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学术渊源
章学诚的文学发展史论及其现实意义
30 文艺评论·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２０１５·１０ 古代文学理论发微
《诗》教。 章氏不仅从语言形式上论证了战国之文
源出于《诗》教，而且还从内容上分析了战国之 文实为声《诗》之演变。他在《诗教下》又说：
裔”訛 輶 輦，对此，章氏梳理道： 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 《易》教
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 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 旨归赏罚， 《春秋》教也。訛 輷 輦（《诗教上》）
战国之文溯源于六艺之文，尤其是继承了 《诗》教“存乎咏叹，近乎比兴”的文学传统。章 氏具体论述道：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 诸 赋 ，苏 、张 纵 横 六 国 ，侈 陈 形 势 之 遗 也 ；《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 难》、 《解嘲》，屈原之《渔父》、 《卜居》、庄周之惠 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 《连珠》之所 肇也。訛 輷 輧（《诗教上》）
“文体备”指文章体裁的完备，当然，章氏 所说文体，非指一切文体，当指战国时期已基 本成型的传统文体，例如后世出现的词、曲等 文体，则并不包括在内。正如杜明通所论： “章 氏所论，系谓传统文体备于战国，我们也可以 说现在流行的普遍散文，包含议论文、说明文、 记叙文、抒情文、描写五种，也是春秋战国早已 成型的。”訛 輮 輨
古代文学理论发微 ２０１５·１０ 文艺评论 29
样定义诗内涵的角度出发，章学诚在《诗教下》 中指出： “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 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于六义之教 也。”訛 輴 輥也就是说，声韵之体，并非都属于诗，后 世的诗赋创作，也不尽都符合六义标准的，诚 如严杰与武秀成所说： “诗是自抒情志的，则言 情达志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出自《诗》教。从 审视内容出发，就可以说有韵者不一定是诗， 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訛 輵 輥因此，章氏沿波讨源，振 叶寻根，溯书面文学之源于六艺，尤其源于以 《诗经》为核心的“诗教”。归结地说，章学诚从 六经皆先王治天下的政典出发，从文学表达内 心情志的本质出发，为书面文学找到了诗教这 个源头， “诗”这一概念就由原属经学范畴的 “诗教”概念发展为文学的本体概念，进而更将 “诗”这一概念扩充为一个包含了纯文学全体 的范畴。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中国历史故事-清朝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中国历史故事-清朝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简介章学诚是怎么死的？人物档案姓名：章学诚外文名：zhangxuecheng字：实斋号：少岩别名：章实斋、章文酕、章文镳、少岩先生国家：中国民族：汉族所处朝代：清朝出生地：中国浙江绍兴出生时间：公元1738年去世时间：公元1801年职业：史学家、文学家代表作品：《文史通义》主要成就：“六经皆史”之论章学诚生于公元1738年，去世于公元1801年，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以及文学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理论。
章学诚原来不叫“学诚”，而叫章文酕、章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为浙江会稽人氏。
章学诚自小就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学的浓厚兴趣，从小勤奋好学，立志追求学问。
肄业国子监两年后，章学诚二十八岁，随后跟随京师大学士朱筠学习。
朱筠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不仅自身学识丰富，而且家中藏书众多，章学诚在这儿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他遍览朱筠家中藏书，时常与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识增长非常迅速。
可以说这段时间，是章学诚学问增长的高峰时期。
乾隆四十二年，章学诚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二年便进士及第。
初为国子监典籍，在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教学，随后入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章学诚虽然为进士出身，按理可以为官，但是章学诚自己却并不愿意进入仕途，反而沉醉在编书之中。
从他二十七岁的时候，与自己的父亲一起编撰《天门县志》开始，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的二十年间，一共纂修或参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
这还是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预修的地方志。
在长期的实践中，章学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
他自己对数十年的编撰历史进行总结，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
人都说在理论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正是在持续不断的纂修史志的过程中，他开始系统的总结和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
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88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VIEW ON PUBLISHING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文/黄聿龙【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
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
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
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
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
《书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寻求经学依据。
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
章学诚认为“《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
章学诚及其编纂理论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１］，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３１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２］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１００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２６岁肄业国子监。
２８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
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①]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
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
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楬橥章学诚史学遗产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做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
……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
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摘要：分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意。
