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传播学引论》·复习笔记——第一章 传播学的孕育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

第一章传播学的孕育

作者：李彬

第一节传播及传播学

根据参与传播活动的人数划分，从规模上是依次递增的人类传播行为主要类型：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自身传播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传播；人际传播就是两个或若干人之间的传播；组织传播就有组织有安排的对一群人的传播；大众传播则是通过大众媒体对成千上万的人的传播。

从本质上划分，人来传播活动分属两大类型：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一切其他形式的传播都无不以人际传播为基础。

人际传播是传统的、自然的、富有人性的传播，参与传播的各方关系是完全平等，是点对点的传播；大众传播是现代的、充满机器喧嚣之气的传播，是点对面的传播；

大众传播出自于人际传播的需要，并服务于人际传播的目的，但与人际传播有本质不同，根源在于大众传播比人际传播多出了“大众媒体”。

从根本上讲传播是信息流通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信源、信息、信道、信宿等要素。传播总是有某个信源发出某种信息，中间经过某条信道的传输，而到达信宿；与此同时，信宿也可以作为信源发出信息，经过信道而返回信源，即双向传播。

传播：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类型。

传播学：研究人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范围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大众传播方面的研究为主。非严格意义上讲传播学就是大众传播学。

人类知识分属三大门类：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分两类：一是理论性的，二是应用性的。

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难于断定它究竟属于理论性的社会科学，还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不过总的来看传播学还是偏向理论性的一面，实际上建立传播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从理论高度审视具体的传播实践，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就是这种居高临下之势的代表。

传播学还很粗糙，许多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还不确定，不少理论和学说还不成熟，尤其是学科的体系与框架还不完整，更不严密。

施拉姆把传播研究比作学术领域的“十字路口”和“租界”；“十字路口”说明很多人路过这里，“租界”则是针对各家学术列强瓜分传播研究的状况而言。

随着信息爆炸和传播交流活动的日益广泛而频繁，对传播问题越来越需要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建立完善而系统的传播学理论越来越显得紧迫。

第二节孕育传播学的外部条件

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孕育于20上半叶，形成于20世纪下半叶。我国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际，才开始引进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从方法到理论，它都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内容，其中尤以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新闻学和三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最大。

对传播学的形成发生作用的环境条件错综复杂，其中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媒介方面。

传播学始于美国、长于美国，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就是选举。竞选人得向选民“推销”自己，需要开展有效的传播。

美国经济属于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为争夺市场，必须一方面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在广告宣传上做文章；为了推销产品，需要有专门性的机构和相应的理论来指导。（如果说广告学、公关学以及新闻学是从不同侧面服务于具体传播环节的应用学说，那么传播学则是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对他们进行提炼、升华、抽象、概括的理论基础。）

政治和经济两种因素对传播学的催化作用固然十分显著，但都不如军事方面的影响那么直接。军事上对战争宣传及其效果的迫切要求使得传播研究刻不容缓。

传播媒介的兴盛同传播学的关系也不容忽视。大众媒介的问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传播问题，越来越重视传播研究。20世纪大众传播事业的突飞猛进则为传播学的创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传播媒介与传播学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电影、电视、广播等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广泛开展都发生在同一时期，及上个世纪上半叶。

第三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

上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分化与整合的趋势：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专；另一方面，通过交叉与渗透，不同学科又趋向新的整合。传播学即为这一分化与整合趋势的产物。

1948年申农发表信息论奠基之作《通信的数学理论》：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通信的一端精确或相似的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

通信模式：

信息信号信号信息

信源→编码→信道→译码→信宿

| 噪声

噪声

信源发出信息，然后经过编码变成信号（编码：把信息变成可以在信道中传递的信号这么一个转换过程）；通过编码的信号进入信道，开始传递，传递中会受到干扰，这样从信道末端传出的信号就增加了噪声因素（译码：把信号再还原成信息）。编码同信息的传递有关，译码同信息的接收有关。

施拉姆1954年的传播模式：

信源编码信号译码目的地

→→→→

传播学还借用不少信息论的术语：编码、译码、信息等

我国“三论”专家王雨田：信息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科学史、技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质量、能量并列的信息的概念。

通常说的信息与信息论中的信息名字看似相同，其实一个是在具体的层面上使用，另一个则是在抽象的层面上使用。

申农的定义，信息就是能减少或消除不定性的东西。

传播学既然是不同于探讨具体传播活动的应用性学科，那么它就需要对具体的传播内容进行抽象，使之成为高度概括的东西。信息概念的提出，传播学理论起点问题得到解决，保证传播研究的理论色彩。

1948威纳发表控制论奠基之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基点：把控制系统当做一种信息系统。

