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
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总结
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总结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对财政管理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理论基础，并开创了财政学的研究方向。
然而，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财政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并探讨每个阶段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影响。
1. 古典经济学阶段（18世纪-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经济学与财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财富生产。
他还强调贸易的重要性，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然而，斯密对财政政策的思考相对较少，他主张“夜光法则”，即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尽量少，以避免政府滥权。
大卫·李嘉图则关注了财政政策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他提出了相对剩余和绝对剩余的概念，并通过劳动价值论解释了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
他强调了财政政策在保护国家利益和促进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但也主张政府应该遵循自由市场原则，以避免干预过度。
2. 凯恩斯主义阶段（20世纪中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财政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凯恩斯理论提出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观点，主张政府在经济下行时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他提出了财政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原则，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以增加总需求。
这一观点对于解决大萧条和实现经济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兴起并成为主导，对财政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主张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遵循市场自由原则。
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集中在政府过度借贷和货币供应过度膨胀等问题上，认为这些问题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
西方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启示
西方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启示一、市场配置为基础，财政配置为补充。
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作为政府直接计划配置资源的手段，应当尊重市场机制的力量，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财政活动应当把弥补市场的缺陷，校正市场失灵作为出发点，其首要任务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且还应当极力避免由于政府或财政的不恰当干预给市场的有效运作和市场经济的效率造成损害。
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作为财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切实搞好国有资产（本）财政。
二、财政支出安排要有层次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活动应当首先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具体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保证国家机构，如国防、行政以及公、检、法等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需要；二是保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中必须由财政提供的部分的需要；三是满足大型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重点建设投入等非盈利性或微利投资的需要。
在保证满足公共需要且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进行国有盈利性、竞争性企业的投入。
按以上方式进行的财政安排支出的原则可简称为“保三争四”原则。
三、实行公共财政上的“量出为入”，贯彻总体有偿原则。
西方财政理论把政府能够取得收入的原因（主要是税收）归结为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价值补偿，主张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来确定税收的规模，同时试图在个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其应缴纳税额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个人缴纳的税收数量应该和他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成正比。
从总体上说，由于一个人究竟获得了多少公共服务是很难衡量的，因此西方财政理论的这一看法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仍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取得多少的财政收入，应该充分考虑到自身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和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多少的补偿或收入，而不能仅仅考虑自己在取得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的支出规模一再膨胀。
西方国家的财政发生了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危机，即原有的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赤字大量产生，政府开支长期地、大量地依赖债务收入。
以布坎南为首的财政学家们，认为政府收入大量地依赖于公债而不是征税权受纳税人（通过国会）控制的税收，会使行政部门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控制，这将破坏宪政制度[①]的稳定。
为此，他们提出财政立宪主义，主张压缩赤字规模，将预算平衡和财政原则写进宪法，以约束政府的权力。
这一思想，影响了美国及西方国家财政制度和宪政制度的改革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收入转型为以税收收入为主，但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赤字和公债规模一再增长。
因此，总结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②]，吸收和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对认识和治理我国当前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将有积极的意义。
一、财政立宪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1、现代税收与西方宪政制度的关系税收作为政府依据强制性权力，无偿地从人民取得的一种收入，在古代西方早已出现。
但是，古代的税收并不具有现代税收所具有的那种固定性，多数时候也不具有现代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在现代税收产生以前，西方国家政府获得收入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王室的）财产收入。
税收是偶然的，只起补充作用，只有当战争或其它原因导致临时财政困难时，君主才会向臣民征税。
13—17世纪，由于社会发展对政府扩大职能的需要以及战争等因素，西方国家传统的以财产收入（王室土地收入）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已不能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得不开始大量地、经常地征税。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政府从一个不依赖于纳税人财产和收入的政府，转型为一个依赖于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的政府。
若不能控制政府的征税权力，就将对纳税人财产造成最大侵害，因此纳税人自然产生制约政府征税权力、约束政府支出的强烈要求。
西方货币理论的演变及借鉴意义
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货币，就要探讨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供给。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费雪（1911），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完善起来的古典理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
相对货币需求理论而言，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和形成要晚一些。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西方的货币需求理论，以求有所借鉴。
一、古典货币理论1、货币数量论现金交易数量说古典经济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货币数量理论，是一种探讨总收入的名义价值如何决定的理论。
因为该理论揭示了对既定数量的总收入应该持有的货币的数量，并且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对古典数量论作了最清晰的阐述。
其理论内容主要反映在费雪交易方程式中。
费雪交易方程式是M× V= P ×Y其中M是给定年份的货币数量，V 是给定年份货币流通速度，P是给定年份的价格水平，Y是给定年份的交易量。
该方程式表示货币数量乘以货币使用次数必定等于名义收入。
费雪认为短期内V,Y是不变的，因为V有社会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所以长期内比较稳定。
同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商品和劳务总交易量，即Y也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因素。
这样，交易方程式就转化为货币数量论。
而且，货币数量论提供了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解释：价格水平变动仅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当M变动时，P作同比例的变动。
费雪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在于交易，这样，货币数量论揭示了对于既定的名义总收入下人们所持的货币数量，它反映的是货币需求数量论，又称现金交易数量论。
如果用货币需求量表示M ，M ×V= P ×Y可以写成×V= P× Y两边同时除以V得= × P ×Y因为短期内，V为常量，名义收入决定了其所引致的货币需求量,因此，货币需求仅为收入的函数，利率对货币需求是没有影响的。
