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文学表达

上编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
古代中国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传统造成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漠视彼岸存在这样一种特点。

这种特点影响到了历史传统中的一部分——文学，从而使得它带上明显的现实特征和世俗痕迹，并成为一种中国的文学传统。

吉川幸次郎：对汉民族来说，有价值的是从感觉世界带来的既有现实，汉民族从不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不能从感觉世界带来的空想上面。

正如中国人被誉为是现实的国民那样，他们认为被现实的感觉的客观实在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在现实而不是空想之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之物，正因为如此，这种哲学决定了将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学的表达素材，并以此为文学传统
第一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文学表达
西方的哲学家将自然与人对立，强调自然与人的分裂，所谓“主客二分”，并且将重点放在人。

古代的中国人把自然视为与人统一的东西，不是消极被动的合作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合作者，可以和人相往还，相酬答。

中国人把自然看做人的朋友，可以寄托自己情怀意志，可以体现人品德追求的东西。

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

西方人对此感到好奇并赞叹。

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说，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是人的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

宗白华先生说，因为中国人是由农业进步于文化，对大自然是不割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的态度。

美国汉学家刘若愚说，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在中国的诗歌正如在中国的哲学中一样，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人看起来，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人不过是自然的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人在写诗的时候，让自然的主动发声，把人的行为降到最低。

自然在西方人眼中自然是科学的对象、体育的对象，用逻辑将自身、感情与自然排列起来。

而在中国人看起来，自然是文学的对象、艺术的对象、美的对象、诗的对象。

西方人以人为中心，故关注人，而中国人是融于自然，所以更加关注自然。

一、自然与人生的契合
在中国，自然与人生的契合体现为两点：
1.突出强调人的生命变化与自然变化的同一性
传统诗人在抒发人生感慨的时候会伴随对自然变化的描写，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使得对人生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合法性、必然性。

2.突出强调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相对性
所谓相对性，并不是任何自然的对立，而是在服从同样的规律的时候，人与自然有不同。

自然是永恒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人生是短促的，连一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哲学地来看，自然并非永恒的，人生也不是一去不复返；但是文人不是哲学家，而且生命对个人言，是短暂的，以个体的生命与整体的自然作对比。

正是因为这种对比，使得人消尽了干云的豪气。

二、托物与移情
基于这样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于是中国文人经常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自然上，这种方式叫做感情误置，在西方叫做移情。

由于移情的作用，主体和客体也不存在了，人的美感不
再是对客观物体的感受，而是对主观意识的认识。

由于古人习惯于拉来自然景物作为自己情绪的对立，使得纯然描写景物的作品不被看好。

这一点就造就了汉赋并不被重视。

而由此，中国创造了赋比兴，而比与兴后来成为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所比与所兴之物都是自然之物，而且，所比所兴之物不一定存在，只是一个象征。

三、物我消泯
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古代文人在描写自然与人事的时候，经常消泯自然与人之间的界限，自然与人之间的描写不需要任何的过渡。

西方的汉语学家高友工和梅祖麟说，对于一个中国的读者，把秋风落叶和悲苦分开只是一种逻辑的可能，而西方的读者则不能理解。

而与这一点相联系，中国古代诗人经常把自然当人看，直接用第二人称称呼。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可以想象着自然可以说话。

上面两者还是颇为外在，人和自然不仅没有外在的距离，在内心上人与自然也没有距离。

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就是指移情，而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就是指人处于一种物化、寂然的状态，就是指人的主观不能太强烈，排除心中的偏见、知见。

西方人讲物我二分，而中国人将完全融入自然、消除物我之间的任何区别作为最高境界，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

而在西方“距离说”中，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要保持距离，有距离的快感才是美的。

而中国人恰恰要消除人与自然的距离，可能人与自然是存在空间距离，但是不存在心理距离的，因为古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在物我合一的观念下，自然成为了诗人的创作灵感。

所谓“新诗满眼不能裁”、“忽有好句生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