在此基础上认为，前人对目录文化职能之思考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类例别白学术。
类例是工具，别白学术是目的。
章学诚提出“辨考”命题，强调书目在别白学术之外，还有揭示源流的用意。
而作为手段，解题、序言和类例同等重要。
并且，前人措意的类例尚不全面，尤其没有看到互著和别裁作为变通手段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定论久孚的核心命题，但章学诚本人笃于自信，未遑定义。
后学沿波，每为章氏卓识而低徊、感佩，然亦无人对辨考概念作深度剖析。
事实上，后人之理解和辨考的真正内涵有一定区别，值得仔细辨明。
1 辨考的语源本意1．1 释“辨章”《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史记·五帝本纪》：“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后汉书·刘恺传》“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注云：“《尚书》曰‘九族既睦，辩章百姓’，郑玄注云‘辩，别也。
章，明也’。
”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平章百姓》认为平章、便章、辩章中的平、便、辩三字互为通假，义为辨别。
而首用辨章一词者，以班固《典引》“躬逢天经，惇睦辨章之化洽”为最早。
《典引》收入《文选》卷四十八，李善注云：“《尚书·尧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辨与便古字通也。
”今按：平、便、辩、辨四字在上古皆为并母元部字，既为双声，又是叠韵。
在反映中古声韵面貌的《广韵》中，平、便是并母仙韵，辩、辨是并母狝韵，四字双声。
而仙、狝二韵皆为山摄开口三等韵，区别只在仙韵为平声，狝韵为上声。
所以，平、便、辩、辨四字语音近同而互为通假。
总上，辨章一词可以上溯到《尚书》，意为“辨别之，使之彰明”，语法上有动补性质。
辨章用于文献整理，似亦以班固为最早。
班氏《答宾戏》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
”《答宾戏》收入《文选》卷四十五，注曰：“项岱曰：司，主也；籍，书籍也。
章学诚
史 学 观 点
他讣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亊、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 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 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亊则齐桓晋文，其文则 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癿 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 癿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癿目癿。
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 反对“桐城派” 癿与讲“义法”，袁枚癿与讲“性 灵”。他在《文德》、《不朱少白论文》中，讣为作文要 “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 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亊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 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讣为“是以学文之亊，可 授受者觃矩方囿，其丌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 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 才是论文癿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癿“文法论”。在 《史德》中，讣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 新)，“亦期用世”。在《古文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弊》中，反对“丌达时 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削足适履”等等 丌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癿作用。所作癿文章也疏 畅条达，以议论胜。
章学诚癿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著 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 二世教民录，人心风俗，未尝丌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 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癿“世教”，当然是 指儒家癿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癿历史局限所在，丌 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癿这一观点，在 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癿，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迚步意义。
章学诚的相关名言 1、文辞犹金石也，志识炉锤也。 2、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 3、读书如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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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学术渊源摘要在经学与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却选择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文史校雠之路。
在时代的感召下，章学诚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通过文献来寻求学问与知识。
章学诚长于神解精识，短于训诂考证，故而其治学路径为读书通大意而讲求义理。
在父亲、同乡邵廷采以及浙东学术的影响下，章学诚形成了用心文史、讲求自得、贵究立言宗旨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章学诚学术渊源乾嘉考据学术性情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至乾隆、嘉庆二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达到鼎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汉学占上风的时代，学风所及，不独限于经学，整个学术界几乎均为考据学风所笼罩。
“考据”是乾嘉时期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其方法源于治经，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却没有局限于经学。
考证这种方法相比于经学这个领域，在当时更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刘师培认为，用“考证学”比用“经学”更能够概括当时的学风。
乾嘉时期的史学界无例外地在考证学风的统治之下：“时至乾嘉，风气骤变，考据学风靡学界，一时史学大家，咸以考据治史学，不言近世，纵横。
若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若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其代表著作也。
于是蔚为但攻古代，利用辅助知识之广博，为古史订伪文、正误谬、补阙疑，离此则不敢有所驰骋。
声势浩荡之历史考据学派，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
以大史家章学诚之卓才宏识，大声疾呼，思有以矫正之，而丝毫不能有所动。
风气所趋，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也。
”钱、王二人由经入史，治史与治经的方法如出一辙，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考据学，这是当时史学的主流。
总之，清初之学是经史并重、汉宋兼采，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而乾嘉时期则是经学鼎盛，考据风行。
余英时认为，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儒学自孔子始即倡导学思不可偏废。
