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对中国城市的影响

《考工记》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城市规划1001班张敏《周礼.考工记》——中国第一部工科巨著，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早、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里面记述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其中营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是《考工记》这本书里面的精华。

同时，《周礼·考工记》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

《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所谓“营国”，即是建城。

通俗地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宫室，后面是市场与居民区。

反映出的中国早期的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制度。

这些规划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许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的布局都遵循这些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

研究《考工记》营国制度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它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作用。

泛泛地谈论，或者是截取历史的片段去探讨，或者是抽出个别城市的规划来对比分析，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全面考察它自西汉末再度问世以来产生的影响。

这里，不妨以我国几个历史名都为例，回顾它们的规划情况，分析它们的规划结构，了解其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可有助于对营国制度作用的认识，明确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

北京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名都之一。

今日北京的前身就是清代封建帝国的首都。

明北京宫廷区是按前朝后寝之制规划的，清北京城规划结构的要点是：1．以宫城为核心，居全城中央，前为朝，后为市，左为宗庙，右为社稷，2．宫城内前为治朝，后为寝宫，3．以五门三朝为主而组成的南北中轴线，是全城规划的主轴线，祖社里坊乃至郊坛等，基本上沿主轴线对称安排，4。

采用棋盘式道路网，环绕宫城对称布置。

这种规划结构是否为明营北京所首创? 不是，它是吸收金中都、元大部及明洪武营建明中都(凤阳)和南京的经验，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来的。

北京是五朝名都，除辽为陪都外，金、元，明、清均以此为都城。

我们再上溯至金，试看金中都又是怎样设计的.据文献和一些遗迹，金中都城呈近似正方形，东西较南北稍长。

四面各开三门，共十二座城门。

宫城在城的中部微偏西南处。

外筑皇城，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宫城南北中轴线即为全城规划主轴线，坊里沿此轴线环绕宫城对称布置..我们拿金中都与元大都和明北京比照，便可发现这三代首都规划的历史继承关系，尤其明北京看来更接近金中都。

这个历史现象的确耐人玩味。

金人营建中部多仿效北宋东京。

现不妨再看看北宋东京的规划情况。

宫城居内城中部偏北处，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便是全城规划主轴线。

上面介绍的北宋东京规划概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金中都和元、明北京都是继承北宋东京传统的产物。

此中基本规划结构各代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个现象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重复，势必有个共同遵循的规划传统在影响着，不然是不会如此巧合的。

为了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宋以前的营都规划情况，试看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所谓共同遵循之规划传统又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得看看唐人又是怎样规划他们的首都的。

隋统一中国后即大力经营大兴城以为首都。

唐代长安即隋代大兴所以唐长安城的规划基础实为隋人所奠定的。

其宫城虽偏处城北，却仍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

宗庙在宫城前左方，社稷在宫飞玄门城前右方。

全城采用棋盘式的经纬涂制干道网，利用干道纵横交错所划分的地盘，作为市坊用地。

所有这些，都是据南北中轴线作对称布置的。

这样布局，虽可突出这条轴线的主体感，但城市过大，人口众多，加之商品交换日趋繁荣，不免有市肆过于聚集，难于方便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的缺憾。

唐长安规划大致有如上述。

如果我们以北宋东京与唐长安对照比较，这两代首都规划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异，其间传统继承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隋代继营大兴之后，在大业年间又营建东都洛阳，所以唐洛阳也是承袭隋人的。

