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国士情怀与好汉气概——《三国》《水浒》比较研究之一
《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沈伯俊）
《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沈伯俊）作者：-壶润-茶香-长期以来，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吸引着海内外亿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众说纷纭，长盛不衰。
这里拈出人们议论最多，争论也较大的三个重要问题，略加辨析，谨供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参考。
一、《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吗？《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
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
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
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
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
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
“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
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
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
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
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论沈伯俊三国演义研究的学术贡献
第３０卷第７期（２０１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７Ｖｏｌ．３０（２０１５）论沈伯俊《三国演义》研究的学术贡献王 国 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９） 摘 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沈伯俊先生三十多年来在《三国演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即对《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贡献巨大，“沈本三国”具有学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对《三国演义》中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系统而深刻；通过《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对比研究得出科学的论断，在研究中十分重视巴蜀地区的“三国文化”研究；长期关注《三国演义》的改编与再创作；教学上注重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注重培养《三国演义》研究队伍的学术新人，关爱青年学子，有长者风范。
关键词：沈本三国；人物形象；三国文化；改编与再创作；教学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０３／ｊ．ｃｎｋｉ．５１－１６２１／ｚ．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２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０３－０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伯俊先生，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投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之中，成就巨大，尤其是以研究《三国演义》而蜚声海内外，得到学术界一致的认可，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所说：“二十年来，浪花淘尽英雄，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终于卓然名家者，唯先生而已。
先生在此领域，不只独树一帜，环视古今，用力最勤，贡献最大，亦非先生莫属。
诸校理本，超迈前贤，必能日广流传，学界已有共识，士林无不拭目以待。
”［１］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上生也称赞道：“兄于《三国》之功甚伟，当代无人可及。
此兄数十年执着努力锲而不舍之成果，堪为学界楷模。
”［２］笔者有幸作为先生的学生，除了在川大的课堂上接受恩师的教育指点外，弟子们在平时的工作和科研中，也常得沈先生的指点和批评教育，阅读沈伯俊老师的诗词、文章和著作，尤其是《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沈伯俊说三国》《图说三国》等书，感到受益匪浅，多有启发。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文学中两部代表性的古典小说，其中展现了丰富的忠义观。
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忠诚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对两部小说中的忠义观进行比较。
就人物形象而言，《三国演义》以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为代表，他们忠于国家、正义、友情，舍生忘死，表现出了崇高的忠诚和正义感。
而《水浒传》以宋江、林冲等人物形象为代表，他们原本是为国效力的忠臣，但被朝廷的不公平对待逼得走上了反抗之路，他们忠于自己的正义和朋友，表现出了对正义的追求。
在忠诚度方面，《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展现出了非常高的忠诚度。
他们对朝廷忠诚，力图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也对自己的兄弟义气忠诚，合作共事。
《水浒传》中的人物也展现出了忠诚度，虽然他们反对朝廷的不公，但对自己的兄弟团结一心，相互支持，不离不弃。
在价值观方面，《三国演义》强调国家利益和正义，人物以国家为重，奋不顾身，将自己的忠诚付诸于行动。
他们努力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