但是这种平衡并不易长期维持，后世各阶段的儒学发展是各有偏长，如宋明理学偏于思，清代考证偏于学；偏于学的被称为“道问学”，偏于思的被概括为“尊德性”；“尊德性”以道德修养为主，“道问学”则是指求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
龚自珍和余英时都认为清代学运为“道问学”。
章学诚的学术也是清代“道问学”中的一分子，他与戴震同为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的代表人物。
二章学诚的学术特点如果说余英时的看法是从宏观处着眼，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章学诚的学术的确是与同时代人背道而驰的。
当时经学地位崇高，章学诚却学长于史，他曾自叙其学习经历说：“……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从别人对章学诚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章）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所学异趣。
先生学长于史，尝谓六经皆史”，“王宗炎曰：‘先生实斋地产霸材，天挺史识’”，秀水郑虎文称章学诚有良史才。
另一方面，与考据学风相对立，章学诚求知的方法是读书通大意。
他曾为自己辩解说：“《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
”为了能使自己的治学方法站得住脚，他反驳训诂学者说：“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旁，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攻辨，而六经大意，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
”就算不精通六书小学，也能够明白六经的大意，这样的说法在朴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是极为大胆的。
章学诚在肯定了自己的治学方法后，进一步指出了小学本身并没有定论的事实，小学没有定论，难道六经就不能读了吗？或曰：……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
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意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
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
对于小学天性有所长的学者，自当以此为专门之业，而天性不以小学见长的学者则应该走粗通大意的路子，言下之意，章学诚自己即为后一类学者。
选择考据还是义理，对于章学诚来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天性。
三章学诚的学术渊源章学诚认为，自己的学业受惠于三个人：父亲、同乡邵廷采和老师朱筠。
章学诚的父亲非常推崇邵廷采，因此章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邵的文章。
从学术特点上来说，第一，章学习了邵廷采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的风格，其文史校雠之学“宗陆而不悖于朱”。
第二，学习了邵廷采有意天下之事、多发经世之论的特点。
第三，学习了其反对门户之见、做学问讲究“自家得力”的特点。
至于父亲的教诲，多在史学义理和“神解精识”一面。
老师朱筠的功劳属后起之功，主要在于古文辞的“讨论修饰”方面。
除了章学诚自己提到的这三个人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他的思想与黄宗羲有相似之处：“盈天地皆心也，变化莫测，不能不万殊。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
”黄宗羲说“心”万变而不同，章学诚说“人心不同如面”；黄宗羲说“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章学诚说治学要有“独见”和“独断”；黄宗羲说“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章学诚说“学贵自得”、“学在自立”；黄宗羲说“美厥灵根”，章学诚说“学本性情”。
黄宗羲与邵廷采亦师亦友，二人的思想自有相通之处，章学诚自认学问功底出于邵廷采，章与黄有着一致的思想也当在情理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章学诚把自己的学术溯源至黄宗羲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章学诚持有与黄宗羲相似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看作当地浙东学派的一员，但事实上，他很少引用黄宗羲和其他浙东学派成员的文字，以至于倪德卫对他的陈述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实际上将浙东学派的著名人物扔到了一边。
故而倪德卫认为，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认同是一种晚年的追认。
虽然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派之说不能看得过于严格，但余英时和倪德卫都承认浙东学术风气对章学诚存在着影响。
倪德卫认为，章学诚肯定从自己家乡的学术风气中受益良多，但是却起着“形成一种思想气候而不是一种隐秘的思想吸引的作用”。
余英时同意倪德卫的看法，认为学者论及“浙东学派”，都把它理解为一种大体上共同的治学精神，与倪所用的“影响”一词意思相近。
章学诚的学术固然与以上诸人以及浙东的地域影响渊源颇深，但更重要的则是他的个人性情与资质。
章倡言“学本性情”，这与其个人的从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从学术领域来说，章学诚“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能领会”，这说明他并不是不读经书，而是不能领会经书，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这一切，除了天性和资质以外，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至于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自己的性情是“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故而治学走的是读书通大意和注重神解精识的路子。
章学诚并不是一定要与时趋作对，故意不走“训诂考质”的方向，而是因为这恰好是他的短处，他很难走通这条路。
章学诚的学术和考据学也有着相通之处，这是时代给予他的东西。
章学诚与考据学不但都寻求着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而且都是经由文献来寻求的，这一点首先是由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来的：“在产生出顾炎武、阎若璩、戴震这些优秀考证学者的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下，而像宋儒曾经所做的那样，不以经书或相当于经书的典籍的文献理解为媒介，直接赤裸裸地陈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断论，在章学诚那里是不能被容许的。
”章学诚的文史校雠和戴震等人的经学训诂都是以文献为媒介的，只不过一个读的是文史（章认为经也是史），另一个读的是经典。
当然，二者读文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章是通晓大意，辨析源流；考据学者是训诂文字，考辨名物。
四结语章学诚以个人的“高明”性情为基础，遥接清初黄宗羲、邵廷采不分门户、讲求自得、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受其父启发，注重神解精识，贵究立言宗旨；同时，在实证精神的感召之下，反对空言思辨，注重通过文献来寻求实实在在的学问，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文史之学。
章学诚的天赋性情固然是其学术的基础，他人以及地域的影响也给了章学诚学术的趋向。
但时代的土壤依然是致命的，在章学诚的年代，人们追求的是书本上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不管章学诚的性情多么“高明”，他的义理都是在文献的基础上讲的。
章学诚的学术看起来与当时的风尚相背，但事实上却深深扎根于时代的“知识”土壤之中，是优秀的乾嘉之子之一，他是以自己独特的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方式加入到知识的行列中来的。
考据有着共同的规范与原则，因而考据的知识是以大家共同认可的面目出现的；章学诚的知识是以“独见”和“独断”的面目出现的。
章学诚和考据学者们也都要通过知识来明“道”，但章学诚通过文史知识来明“道”，而经学家们通过经典知识来明“道”，这是因为经学家们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学诚认为“道”不在文史之外。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科专项，项目编号：11jk0233。
参考文献：[1]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