想，文化观，科学观，史学观等) 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较为透彻，成果颇为丰富。
“善变”原因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当代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
如黄坤就认为主要是因为“个人的才性气习”和“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原则”促成了他的多变，吴爱萍则从其“治学态度和理论源流”和“时代主题”这两个主客观因素来论述。
无疑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自圆其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过于注重客观实际对其多变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的内心的意愿。
外部原因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内心欲变的动力，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善变也不会那么主动和自信，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梁启超多变，“首先在于他愿意变”。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
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
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
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
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
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的百年中国梦《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
万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善变之豪杰》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更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他是梁启超，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梁启超的一生就是一部近代史，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的善变也曾为后人所诟病，然而我以为，终其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不断变化都是在追寻他的强国之梦。
思想解放之梦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
第一期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为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
（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据此可见，梁启超在思想解放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前两时期。
在梁启超的少年时期，不得不提到他的启蒙老师康有为。
他曾在《三十自述》中这样回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
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善变执着梁启超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 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 最显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梁启超书法 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 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 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 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 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 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 《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善变执着的梁启超
执教：许崇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过变 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 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 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 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 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 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 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 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 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 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时，梁启超出来说话了，他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 与协和医院》一文，详细讲述手术经过，并极力为院方和 医生辩护，还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 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比未手术前的确好了许 多……”劝大家不要再纠缠追究这件事了。他的宽容和大度 深深地感动了医院，也感动了大众，一场对西医声讨的风 波渐趋平静。梁启超也因为这次医疗事故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1929年1月19日走完了他的一生，如果没有这次事故， 他应该会活得更长久些。
梁启超为何善变？
新 儒 家 的 眼 中 ，梁 启 超 同 样 也 是 儒 家 学 说 的 代 表。
梁 启 超 晚 年 因 尿 毒 症 到 协 和 医 院 开 刀 ，结
果 ，美 国 人 开 的 医 院 居 然 发 生 了一 起 重 大 的 医 疗 事 故 。 梁 启 超 的 坏 。 被 切 掉 ， 另 一 只 好 的 肾没 肾居 然 被 切 掉 了 。 本 来 ，梁 启 超 的 家 人 朋 友 要 向 协 和 医 院 兴 师 问 罪 ，提 出 赔 偿 ，但 是 ， 梁 启
相 矛 盾 、 无 所 依 靠 的 彷 徨 等 等 。于 是 ， 中 国 近
代史上几 乎每一 个政 治流派 ，都能从 梁启超那
里 找 到 支 持 ， 同 样 也 能 找 到 反 对 。 梁 启 超 从 学
术 思想 到政 治 领域 的 “ 善变 ” ，的确是 中国近
代史上 的一 大奇观 。
“ 祖 。” 乙这 才 明 白 甲是 利 用姓 开玩 笑，便 说 ： “ 有 什 么关 系 。不 过 是 你 祖我 孙 ，我 孙 你 祖 而 已！ ” 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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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的梁启超摘要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人们对梁启超毁誉参半主要是因为他的“善变”、“屡变”。
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
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
最后宣传社会主义。
这样一位几乎纵跨所有政治体制的人物，他的内涵里又有许多是不变的，这就是“旷世奇才”——梁启超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善变；政治思想；不变一绪论在近代中国曙色初露的浩茫天际，曾有过一颗璀璨的启明星——梁启超。
但是对于梁启超学术各界持许多看法，有些甚至截然相反。
而我个人比较赞成董方奎先生的观点，认为梁启超是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天才启蒙思想家，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是一位德业双修，情感与理智并存的可敬可爱的哲人。
梁启超是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
1890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结识，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在“百日维新”期间，梁成为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无论办报或教学，梁都竭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
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
默认康有为提出的“保皇”口号。
在日本初期，梁一度与革命派接近，曾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1898年12月，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
1902年2月，梁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提出“新民”之说。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梁于11月3日致函徐君勉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转为了拥护共和。
袁世凯上台以后，梁曾在袁组成的“责任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当过司法部次官和司法总长。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梁启超为了捍卫共和从军广西参加护国战争，使得袁世凯不得不结束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王朝”。
梁启超探知“二十一条”内容后，不顾病痛用笔针锋相对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种种谬论和袁世凯的卖国外交进行猛烈的驳斥，抨击和警告。
巴黎和会上梁启超积极开展多角度外交为国争取合理要求，但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又岂会顾及中国利益，梁启超等通过外交电达巴黎中国绝不在和会上签字，是他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屈辱地接受将德国“在胶州湾全部租借地”移交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最终巴黎和会阴谋破产。
