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美国革命

马克思与美国革命评论：美国社会形成的本质在于“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壶公评论语）。

最初离开欧洲前往北美的新教徒的命运完全相似于犹太教形成时期犹太人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实质上就是犹太文化，认为马克思漠视美国革命是不正确的，尽管在如何“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在方式和方法上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显然只是一种参考与借鉴。

马克思所关注的是欧洲社会，是工人的命运及其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所以美国模式即不是他的主张，同样不是他的批判，但是为他的经济学理论所否定――事实我们今天可以清醒地注意到这一点。

不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关注，喻之漠视不恰当。

文章：马克思与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录自《读书》2008年第12期政治历史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撰写《论革命》(On Revolution)一书时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发生的时间与法国革命极为相近,两场革命之间又有着诸多的联系,但美国革命对欧洲革命者思想的影响却极为有限。

对此，她感慨地写道：“无论是(美国)这一革命的精神，还是美国革命的领袖们睿智闻达的政治理论，都没有对欧洲大陆产生太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美国革命者那些算得上是最伟大的新共和政府的创举，他们在政治体内对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应用和发挥，对各个时代欧洲革命者思想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一些欧洲人对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历史性漠视，在卡尔?马克思(1818—1883)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十九世纪一位博学的学者，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变革有着不懈的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

虽然,他对世界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有着特殊的兴趣,但他关于革命的论述大多是基于在欧洲所发生的革命,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甚至还包括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而美国革命则基本上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这委实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注意的现象。

虽然阿伦特曾有专著探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关系,但她对马克思漠视美国革命这一现象并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分析马克思忽视美国革命的这一历史现象和出现的原因,不仅对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特征有着重要价值,也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极为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和认识程度,更可以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美国革命。

马克思不仅本人没有对美国革命做任何考察和论述,他亦没有对与他同时代人的一些关于美国革命的重要论著显示出多少兴趣。

最明显的一例,就是他对待法国社会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著的态度。

作为一个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人,托克维尔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和热情与马克思截然不同,他曾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考察和分析美国革命的历史以及这场革命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托克维尔曾于一八三○年亲赴美国考察,并于一八三五年和一八四○年先后出版了他著名的两卷本《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

这部书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荣誉,使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且对当时法国甚至欧洲都产生影响,它使十九世纪的一些欧洲人以一种新的态度和视野看待美国发生的变化。

托克维尔的这部书不论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还是在今天，仍是关于美国革命和美国民主政治文化颇具价值的重要著作。

托克维尔出版《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正是马克思求学和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八三五年马克思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法律。

一八四○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出版时,马克思正在柏林大学撰写关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

从马克思一八四三年写的一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可以判断他当时已经知道托克维尔这个人,也知道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经历,甚至极有可能读过托克维尔这部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书,但他并没有对托克维尔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述做出任何评论。

当时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托克维尔关于北美的宗教情形的描述,以及托克维尔本人在法国议会中的行踪。

马克思对托克维尔的另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旧制度与法国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856)则十分留心,在他写作《资本论》和其他文章时曾多次参考和引用过这本书。

马克思不但对与他同时代欧洲人所写的关于美国革命的著述缺乏兴趣,而且对与他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论述也不曾给予关注。

对与他同时期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著作的态度就是一例。

班克罗夫特是十九世纪最早试图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做出系统性解释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

他从一八三四年开始出版他著名的十卷本《美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34—1874)。

在当时,这是一部富有原创性和争议性的重要著作。

班克罗夫特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旨在推动人类社会千禧年(millennium)的持久和平、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场革命。

马克思在他所写的《美国近况》一文中曾提到班克罗夫特,但他却忽略了班克罗夫特关于美国革命的重要著述。

据文献记载，马克思也知道在美国革命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并涉猎过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著作,甚至还在他的写作过程中多次引用过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却从未对这些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重要贡献做出任何评论。

例如，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撰写《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时曾参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一七二九年发表的《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一文,并称富兰克林是“首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之一”。

但马克思对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前后关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著述均未涉及,对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未做任何讨论。

马克思还涉猎过另外一位美国革命领袖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的回忆录。

该回忆录于一八二九年在伦敦出版。

在这部回忆录中,杰斐逊详细地记叙了美国革命中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以及他个人在这场革命中的亲身经历。

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提及杰斐逊的回忆录,但对杰斐逊在美国革命中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却不曾做过任何评论,甚至对杰斐逊所起草的许多美国革命中的重要文献,如,《独立宣言》（一七七六）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一七八六）等,也根本没有提及。

至于为美国革命的宪政做出卓越贡献的，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马克思似乎只关注他任美国总统时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对其在美国革命中做出的富有原创性的特殊贡献则完全忽略了。

而作为一向关注社会经济活动的学者,马克思却不曾注意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这位在美国革命中为美国国家金融体系的创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漠视，使他把美国革命简单地理解为北美殖民地旨在脱离英国的一场独立战争。

查阅马克思极为有限的关于美国革命的评论和它们产生的语境,人们不难看出他基本上是以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来理解美国革命的。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写道：“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

”可见,马克思没能够从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视野去看待美国革命,因而他未能认识到发生在十八世纪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广度。

其实,不论是以其在十八世纪特有的历史涵义，还是以二十一世纪的回溯眼光来评价，美国革命都超出了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

不论是它的过程还是它的结果，都说明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政治革命,同时它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文化革命。

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上都改变了殖民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性质。

与发生在它前后的其他几场革命相比,美国革命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一次革命,它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的许多先例,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对美国革命的漠视还体现在他对美国革命中许多核心问题的讨论的缺失。

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对美国革命中具有原创性，并颇为成功的宪政的态度上。

阿伦特认为,无论是各个殖民地的宪政还是联邦宪法，其产生的过程和内容都是美国革命的核心部分。

而马克思对美国革命中的这一核心内容却不曾给予认真的关注，更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评论。

虽然,马克思知道在美国革命的领袖们——如华盛顿、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mas, 1735—1826)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所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他甚至也知道一些州所制定的宪法,如宾夕法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州的宪法，但不论是对美国的联邦宪法还是对各州的宪法,马克思都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马克思曾说过美国是一个“最先产生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但他却对最能体现这一民主共和思想的美国宪法表现出令人遗憾的失语。

美国革命对马克思来说显得既遥远又陌生。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马克思忽略美国革命呢?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革命本身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认为这场革命对欧洲人来说,不太具有多少相关性，甚至也不具有典型意义。

同欧洲近代史上的其他几个革命相比,美国革命不论其爆发的原因、思想意识背景、发生的实际过程,还是结果都极为特殊。

美国革命爆发前的北美殖民地,不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一个很难用传统欧洲的模式来衡量和判断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并不是一个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尽管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同欧洲的历史联系,存在一些封建社会的因子,如等级状况、庇护现象和家长式的隶属关系等,但在它的社会结构中基本没有一个类似于欧洲社会上的世袭贵族阶层。

由于北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移民等特殊条件,美国革命前的殖民地基本上没有形成一种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制度。

这主要表现在它的土地制度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使得它缺少许多欧洲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特征,传统的封建经济关系在当时的殖民地难以维系。

除了特殊的土地制度之外,北美殖民地又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社会,加上宗教的特殊背景,正因此，马克思的同路人恩格斯曾提醒人们,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

另一方面,美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还尚未形成类似于欧洲历史上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革命发生前,北美殖民地的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规模十分有限。

由于英国的各种压制,它没有自己的流通货币,银行和信贷系统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它还缺少自己独立的大规模商业贸易机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小规模的农业。

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中,虽然有一些居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但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欧洲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这自然就难以形成一种明显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程度远没有欧洲那样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