费雪交易方程式能够成立的基础是V 和Y不受M变动的影响，而这一前提是货币中性论，即货币不过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对经济并不产生影响。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西方财务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财务管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理论、模型和方法不断涌现，贡献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介绍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
一、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在西方财务理论中，财务规划理论是发展最早、影响最广泛的一个分支。
它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总体规划的基础，也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
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财务规划理论属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财务预算和财务计划方面。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财务规划理论经历了一个创新和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模型，例如NPV模型、IRR模型、CFAT模型等，这些模型对企业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财务规划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财务决策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而是逐渐转向风险投资和融资决策。
我国企业可以借鉴西方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规划体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财务目标和计划，并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实现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
二、财务报告理论的发展财务报告理论是西方财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企业的业绩管理和信息披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财务报告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财务报告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管理层提供财务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分析企业业绩，做出适当的决策。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财务报告逐渐成为企业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了股东和投资者评估企业价值和投资风险的主要依据。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现在，财务报告成为了公共财产，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特别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要求越来越高。
二战前后西方财政理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献 ．＿ 棕 一１。 ¨ ，． ＾ ～ ＿ 二战前后 ， 西方财政理 论的研究取得 了较大进步 ， 步构 建起 了现代公共财政理论 。西方 财政理论确 立的逻辑 判 逐 断标准包括完整 的框架 与体 系、 核心概念的提 出与对现实 的解释作 用。同时 ， 战后西方 国家政治 经济 的变化 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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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二 编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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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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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年第 ６ （ ０８ 期 总第１ ７ 期） ３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引言财政学是研究政府财政活动和财政制度的学科。
20世纪初，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快速演变，为全球政府财政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本文将从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变、主要派别以及借鉴意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西方财政学理论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它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等知识于一体。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财政活动，即政府收入、支出和债务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以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一门学科。
在西方财政学理论中，财政学是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法等诸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西方财政学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18世纪后期，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系统”理论，并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公共和私人实用主义”理论，这是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开端。
19世纪后期，古斯塔夫·冯·舒伯特、列昂尼德·沙马洛夫、约翰·贝茨·克拉克等学者对财政领域进行了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公共财政”和“私人财政”两个研究方向。
20世纪以来，财政学理论经历了两次重大波动。
20年代至60年代，西方财政学理论逐步展开了理论研究的全盘社会化趋势，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三大学派。
70年代以后，财政危机大规模爆发，西方财政学理论社会化趋势开始逆转，出现了自由市场理论、新政府支出理论和产权理论三大学派。
四、西方财政学理论的主要派别1.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重视政府干预与政府调控，主张政府通过调整经济政策等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失灵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的目标。
2.自由市场学派自由市场学派又称新古典派经济学，强调市场在分配资源和实施经济调节方面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能力。
认为政府介入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失调。
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
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
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
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
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
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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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
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
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
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
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
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
（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
（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
（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
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
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
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
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
”（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
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
……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
”（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
（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
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
……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
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
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
”（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
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
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
……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
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
”（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
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
（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
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
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
早期西方财政学专着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
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
（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