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中亚的伊斯兰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原因及影响_吴楚克

[收稿日期]　2001-05-08
[作者简介]　吴楚克(1960-),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走向
独立的原因及影响
吴楚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中心,北京100006)
[摘　要]　本文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历史关系、十月革命与中亚各国、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作用等方面,探讨了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向分裂演变的主要原因,并就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提出
看法,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　苏联;中亚各国;独立
[中图分类号]　K512.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1)06-0094-07
从1992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到今天已将近10年了,时间的流逝可以使我们更冷静更深入地探讨中亚各国
分离的原因和影响。

时下,中亚各国正经历着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新的严峻历程,特别是宗教在国家制衡力量中的作用加强,跨国界宗教极端势力的泛滥,使中亚国家面临维护国家安全、疆域稳定及周边国家关系的严峻局面,而这些问题,是分离时并未想到却又与分离时的民族、宗教因素有密切关系的。

一
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中亚各国为中心,早期民族国家的诞生与灭亡时期;(2)以俄罗斯和苏联为中心,中亚各民族的曲折与发展时期;(3)中亚各国重归民族国家时期。

这三个阶段相互联贯,时有重叠。

由于地缘的原因,直到18世纪以前,哈萨克民族社会中来自俄罗斯的影响并不大,尽管哈萨克人的一支在1731年对扩张到中亚的俄罗斯表示降服,但他们依然保留着自己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不过,在19世纪俄罗斯继续向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扩张中,哈萨克斯坦逐步陷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下。

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在17世纪末开始受蒙古卫拉特人的统治,其后,俄罗斯开始征服中亚并侵入吉尔吉斯斯坦。

1855年俄国借吉尔吉斯斯坦布古部落联盟首领的请求出兵,并在1876年打败了浩罕占领者,从此,吉尔吉斯也就成为沙
皇俄国的属地。

土库曼斯坦的核心区域是在16世纪形成并逐步明确的,由于土库曼人曾经建立过强大国家,这种历史所引起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在俄罗斯的征服面前表现得异常顽强,直到1885年土库曼才最后被俄罗斯占领,由于土库曼斯坦的战略地位,沙皇将其置于外里海军事长官的直接统治下。

从17世纪起,乌兹别克分裂为几个相互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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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的汗国,极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由于绿洲的分割和频繁的他族侵入,使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乌兹别克人的凝聚力下降,沙皇俄国从18世纪开始对它们逐一征服,到1876年,整个乌兹别克斯坦被置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下。

塔吉克人与伊朗人有着亲缘关系,在经历了阿拉伯人的征服、蒙古人的入侵及俄罗斯人的占领后,直到20世纪前,塔吉克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处于其他纷争不断的中亚民族国家中间。

塔吉克是于1924年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内成立的自治共和国,1929年上升为加盟共和国。

由上述可见,中亚各国在加入苏联并成为加盟共和国以前,与统治它们的沙皇俄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特点:
(1)中亚各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在17世纪俄罗斯向中亚扩张以前,整个中亚与俄罗斯之间的来往并不密切,民族间的交流也不频繁。

17世纪后,沙俄完全是靠武力逐一征服中亚各国、各民族,并使其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土的。

(2)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内部,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密切,相似相近之处较多,但与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及民族传统相距较远。

13世纪同属于欧亚大陆北方游牧民族的鞑靼蒙古与中亚各民族的关系密切,尽管它们在征服了俄罗斯后曾建立了金帐汗国,但并没有加强后来俄罗斯与中亚各民族的交往,沙皇更多地继承了征服者的路线和扩张心理,俄罗斯统治者把向中亚扩张看做是历史的继续。

(3)沙皇俄国对中亚各国展开武力征服是在19世纪中叶前后,而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正是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特别是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引起中亚各民族的政治觉醒,开启了中亚民族走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道路。

(4)沙皇俄国彻底征服中亚的时间并不长久,俄国很快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内其他民族的专制统治放松,所以,在十月革命前,中亚各国都爆发了反对俄罗斯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并与沙皇的武力镇压发生了直接对抗。

这种民族的、自觉的独立和解放斗争与苏维埃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并不一致,其领导力量也不相同,但这个历史进程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历史性重合,使苏维埃政权在如何建立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统一大国中遇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
从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民族历史的久远与现代民族的形成并无直接关系,更不是上升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基础。