而《水浒传》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追求，人物以个人正义为重，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和朋友的利益而奋斗，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忠义观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人物对朋友的义气和对正义的追求，都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崇尚忠诚、正直的价值观。
但两部小说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忠诚的对象和忠诚的方式上，《三国演义》更加强调对国家和朝廷的忠诚，而《水浒传》更加强调对个人利益和正义的追求。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两部重要的作品，它们通过丰富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了丰富的忠义观。
无论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还是《水浒传》中的宋江、林冲，他们都是忠于自己信仰的英雄形象，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著名的两部小说，它们都以忠义为主题，塑造了一批忠义的英雄形象。
两部小说虽然在表现手法和情节安排上有所差异，但在忠义观上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下面将从人物形象、忠义表现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比较。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塑造了一批忠义的英雄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物都是忠义之士的代表，他们忠于义道，心系国家民族。
而在《水浒传》中，宋江、林冲、卢俊义等人物也都是因忠义而出名的英雄。
在忠义表现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各有其特点。
《三国演义》中，忠义表现主要集中在主要人物的身上，如刘备、关羽、张飞等人都具有忠义之风，他们不顾个人得失，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而努力奋斗。
而《水浒传》中，则更加注重团体的忠义精神，宋江等人都是因为不堪恶政而义愤填膺，共同起义强盗，以保卫国家民族利益。
虽然两部小说在忠义表现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价值观方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有所不同。
《三国演义》更加强调天命思想，主张孝义忠信，提倡忠臣义士，重视王道之正。
而《水浒传》则更加强调义蕴思想，主张仁义道德，崇尚义贼为民，讲究民间正义。
两部小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其中忠义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忠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大主题，它对塑造时代人物形象和反映古代社会伦理观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忠义观上各有其特点，但它们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忠义题材的代表作品，通过对忠义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忠义精神的体现，反映了古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些忠义英雄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沈伯俊说：《三国演义》不仅是谋略
沈伯俊说：《三国演义》不仅是谋略沈伯俊说：《三国演义》不仅是谋略扬州晚报2011-7-10 昨天下午，沈伯俊教授登上《扬州讲坛》，主讲“《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
  沈伯俊，现任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他结合自己30年的专业研究心得，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巨著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本报今特辑录现场录音，以飨读者。
  很高兴能够来到《扬州讲坛》，和大家分享《三国演义》。
这本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古典文学名著，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吸引着亿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
可谓是家喻户晓，长盛不衰。
  如果你走进深山老林，问一位农妇，谁是汉武帝，她可能不知道。
但是倘若你问她谁是诸葛亮，她肯定知道。
如果你到菜场，问谁是魏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要是问谁是关羽，很多人都知道。
  1  《三国演义》思想内涵很丰富  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文化人在其论著和演讲中，随意评说《三国演义》，其中包含若干误解乃至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和听众。
  对于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其激动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却是来自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就《三国演义》而言，论情节的曲折离奇，不及后来的公案小说；论对厮杀场面和人物武艺的描写，比不上新旧武侠小说。
但是，它却经受了漫长的六百年历史考验，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文学史上占有比公案小说、武侠小说重要得多的地位，就在于它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1 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英雄观说起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器宇轩昂，顶天立地且有勇有谋的人，比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