控制论同信息论同是技术科学，关系十分密切。控制系统的关键在反馈，没有反馈就谈不上控制，控制论所说的反馈就是信息反馈。信息论乃控制论基础，整个控制论分三大部分：信息论、反馈论和计算机理论。

索波列夫：控制原理的实质在于，巨大质量的运动和行动，巨大能量的传送和转变，可以通过带有信息的不大的质量和不大的能量来指挥和控制。

控制论对传播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反馈论，从根本上讲，反馈无非是信息的反向传播。

系统论大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先后提出的；“信息论”这一名称不像信息论和控制论那样被普遍采纳。但系统论同信息论、控制论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科学群体。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集中体现了系统论的基本构想。对应“整体小于各孤立部分之和”。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乃是系统论的精髓。

系统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方法论上。传播研究来自系统论的特色：他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同于应用雪儿之处在于它的研究不专注在传播活动的某个具体环节上，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

学科内部发展与自身的演化对传播学形成关键性作用。

袁路阳：传播学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借用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理论模式，把系统、信息、反馈的概念引入传播活动的研究，试图建立关于人类传播规律的理论体系。

第四节传播学“四大先驱”

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为传播学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四大先驱的传播研究为传播学充实了基本的内容。

一、政治学家拉斯韦尔（1902~1978）

1926年发表博士论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

1948年发表传播学的独立宣言、纲领性的力作、构建传播学大厦的蓝图——《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是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的要素，二是从外部结构上概括了传播活动的作用。

5W传播模式（传播过程五大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说明传播过程的五个部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

相应的五种传播研究：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

传播的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

美国社会学家附加：提供娱乐

《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实际上也指出或者隐含了传播研究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把传播活动当做是独立完整的系统，从而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和探讨，找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一点体现在传播的五大要素的论述上；另一种方式则是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从而发现传播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这一点包含在传播的三大功能的阐释中。第一种方法注重在点上的深入，第二种方法着眼于面上的开展。

美国的传播学派仅仅在拉斯韦尔的五种分析里打转，仅仅执着于传播自身规律的探讨而忽略传播与社会的联系；西欧的批判学派只承袭三大功能的路数，只琢磨传播与社会的联系而轻视传播自身规律的总结。

研究传播现象既要注意它外在的而普遍的联系，又要注意它的内在而特殊的本质。

二心理学家卢因（1880~1947）

完形心理学：人的意识绝不是由各种感觉元素拼合而来的，意识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体性。

物理学场论：“场”是指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其中每一部分的性质和变化都由场的整体特征所决定，而这种整体特征并不等于场内各部分特征的总和或相加。

社会心理学同传播学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直接。

团体动力学主要探讨团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尤其致力于揭示团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与影响，理论基础是物理学的场论。

卢因：一个团体就像一个场，必须把他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能把它视为团体之中各个成员加在一起的总和。团体和个体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团体而不是个体。凝聚力是团体最重要的属性（凝聚力：团体成员相互利益的延伸）。

想要通过传播活动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认识和态度，就不能不首先从他所属的团体的价值规范上寻找突破口，而不应该从他个人身上打主意。

早期传播中的的“靶子论”、“枪弹论”：传播研究之专注于传播对象个人，只把传播的火力倾斜到个人身上，以为只要传播内容击中目标，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动。

卢因团体动力学给传播学的启发：要改变一个人的某种态度，不仅要考虑他的个人因素，更要考虑他所属的团体因素。

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1902~1976）

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调查研究——两级传播理论的形成，里程碑原因：一是规模大，方法先进；二是研究结果为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展示新前景。

1948年《人民的选择》第一次给予两级传播理论详尽阐述。

《人民的选择》基本结论：大众媒介对选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大众传播的效果甚微。媒介充其量只是影响选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同媒介一同发生作用的还有选民的家庭、同时、朋友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远比媒介的作用大。

“舆论领袖”：一小部分在形成和引导舆论中起关键作用的人。

舆论领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核心。所谓两级传播理论就是信息先由大众媒介

传播到舆论领袖那里，然后再经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的过程。

四、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

在传播与态度这二者的结合点上，在劝服手段与态度转变的联结支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的研究交融在一起，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是近似于人生观、价值观的概念。

霍夫兰代表作：《传播与劝服》（1953年）

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实验法，毛病在于脱离现实环境，结论同实际常常不吻合，带有明显的闭门造车的弊端。他们只关注具体的传播环节，只探究实际的传播效应，而很少过问传播活动的整体特征，更少分析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美国实用至上、功利第一的价值观体现在传播研究中，自然就形成以传播效果为核心问题的研究取向。

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对传播学的形成及发展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有关劝服艺术与传播技巧的研究成果，对传播学理论的充实完善功不可没。事实上，正式耶鲁学派的突出贡献和显著影响，传播研究才开始朝独立学科的方向越近，最终得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