在亚洲腹地活动的诸多曾经古老强大的游牧民族演义过多少兴盛与衰亡、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这几乎成为近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历史共性,它似乎与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有关。

中亚各国、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使它们在跨入世界近代史的隧道时落后于俄罗斯,而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瓜分世界的历史,俄罗斯则是近代史上领土扩张最典型的国家。

落后的中亚各国、各民族在那时沦为俄罗斯的属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的巧合在于,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与中亚各国、各民族爆发的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出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引发了两个运动之间的历史重合与矛盾。

中亚各国、各民族爆发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是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产物,它的直接目的就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实现民族解放。

这与十月革命的初级目标是一致的,在俄国国内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后,中亚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直接目的得以实现,却骤然面对如何完成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

问题在于:一方面,中亚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生产力极其落后,无产阶级还远未成熟,不具备独立完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各民族所处的封建的、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历史只能向它们提出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它们完成这一必然要求的可能性。

这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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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普遍问题。

列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
为:20世纪爆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可以在这一运动中赢得政权。

“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1]随着中亚各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从“外部完成”,运动向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配合,这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关键问题。

民族矛盾解决后,阶级矛盾必然上升到首位。

中亚各国、各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使其民族中的绝大多数被压迫阶层希望通过革命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独立国家,这种革命不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性质依然是民主主义的,它与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

但在革命这一点上它们又是相同的,自然而然地成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组成部分。

现代民族意识的成熟与整个民族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及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如同我们不可能想像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会建立一个共和国一样,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觉醒和解放运动也不可能超出十月革命的先进性。

因此,尽管历史向它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否认了实现这一要求的可能性,使它们只能成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主动和被动的追随者,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哈萨克民族的这一历史“必然遭遇”,对其他四个中亚国家来说具有共同性。

这是认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中亚各国、各民族关系的前提。

离开了这个前提,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无法理解当初各民族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共同性而促成革命的联合、阶级的联合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解释“民族自决权”的承诺对这些沙皇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意味着何等巨大的作用;更无法看清十月革命在人类现代史上产生的巨大唤醒作用。

三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根本区别于沙皇政府的。

当时,各民族的先进分子都看到苏维埃政党所奉行的理论是统治阶级所极力反对的,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阶层都曾是沙皇政府的敌人,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广泛宣传,在各民族人民中唤起了类似“大同世界”即将到来的理想,并逐步使那些关于革命的理想与每个游牧民族特有的“理想世界”自然地、潜在地出现一种契合,而这种“理想世界”在中亚各民族的史诗、赞歌、传说、神话中大量存在,有相当的社会感染力。

因此,不能离开当时的革命历史背景来看待中亚各国、各民族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

问题在于:它们参加并实践的革命是否与苏联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一致?革命后是否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能否真正起到各民族平等和自主发展的作用?仅仅实现了联邦制或者加盟制只是问题的开始,而在开始就埋下了分离的隐患。

首先,苏维埃政权所要达到的革命目的与中亚各民族参加革命的目的不尽相同。

当中亚各国、各民族正在准备自己解放自己的时候,俄罗斯无产阶级从外部使它们达到了这一目的,它们并没有继续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而是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

因为,它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各国、各民族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独立和繁荣,它们相信“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

应该承认,这仍然是为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目的。

而有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中亚各国、各民族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这显然是一厢情愿。

不能因为它们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就肯定它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更不能因此断言它们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而苏维埃领导下的革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两种目的上的差别造成了如下后果:
(1)起点上相同与终点上差异。

在中亚各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历史时刻,发生在宗主国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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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与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重合”,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推翻沙皇统治,但一个是要内部自身“解放”,一个是要从“内部”解放出去;一个是要取而代之,一个是要彻底抛弃。

(2)形式上相同与内容上的差异。

“解放”采取的暴力革命形式,使当时整个沙俄帝国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武装革命斗争,但苏维埃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沙皇,而且是包括一切剥削阶级在内的所有统治阶级;而各民族当时爆发的革命斗争实质上是指向俄罗斯沙皇统治,结束俄罗斯人的统治就是革命的胜利。