之所以崇拜英雄，源于原始社会古人对天灾人祸的难以预见、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敬仰以及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所引起的，他们急需有具备超人智慧、天生神力的神或半神来带领他们生存下去，因此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思想，意图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来动员和激励集体学习和崇拜这一人物，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比如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伏羲造八卦等，它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时代发展特定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符合这一时期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
我认为古人的英雄崇拜是英雄一词产生和发展的雏形。
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英雄的队伍得以不断壮大，但英雄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和方望《辞谢隗嚣书》才开始出现了“英雄”概念。
但从史料看来，这时期的英雄仅在能力方面高人一等，其他与常人并无不同，社会地位也无高下之分，甚至连“英雄”二字的使用都极少出现，仅在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出现“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之语。
英雄观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王粲(177—217)编著《英雄记》，刘劭(180—245)《人物志》专节讲述英雄，首次明确地给英雄下了定义。
《英雄记》客观记录了曹操、袁绍、董卓等人的生平和事迹，对人物的善恶好坏同时记载在册。
刘劭《人物志·英雄》中认为英雄须具备“聪、明、胆、力”四要素，即“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力能过人。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区别的，有谋略且能决断的人为英；有胆略且武艺过人的为之雄。
只有聪明胆力兼备之人，才可称之为英雄。
并举了刘邦和项羽为例，首次给中国的英雄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三国演义》主题评说
作者： 沈伯俊
出版物刊名： 宁夏社会科学
页码： 88-93页
主题词： 三国演义;曹操;三国时期;三国鼎立;诸葛亮;政治集团;政治理想;袁绍;罗贯中;邓艾
摘要： <正> 打倒“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举行的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以来,沉寂已久的《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百家争鸣,新见迭出,蔚为大观。
其中关于主题的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迄今为止,人们对《三国演义》主题的提法已达十二种以上(包括“文革”以前提出的观点)。
对现有各说的评价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两个前提: 其一,什么是主题?就是:“文艺作品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所表现出。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忠义观比较1. 引言1.1 介绍《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备受推崇的两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两部小说都描绘了乱世英雄的形象，展现了忠义观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三国演义》是以东汉末年为背景，讲述了三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历史故事。
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众多忠诚义气的英雄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等，更展示了在乱世中忠诚与背叛、义气与权谋之间的冲突。
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读者可以看到忠义观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对故事情节和人物行为的影响。
相比之下，《水浒传》是描写宋朝农民起义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宋江等108位好汉的抗争历程。
在这部小说中，忠义观更是被提升到了极致，每个好汉都以忠义为核心，展现了他们不畏强权、冲破束缚的精神。
作为民间英雄的代表，《水浒传》通过对忠义观的诠释，成功塑造出了一批虽然身在逆境却仍然保持初心的英雄形象。
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忠义观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读者的情感。
这两部小说对忠义观的表现方式略有差异，但都充分展现了忠义的美德和其在乱世中的价值。
1.2 阐述忠义观在两部小说中的重要性《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中国古典名著都是以历史为背景，以人性与忠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其中忠义观在这两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三国演义》中，忠义观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
无论是刘备、关羽、张飞这些忠于汉室的义士，还是曹操、孙权等权谋之士，都在以忠义为准则行事。
他们的忠义之心，不仅展现出了古代人物的高尚品质，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故事情节中，忠义观更是推动着各个角色的行动，给整个故事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和动感。
而在《水浒传》中，忠义观同样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
