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理论史_三个时期_观点的形成_李勇

Studies on Aoki Masaru and His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LI Yong 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Shaanxi 712000.China)

Abstract :Aoki Masaru divid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o three periods.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research of Koyoto School.Although the theory was finally posed by Aoki Masaru,it also had deep relationship with relevant theories of Suzuki Torao and Naitou Konan.

Key words :three periods;Aoki Masaru;Suzuki Torao;Naitou Konan

［文艺理论研究］

收稿日期：2009-04-04

作者简介：李勇（1980-），男，陕西蒲城县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助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0年1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Jan.2010第25卷第1期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Vol .25No .1

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继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之后又一位专攻于中国文学研究并卓有成就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中国文学思想史》（岩波书店，1935年）就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把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上世时期（周、汉）；第二时期，中世时期（魏晋南北朝、唐）；第三时期，近世时期（宋、元、明、清）。对各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分别为“实用娱乐时代”、“文艺至上时代”、“仿古低徊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创建性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框架。然而，国内学界并未真正重视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并未对其理论创见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书中，著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对青木正儿、铃木虎雄、狩野直喜、盐谷温、儿岛献吉郎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1]98-155因此，对日本中国学相关理论成果的总结和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从日本中国学、特别是京都学派的理论构架上，对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理论史“三个分期”观念

的形成进行论述分析。

一“三个时期”的内涵及其分期依据

总体来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青木正儿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梳理。第一方面，探讨儒、道、禅宗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组成部分，儒、道、禅宗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形成了各自的文艺观。例如《中国文艺和伦理思想》、《道家的文艺思潮》分别论述了儒家和道家的文艺观。第二方面，探讨美术、音乐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艺观，是在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等广义“文艺”的基础上确立，并且形成了用音乐、绘画来阐释文学的思维习惯，因此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文学与绘画、音乐的相互关系。例如《周汉的音乐思想》、《周代的美术思想》、《诗文书画中的虚实之理》等着重论述不同文艺领域的互渗影响关系。第三方面，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在《在支那文学研究中的日本学者的立场》一文中，青木正儿认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要借用西方传来的崭新的学术方法和体系，来开拓中国文

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理论史“三个时期”观点的形成

李勇1,2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2.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要：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三个分期”的观点，力图从全新的角度

对中国文学理论史进行时期划分。着重分析“三个分期”观点的内涵和理论突破，并从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术背景中论述此观点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三个分期；青木正儿；铃木虎雄；内藤湖南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0）01-0082-04

第1期李勇：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理论史“三个时期”观点的形成·83·

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其核心的观念就是“文学的历史研究法”（文学の史的研究法）。[2]46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青木正儿运用“史学的观念”，从“创造主义”和“仿古主义”两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规律。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三个分期”思想就是青木正儿对第三方面研究的直接理论成果。另外，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青木正儿所论述的文学思想，主要是诗歌和散文的理论，小说和戏曲的理论只被稍加提及。之所以如此，并不是青木正儿的理论构架的缺陷，恰恰体现了青木正儿对中国文学实际情况的谙熟。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诗文”为尊，小说和戏曲并未真正具有正统文学的地位，因此中国文学理论以诗歌、散文理论为主，小说和戏曲的理论被忽视。

那么，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理论“三个分期”观点的理论依据何在呢？青木正儿指出：“若对仿古主义和创造主义从古今文学发展的大的趋势来进行研究，主要在诗文方面，从周代到唐代，代代都有新体诗产生，显示出创作的活力很旺盛，可以说到这时，各体诗文大致都已完备。正因如此，宋以后的文人多以唐代以前的作者作为学习榜样，这种风气，一般说来是比较盛行的。”[3]14换言之，从“创造主义”和“仿古主义”的视角出发，中国文学史可首先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创造阶段”，从周代直至唐代；第二阶段是“仿古阶段”，包括宋、元、明、清。

在此基础上，青木正儿把从周代至唐代的“创造阶段”划分为“实用娱乐时代”（周、汉）和“文艺至上时代”（六朝至唐）。虽然此两时期都属于文艺创造革新的时代，但是却有自觉与非自觉的区别。从上古到汉代，文学艺术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其发展亦非自觉；虽然各个时期的文艺观在不断进步，但概括看来，不脱实用主义的窠臼。在原始社会，文艺“源于人性中美意识的表露”，其“把人类的快乐当作目的”，因为美意识使人身心愉悦，由此可见，文艺是作为原始人最重要的娱乐形式而存在的。[3]10在周代，文艺成为道德教化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种实用主义的文艺观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后来成为汉朝的正统文艺观。而在六朝，在道家思想的激发下，“文艺被认为是脱离了道德羁绊，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因此，文艺至上的文艺观在六朝时代开始形成。而“唐代可以说是六朝文艺的完成时期。它继承了前代自觉的文运，并使之更进一步发展，于是为了努力追求‘美’而竟至呈现出文艺至上的黄金时代，趋脱了徘徊于尚古的思想范畴。”[3]11

如上所述，青木正儿结合文艺“创造”与“仿古”、“自觉”与“非自觉”的两大标准，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史划分为三大时期。然而，青木正儿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三个分期”观点，和通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析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外学者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时期划分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一是按朝代来划分。比如青木正儿多次提到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就按照朝代来划分时期，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一书中，他把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八个时期：封建时代（公元前600-200）、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另外，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此书在1941年被译介到日本，高山书院出版），也使用了朝代划分法。因为简便易行，所以朝代分期法成为最流行的分期标准。然而，此分期法也有着难以掩盖的缺陷，即遵守朝代分期法的中国文学史结构松散，较难凸显中国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演进规律。其二是引进援用西洋历史的划分法，以“古代”、“中世纪”、“近代”来进行中国文学史划分。比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30年）就把中国文学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上古文学（五帝时期到秦代）、中古文学（汉代到隋代）、近古文学（唐代到清代）。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也参照了西洋历史划分法，同样把中国文学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古代文学（西晋以前的中国文学）、中世文学（东晋到明正德年间，317-1521）、近代文学（明嘉靖年间到清代，1522-1911）。比较谢无量和郑振铎的划分法，我们会发现其显而易见的差别，虽然同样是对西方历史划分法的运用，但是两位学者的划分结果却是如此不同，可见文学史家对西洋历史划分法的理解和运用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是如此。在混乱和迷惑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西洋历史分期法适合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具体国情吗？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次言中国文化停滞不进，社会历久鲜变一点。这涵括两问题在内。一是后两千年的中国，竟然不见进步之可怪；再一是从社会史上讲，竟难判断它是什么社会之可怪。因为讲社会史者都看人类社会自古迄今一步进一步，大致可以分为几阶段，独中国那两千多年，却难于判断它为某阶段。两问题自有分别，事情却是一件事情。”[4]12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状态，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进步阶段。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属异质，因此西方文化的演进模式对中国文化来说并非适用。换言之，按照西洋历史“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