(3)领导力量上的差异。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推翻沙皇统治以后,革命的目的只完成了一半,最终目标是要在所有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各民族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是在民族民主基础上建立的领导力量,它包括民族的各个阶层,在推翻沙皇统治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这时推动民族民主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只能是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

因此,革命最终将要扫荡到那些坚持民族民主革命而拒绝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集团。

其次,苏维埃政权对阶级与民族、阶级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偏差。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尽管民族可能会比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但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观点,苏维埃政权在组建加盟共和国时,在一些方面脱离了苏联国内各民族关系的实际。

(1)把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消除一切民族间矛盾的根本,认为只要最终建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之前存在的所有矛盾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因此,在处理一些民族历史矛盾时缺乏长远目标和长期政策,忽视中亚各民族内部及相互间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2)把超民族的阶级联合看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目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使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无处藏身,因此,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民族主义被人们团结一致的景象所掩盖,然而当国家主义威胁到民族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当苏联的领导阶级背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各民族共存的物质基础消失,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维护民族自身利益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

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分离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低估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中的影响。

造成这方面的失误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方面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认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信仰任何宗教是绝对排斥的。

当社会主流意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时,抱有两种信仰的人是“隐性存在”着的,当社会主流意识出现混乱,甚至发生颠倒时,宗教的、民族的、自由的、极端主义的思想占据主流意识就不可避免。

因此,纯粹用“贴标签”的方式判断一个人、一个时期、一个集团的信仰,是不可靠的。

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中有着传统影响,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主流意识的瓦解与宗教意识的巩固呈现反比增长,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与强烈的排他性,强化了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号召力,成为各政治集团不得不依靠的力量。

四
对从苏联分离出来而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来说,独立并没有给它们带来“空前的团结和大发展”,相反,苏联时代的中亚各民族感到的“弱小、落后”与今天“弱小、落后”的感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中亚各民族正是在苏联时期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在苏联走向解体的历史关头,才能完成民族的独立统一。

法国著名的苏联民族问题专家埃莱娜·唐科斯就曾指出:“苏联政治舞台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多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强烈性。

在这方面,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又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说它成功,是因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在初期的目的是允许和帮助大小民族、甚至最弱小的民族繁荣昌盛,以便在给他们自由的同时来消磨掉他们的民族意志。

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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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使各民族繁荣昌盛的目的达到了。

”[2]她指的“明显的失败”,是说各民族的民族性反而增强了。

站在整个世界民族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场上看,恐怕这不能完全说是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败。

如果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期,弱小民族包括中亚各民族的确获得了繁荣昌盛,这只能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比资本主义制度使少数民族获得更大发展的优势,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土著人灭绝、种族歧视的结局。

如果说苏联解体是背离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那么,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从否定意义上肯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

(1)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下,中亚各国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尽管单一的生产模式和原料基地的位置暴露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大俄罗斯主义的要害,但到1940年,中亚五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倍以上,到了1982年,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社会总产值的60%,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2)建立了适应当代政治文化要求的社会基础,全民文化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

1985年哈萨克斯坦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171人,当时的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分别是159人、142人、131人和112人[3],尽管在大俄罗斯主义影响下,中亚各民族文化教育的民族性受到抑制、阻碍,但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和巩固,而民族意识的发展与教育及整个现代化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3)加盟共和国的实践过程扩大和加深了民族凝聚力,管理机构和管理国家的能力获得发展。

苏联实行国家体制上的联邦制与政治体制上的中央集权制是根本矛盾的,它们能够形式上并存一段时间,是因为它们在实践中彼此分离。

这也是造成苏联共产党日益脱离多民族实际的根本原因。

而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化过程逐步带有实质性内容,漠视和人为地加速民族“统一”的结果是强化了“民族化”过程。

这一方面说明了苏联国家制度本身存在分离的隐患,另一方面说明各加盟共和国已经潜在地向分离道路发展。

所以,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研究苏联领域颇有影响的一本著作———《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中,编撰中亚民族的不同作者都承认:“自古以来,中亚文化的进步通常以灌溉农业的发展为前提。

苏维埃在改造和扩展灌溉田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卡拉库姆运河的开浚)确曾使土库曼农村人口的生活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再没有任何一种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曾在土库曼人中间得到更热烈的拥护,受到更普遍的赞扬的了。

”[4]
五
“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进退两难中二者择其一: `非此即彼!'……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