108将以及其他众多人物，虽然出身卑微，但对忠义的坚守与信守让他们在捍卫正义、抗争腐败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崇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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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正如罗贯中评价的：“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第38回）6此后，诸葛亮一直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竭忠尽智，顺利实现跨有荆益、三分鼎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白帝托孤之际，刘备相信他“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他则毅然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85回）此后，他殚精竭虑，辅佐后主，治理蜀汉，平定南中（第87－91回）。
北伐之前，上《出师表》，誓言：“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第91回）直至五丈原病重，他还叹息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精心布置自己死后的军事调度，向奉后主之命赶来问安的尚书仆射李福交代后事，最后一次巡视军营，在病榻上亲自书写遗表上达后主，又对杨仪授予保证蜀军安全撤退的计策；弥留之际，还推荐蒋琬、费祎为继任的执政大臣（第104回）。
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他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一代贤相，国士楷模。
刘备的第二号谋士庞统，尚未出场，便已享有“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盛名（司马徽语，见第35回），不仅让刘备心向往之，也让读者充满期待。
他在赤壁之战中首次露面，便以其盛名赢得曹操“亲自出帐迎入”的礼遇；又凭借精通兵法，“高谈雄辩，应答如流”的才干，使得“操深敬服，殷勤相待”；从而不露痕迹地“巧授连环计”，使曹操心甘情愿地“即时传令，唤军中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锁住船只”，为火烧赤壁的成功准备了重要条件（第47回）。
周瑜逝世后，他归顺刘备，任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
在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之际，他力劝刘备抓住机遇，趁势夺取益州（第60回）。
随后辅佐刘备入蜀，并进献上中下三策，指挥刘备军袭取白水，进据涪城，攻打雒城；可惜天不佑才，在“落凤坡”中埋伏被乱箭射死（第62－63回）。
需要指出的是，庞统在“落凤坡”中伏而死乃是《三国演义》的虚构；而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历史上的庞统是在指挥攻打雒城时中流矢而死的，属于意外，此后不久，刘备就攻破雒城，进围成都，迫使刘璋出降。
《演义》这样虚构，是有意将庞统之死提前，让诸葛亮提前入蜀，以突出诸葛亮的形象。
实际上，刘备夺得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庞统才是头号功臣。
他也不愧为胸怀天下，精通韬略的一流国士。
刘备的另一重要谋士法正，原为刘璋部属，因见刘璋闇弱，乃归心刘备，积极辅助刘备夺取益州。
他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深得刘备倚重。
刘备夺取益州后，自领益州牧，以他为蜀郡太守7，其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第65回）。
在张飞击败张郃、黄忠击败夏侯德之后，他建议刘备抓住有利时机，亲征汉中，“既定汉中，然后练兵积粟，观衅伺隙，进可讨贼，退可自守。
”刘备欣然采纳，亲自率军出征（第70回）。
汉中之役，他辅助黄忠，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取得了关键性的战果（第71回）。
刘备夺得汉中后，不仅有力地巩固了益州（汉中本系益州之一郡），而且使刘蜀势力直逼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成为刘蜀北伐的前进基地。
刘备因此而进位汉中王，以法正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第73回）8，其在刘蜀集团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
刘备称帝仅仅三个月后，便不听群臣劝阻，亲率大军讨伐东吴，此时法正已卒，诸葛亮遗憾地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第81回）由此可见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他当然堪称一流国士了。
那么，梁山的主要谋士如何呢？梁山的头号谋士、军师吴用，一直深受晁盖、宋江敬重，言听计从，在梁山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首次出场，便积极支持晁盖劫取生辰纲的打算，亲自出面说动阮氏三兄弟入伙，并精心设计，来了个“智取”（第14－16回），不愧“智多星”的绰号。
上梁山后，他察言观色，因势利导，支持林冲火并王伦，使晁盖成为山寨之主，他也成为梁山军师，执掌兵权（第19－20回）。
从此，他始终忠心耿耿地辅佐晁盖、宋江，无论是招揽四方英雄，还是协调内部关系，他都从容不迫，安排妥帖；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布阵厮杀，他都谋定而动，妙计迭出。
为了梁山集团的发展壮大，他总揽山寨事务，分工设职，把梁山建设得井井有条，日益兴旺。
他为梁山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而在众好汉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然而，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谋妙计，保卫和巩固梁山的种种努力，基本上停留在微观的、战术的层面：支持晁盖智取生辰纲，是夺取不义之财，谋求富贵；说动阮氏三雄，追求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初上梁山执掌兵权后，虽然“准备迎敌官军”，却限于自保；梁山壮大后，尽管多次出兵，却大多为了救人，或惩罚与梁山作对的地方豪强（如祝家庄、曾头市），或抵御打上门来的官军，事毕便退回梁山，从未想过攻州夺县，扩大疆域。
梁山大聚义后，实力达到鼎盛，宋江提出“接受招安，报效朝廷”的目标，吴用并不反对。
当朝廷第一次命太尉陈宗善来梁山招安时，宋江甚喜，吴用却提醒他：“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第75回）这不是反对招安，只是自重身价，要让招安来得风光一些。
此后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是为了显示梁山的实力，让朝廷不要小看梁山，从而体面地接受招安。
总之，吴用从来没有为梁山制定完整的发展战略，他只能是梁山好汉中最足智多谋的一个，却不是志在天下的国士。
梁山的另一个军师公孙胜，从参与智取生辰纲到上梁山，成为与吴用并列的军师，“同掌兵权”，在梁山好汉中地位很高。
