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四支先遣队

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四支先遣队新华网 （ 2006-08-08 14:05:57 ） 来源： 资料卡片2006年第8期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四支先遣队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先后组建过4支先遣部队，分别担负宣传抗日、牵制敌人对苏区的进攻、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策应和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以及开路先锋等战略任务，为中国工农红军顺利实施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中央决定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到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新苏区，发展反日运动，以调动敌人北上，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直接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6日，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向闽中前进。

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并发出了《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要求广泛宣传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政治意义，拥护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等。

中央指出：“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

这个部队虽然只是一个先遣部队，但有充分的战斗力……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将很快壮大成为抗日作战的大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

”7月29日，红七军团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

翌日，攻占樟湖坂，并于当晚北渡闽江，占领黄田、谷口。

8月1日，占领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随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按照中革军委“继续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的后方”的训令，在闽浙赣皖边界广泛活动，创建新苏区，取得了一定战绩。

11月4日，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

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方志敏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政治委员；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为委员，领导红十军团创建新苏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遭到数倍于我军的敌人的疯狂追堵和围攻，部队作战举步维艰。

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苏区途中，在德兴港头村被敌军截为两段，先头部队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出敌军包围，回到苏区；主力部队被合围于怀玉山中，激战至下旬，大部牺牲。

方志敏、刘畴西等被俘后英勇就义，曾洪易向敌人自首投降。

2月27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改编为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王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浙南进发，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抗战开始后该部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

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战略行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因为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及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通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是可行的。

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建立新苏区，开展反日运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等等，这些在当时政治气候和战略环境下，都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

此外，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在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抗日先遣队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搞大兵团作战，“正规战打不成”；而且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游击战也打不成”；作战指导上的错误是抗日先遣队失利的重要原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但作为第一支从中央苏区出发向敌人腹地进击的主力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以方志敏等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已成为我军战史上英勇悲壮的光辉一页。

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在红七军团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北上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拟与红三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1934年7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将湘赣边区的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突围西征；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基本任务就是先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探索前进的道路。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横石突围，踏上西进的征途。

10日抵达桂东县的寨前圩，在这里召开了庆祝突围胜利和誓师大会，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

誓师大会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为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他们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达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的包围、堵截和追击，作战环境异常艰苦。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4年10月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

这两支红军的会合，宣告长征先遣队的胜利，红六军团完成了“探路”的战略任务。

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六军团发展到1.1万多人，红二军团发展到9000人，合计2万余人。

此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指挥下，红军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牵制了近30万敌军。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胜利会师，使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和李德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军事力量，要求红军主力不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敌情，依然按红六军团渡湘江的路线前进，结果演出了血战湘江的悲剧。

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1934年10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从此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二十五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省委即集中分留各地的原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的2个团和红二十七师的3个团，重新组成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继续坚持大别山斗争。

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鄂豫皖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部队从信阳以南的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路，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

该地区靠近平汉路，又面临汉水，回旋余地小，难以立足，遂继续向北转移，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但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这里已有敌人的驻军，面对敌重兵，红军只好沿着伏牛山麓，改向陕南进发，在半年时间内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在连续粉碎敌两次“围剿”后，为继续调动敌人，迫敌退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徐海东率部于1935年7月初，北出终南山，逼迫西安城，彻底打乱了敌人重兵围困解放区的部署。

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在长征途中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

当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

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胜利会师还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统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安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