”[5]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面临进退两难的时刻,向哪个方向发展与来自哪个方向的推动力有密切的关系,伊斯兰教为实现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一种“聚合力”。

中亚地区有5500多万名穆斯林,占当地总人口的80%,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十月革命后,由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反对中亚各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发动了巴斯马奇叛乱,大搞恐怖活动,试图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苏联军队用了10年的时间才将其彻底肃清。

尽管在苏联解体前没有再发生公开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暴力反对国家政权的活动,但由于在资源利用、土地开发、干部权限、文化同化政策等方面发生冲突,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人逐渐离心离德。

随着7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特别是苏联侵占阿富汗的彻底失败,使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影响空前高涨,伊斯兰主义与中亚民族主义更多、更强地走在了一起。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车臣与印古什及后来的俄罗斯之间的激烈冲突,明显地表现出伊斯兰教发挥的作用。

毋庸讳言,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会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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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其相对的作用因素。

中亚各国出现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狂热,与俄罗斯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升温有直接的关系。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支持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1000周年的活动,制定了新的联盟宗教法律,赋予教会以法人权力。

这导致宗教团体和信教人数直线上升,注册的宗教团体1989年比1985年增加3倍,修道院由3座发展到50座,神学院由2所增加到26所,东正教堂8500多座,新教堂5000多座,天主教堂1100座,犹太教堂90座。

宗教组织、政党也大量增多。

[6]在这种形势下,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一方面主动或被动地强化自己的宗教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伊斯兰民族主义立场上,迎合了民族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与当时排挤俄罗斯人的社会风气混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种长久以来的民族情绪。

伊斯兰教对中亚各国分离出去的影响表现在:
(1)伊斯兰教在中亚各民族中的影响由来久远,深入人心,因此,在共产主义思想瓦解、苏联出现解体的历史时刻,伊斯兰主义填补了人们思想的真空。

事实上,即使是在苏联巩固时期,伊斯兰主义始终是反政府思想的主要来源,当人们发现独立的大门已经打开时,长期公开或潜在的大量的穆斯林信仰者,是促成民族走向团结并发展为统一国家的强大社会基础,成为政治家们惟一的选择。

(2)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实现经济生产的现代化,这种生活方式在信仰群体中却是很少变化的。

这就使区分伊斯兰教信徒和穆斯林社会变得很困难。

伊斯兰教的这个特点,也使苏联时期限制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政策效果不大,不仅如此,在中亚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矛盾加剧时,伊斯兰主义得到了普遍的强化,成为民族精神的突出代表。

(3)极端伊斯兰教派主张把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并把伊斯兰世界统一起来,因此,它是一种分化和团结并存的精神指导思想。

在苏联时期,它明显地把俄罗斯族与中亚各民族区别开,保持着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松散的疆域概念和民族意识。

在民族矛盾尖锐和苏联解体时期,伊斯兰世界提供的大量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加强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统一,使伊斯兰教成为国家的精神基础。

(4)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扩展是20世纪70年代后涌现的世界性潮流,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中亚伊斯兰国家是这一潮流的顶峰,这一方面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历史的低谷,另一方面也说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威胁到伊斯兰世界。

因此,它的发生与发展绝不仅是“民主世界”的胜利,或许它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对手。

可以肯定,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各国的影响还处在开始阶段,因为原有的社会意识的惯性并未完全消失,在伊斯兰教继续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前,它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当然,这也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内部变化一般发生在走向极端的时期。

首先,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亚的发展持“明反暗助”的态度,当中亚各国政府镇压伊斯兰极端组织时,西方就以人权、民主的借口进行打压,它们暗中培植亲西方势力,以图排挤俄罗斯,压制中国。

其次,中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恶化,贪污腐败猖獗,使国内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一些“社会平等主张”,符合了广大穆斯林渴望社会平等和民族振兴的愿望,成为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

但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在中亚的发展,目前已经对当局构成威胁,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支持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用“圣战”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宗教政权,这促使中亚各国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强化世俗政权的国家形象,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本国的发展。

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表现在:
(1)中亚国家是在苏联时期从最落后的地区发展起来的,最后它们却要分离,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

它提醒我们:一是民族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并没有结束,只要出现历史机遇,成熟起来的民族有可能走向分离;二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只不过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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