在五卅运动中，梁启超又全力声援，并积极为群众辩护，为沪安交涉提供战略策略。
后期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学说。
梁启超结束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梁启超的一生可谓是灿烂夺目。
但是这一生也看出了梁启超的善变。
二梁启超善变的政治思想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
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
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
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
这就是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
①在此，我们仅探讨梁启超政治上的善变。
（一）从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到反满革命，主张美式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通缉，唐才常的遇害，以及清政府昧于时势的痛恨，虽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而极力鼓吹破坏，排满，但梁启超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901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积弱溯源论》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
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
······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
”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
即统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
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吧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人一姓。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痛定思痛之余，看到伊藤博文等崇尚的破坏主义而带来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热情地歌颂“破坏主义”。
他认定守旧势力是“阻碍进步之一大根源，使社会“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
②于是提倡革命、排满共和及破坏主义的观点。
破坏封建专制政体后，建立一个何种类型的新型政体呢？梁启超主张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
此时的梁启超崇尚卢梭的民权论。
梁启超一直流亡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对梁启超产生了某些影响。
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变革历程。
改革的成功使日本在亚洲各国之中脱颖而出，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进入了资本主义强国行列。
梁启超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建立美式共和。
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
（二）放弃美式共和走向开明专制梁启超是继《兴中会宣言》后颇为完整地提出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政体的第一人。
即使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鼓吹革命共和主张后，大骂梁启超为叛徒，为太保，但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
同时梁启超急进的共和方案也受到了立宪派朋友的多方督责，其中，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劝诫有一定的影响。
虽未使梁启超立即放弃美式共和的方案，亦促使其审慎考虑美式共和政体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梁启超接受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后亲赴美考察。
1903年经过八个月的亲身游历，他清楚地看到，美国政体的形成，与其自治的习惯，文化及经济发达等条件有关。
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盛赞美国社会设施，人物风俗的许多优越之处，但也清楚地看到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许多弊端。
梁在加拿大停留之间（加拿大属于当时英国自治领），发现加拿大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颇为完备，遂对英，美制度进行比较，认为美式共和制不如英国君主立宪制之优越。
梁启超看到，美国共和政治之所以发达，是由于“市制之自治”为基础，而我国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村落思想”也，而族制，村落思想，扼杀了自制的发展，使共和毫无基础。
他又看到旧金山华侨社会明显落后于当地社会，卫生不讲，团体不发达，市场纠纷斗殴，即使旧金山华侨会馆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
从此，梁得出结论说，国内人民文明程度，自治能力尚远逊于旧金山华人之下，以旧金山如此，内地更可知也。
百闻不如一见，自梁启超亲赴美国考察了共和政体优劣，又对照中国国情，才从思想上认识到美国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
除了亲身实践外，梁启超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多方探究。
梁启超亡命日本后，广泛研读宣传西方的各种学说，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康德，霍布斯，洛克，伏尔泰，边沁，斯宾诺莎，斯宾塞，卢梭，柏伦知理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达尔文，赫胥黎，德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及唯物主义学说，哥白尼，富兰克林，瓦特的发明等，无不加以研讨。
当他赴美考察后，特别崇拜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柏伦知理及柏伦哈克的学说。
柏伦知理详细考察了共和政体的沿革，研究了美国，瑞士，法国共和政体的成败。
柏伦知理在对美国，瑞士，法国共和历史进行对比后做出结论说：“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这样柏伦知理就在更深的层次上详尽地从理论上分析了共和政体成败的原因。
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如行革命，不仅得不到共和，而必得动乱，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梁启超的革命共和观念。
③梁启超认为应该以开明专制为过度，逐步进入立宪及民主共和。
并于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因为中国当时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他指出，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只有部民而无国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希望立刻建立共和政体，可望但不可及，“昨日就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行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而易见”，必须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三）从拥护共和到捍卫共和梁启超对暴力革命，民主共和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从赞成到反对，又由反对到“慰革”，拥护的过程。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之后，梁启超在《粤事感言》中虽然表示反对不赞成“革命暴动之举”，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
这是他的一种自我检讨和对革命的某种认输。
他甚至针对广州起义得出如下结论“今日政府已成为制造革命党之机器”“今既若此，则革命党之萌芽畅茂，正未有己时。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不至驱全国人尽化革命党焉而不止”，这说明梁启超逐渐看到了革命已成为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潮流。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推行了“慰革”方针。
④梁启超推行“和袁”方针，企图利用袁世凯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符合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共和国”。
然而袁世凯利用了梁启超实现了自己的复辟帝制的野心，最终梁启超再次仇袁，与革命派携手，走上了反袁护国的道路。
历史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人们的认识和政治态度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是君主立宪论的狂热鼓吹者，但当民主共和制度成为既定事实后，他就毅然抛弃过时的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民主共和的拥护者。
革命不分先后，他是后进的共和派，并未捍卫共和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宣传社会主义早在1890年秋，梁启超拜师康有为门下，即从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历史进化论的理论。
这成为梁启超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如何在中国实践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上海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梁启超是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之一，从李提摩太那接受了大量社会进化论及社会主义学说。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是由于对欧洲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富悬殊、不平等等严峻的社会弊病，对以往所主张的在中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