由于唐洛阳是陪都，尽管规划制度不变，具体运用则较长安灵活得多。

因此，洛阳城市风格，在整齐中寓有生动活泼之感。

唐洛阳布置重视利用地形，因宫城偏处西北，整个城的规划主轴线也随着西移。

虽然，宫偏西主轴线西移，市坊多在东南，外表上似乎极不平衡，但是加上西部广大禁苑来分析，城市总体构图的平衡是处理得很成功的，仍不失以宫为中心的对称布局格调。

宫位于全城中轴线上，宫城前为皇城。

皇城内左祖右社，官署沿中轴对称罗列。

这套宫廷区布置与长安相同，充分体现了帝都的森严。

唐洛阳规划是我国中世纪城市规划史中继唐长安之后的又一杰作，也是灵活运用传统规划结构的好例子。

纵然形式上别具一格，实际上它的基本规划结构与唐长安仍是一致的。

南北朝之前还有一个名城应该提出来谈谈，这就是曹魏的邺城。

邺城不是帝都，而是曹操营建的魏王城。

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规模次于“九六城”——洛阳。

曹操为适应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需要，故邺城规划多从军小着眼。

以城北的宫城为中心，宫门前南北主干道为规划主轨线，东西主干道为辅轴线，将全城划分为城南和城北两大区。

这便是邺城规划结构的概况。

总的说来，曹魏邺城规划是个推陈出新的产物。

继承传统，却不拘泥于传统，讲求实效，勇于革新，它的若干规划经验，对后世首都建设是具有影响的。

以上我们沿着历史线索，叙述了北京、长安、洛阳，东京和邺城这五个历史名城的规划概貌。

从时间上说，自清一直上溯到东汉，前后将近一千九百年。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国都城规划基本上都是继承《考工记》王城规划传统的产物，即使是别具一格的曹魏邺城，也难摆脱这个传统的影响。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冲规划的北魏洛阳。

这个新都更为后世继承《考工记》王城规划传统树立了楷模。

近年也有人认为，只是直到元代刘秉忠规划元大都，才第一次运用《考工记》“理想方案”。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不仅首都如此，其他城市同样也有《考工记》王城规划传统的踪迹。

通过国际交流，《考工记》影响甚至远及邻国。

日本的都城平安京就是一个例子。

平安京是仿效唐长安设计的，追根溯源，平安京规划也应《考工记》王城规划传统派生的产物。

通过以上回顾，这一系列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考工记》营国制度不仅影响时间长，影响面也很广。

无论从哪方面去考察，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它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考工记》营国制度原是奴隶社会城邑建设制度，虽然它为封建社会所继承，但随着社会演进，在实践过程中，这个传统也在不断发展。

从上述各名都的情况看，我们便可了解，历代运用营国制度传统经验，都是从当时实际出发，吸取他们所需要的精华来为他们的建设服务的。

换言之，他们是批判地继承传统，而非盲目地因袭传统。

因此，他们虽采取营国制度传统的某些基本要素，却并不为营国制度所约束，种种变化各有不同，甚至同一时期的建设，具体运用上也因地制宜，不拘一格，隋人营建东西两都的规划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再拿北魏洛阳这个继承营国制度传统的范例来说，由于他们利用汉魏洛阳城旧基础，保存了“九六城”的形制与规模，沿用了东、西、南三市制。

但因发展了营国制度传统的基本要素，纵使城非正方，市不在宫城北，丝毫不改变它与营国制度的关系。

同样，元大都何尝不也如此。

我们断不致因大都城不是“方九里”，宫城不在城中央，就抹杀它源出营国制度传统这个事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晚年的东京，当时市坊规划制度发生了空前变革，东京出现了新面貌，然而人们并不否定它那套基本规划结构所体现的营国制度传统风格。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建设方法的确对于中国历代的大都城建设都影响深远，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一条贯穿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主线，因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所有的城市都能体现出来的。

北魏洛阳只有宫城居中，左祖右社；隋唐长安则更多的体现出《城制》，如旁三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宫城居中（但偏北）而市却在宫南。

元大都则比较全面的体现了《城制》的布局，甚至可以说它的知道思想就是《城制》。

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的明北京城也都较多的体现了《城制》的布局。

《周礼·考工记》在汉以后随着儒教受统治阶级的推崇程度增加在一些按规划新建的都城中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在所有的都城中都能体现出来，如宋东京则是打破了《周礼·考工记》的严整的布局的典型。

所以不能把它作为一条贯穿古代城市规划的主线，我们研究《考工记》营国制度对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不能静止地对待这个问题，把它看成机械地重复，而应该从传统辩证发展的角度去分析，既不能掩盖历史真象，也不能忽视《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周礼·考工记》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它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与规划专著，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都城建设，并发展为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观念和方法，甚至在现在的城市建设中都有它的影子.这值得我们这些后代好好去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