但他除了会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在某些场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外，却很少履行军师的施谋用计、调兵遣将的职责，更没有为梁山制定发展战略。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参与造反的高级道士，却不是眼观天下的国士。
再次，比较刘蜀集团与梁山的主要将领。
刘蜀集团的主要将领，如关羽、张飞、赵云等，长期忠实追随刘备，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起步，到力图兴复汉室，平定天下，复归统一，千难万险而不悔，粉身碎骨而不惧，都当得起“国士”的称号。
梁山好汉呢？从公认为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李逵等人来看，他们一身本事，一腔热血，胸襟坦荡，嫉恶如仇，敢于反抗邪恶势力，勇于为弱者伸张正义，不愧为响当当的英雄好汉。
然而，鲁智深从拳打仗势欺人的“镇关西”（第3回），到营救无辜被害的林冲（第8回），为的是打抱不平；从落草二龙山（第17回），到上梁山，为的则是寻求容身之处；根本想不到王霸之业。
武松斗杀西门庆（第26回），是为冤死的兄长报仇；醉打蒋门神（第29回），是报答施恩对自己的关照；血溅鸳鸯楼（第31回），则是向陷害自己的官僚恶霸复仇；虽有正义色彩，却并不都是为匡扶正义。
阮氏三雄反抗社会不公的意识较强，但主要向往的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第15回）。
李逵多次喊出“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惊世之言，却从来没有得到其他好汉的响应，更谈不上付诸实施。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仇恨社会黑暗，向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自由，梦想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世界，渴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关系。
对于奸臣把持的朝廷，他们不相信；对于招安，他们有怀疑；然而，他们还是跟着宋江接受了招安。
因此，他们都只能算是敢作敢当，追求快意人生的好汉。
总之，《三国》英雄是令人景仰的，《水浒》英雄也是令人敬佩的；但在价值取向、奋斗目标上，他们确有明显的不同。
二、行为模式：治国理民与仗义疏财《三国》英雄志在天下，因而始终重视战略规划的设计，重视争取人心，网罗人才，重视扩大疆域，完善治理。
刘备初任安喜县尉，时间短暂，却“与民秋毫无犯”，收到了“民皆感化”的成效（第2回）。
后来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又是“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
新野民众称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第35回）平定益州后，刘备领益州牧，即分派众官，各司其职，“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军民大悦。
”又“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第65回），很快改变了刘璋统治时期法令不彰的状况。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辅佐后主，治理巴蜀，“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
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
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
”（第87回）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成就，使得蜀汉国力充实，足以与强大的曹魏抗衡，为进一步发展蜀汉提供了可能。
梁山好汉中，虽然有人说出过“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豪言壮语（第39回），作者在大聚义的赞语中也有“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的言词（第71回），好汉们确实也曾多次对抗官军；但其整体思维，还是占山为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无建立政权，甚至夺取天下的雄心。
即使在梁山的鼎盛时期，好汉们仍然习惯于拦截上任路过的官员，打劫害民的大户；即使打下过若干州县，也从不占据，只是收拾金银财帛粮米，尽数运回梁山（第69回）；有时也“一分给散居民”（第70回）。
他们喜爱和崇敬的行为模式是“仗义疏财”。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面黑身矮”，武艺平平，谋略也不出众的宋江，在江湖上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以至号称“及时雨”，无数桀骜不驯的好汉，一闻其名便肃然起敬，一见其面便倒身下拜，就是因为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加之曾经冒险为晁盖通风报信，有恩于众，因此，他一上梁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领袖，得到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
三、聚集方式：以道相从与逼上梁山在聚集方式上，《三国》英雄与梁山好汉也有明显区别。
对于前者，我称之为“以道相从”；对于后者，则是大家熟知的“逼上梁山”。
刘备、关羽、张飞，尽管家世不同，却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目标聚到一起，桃园结义之后，便同甘共苦，生死相依。
而在眼界开阔、实力增强之后，又将目标升华为兴复汉室，平定天下。
他们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便是报国安民之“道”。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之后，慨然应允出山辅佐，是因为刘备“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刘备、诸葛亮心灵的遇合，理想的选择9。
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10。
赵云初见刘备，“玄德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
”（第7回）是“从仁政所在”的理念使二者心灵相通。
后来赵云离开公孙瓒，四处寻觅，终于投到刘备麾下。
正如赵云自己所说：“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
今得相随，大称平生。
虽肝脑涂地，无恨矣。
”（第28回）梁山好汉，流品混杂，上梁山的原因、目的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