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读书笔记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读书笔记罗纳德·科斯(RONALD ，英国人，由于他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获得诺贝尔奖。

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他的文献对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新推动力，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共有十一篇论文：分别论述了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联邦通讯委员会、部门间无线电讯：咨询委员会、社会成本问题、产业组织：研究的建议、经济学中的灯塔、“企业的性质”的由来、“企业的性质”的含义、“企业的性质”的影响、“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等。

强调制度（ institutions ）的重要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贯立场，但直到交易费用的概念出现，这一立场才有了真正经济学的含义。

在传统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多少还是一个外在变量，一个相对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在科斯这里，制度已成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内在变量。

它像其它一切经济物品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

正如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生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效用相同，人们将会选择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制度的进步就体现为费用更低、更有效率的制度不断地替代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的制度。

而制度的变革则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例如，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当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下降了，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费用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反过来就是人类财富的增长。

《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产业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

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

90年代时，交易费用这个词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正如张五常所说：“交易成本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但直到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后，交易成本才首次得到了开拓性的分析”。

盛洪在其书《经济学精神》中提到：威廉森教授在 1987 年第一次来华讲授 " 交易费用经济学 " 时，有人将"transaction costs" 翻译成了 " 运费 " 。

但其实这个概念并非很难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交易费用的原理来做出经济决策。

这再次印证了：虽然你并不懂经济学的原理，但是这并不妨碍你运用经济学的思维做出理性的决策。

盛洪在他的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你也许是一个爱抽烟的人。

在你家附近有卖烟的小贩。

你明明知道小贩卖的烟的价钱比繁华区、或 " 大地方 " 的国营商店中的价格高，比如一盒云烟高出 5 毛到一块，但你有时还在小贩这里买烟。

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佯做，你实际上就懂得什么叫做交易费用。

因为与去市区相比，去小贩那里可以节省车费和时间，所以可以说去小贩那里交易费用要低，而去市区交易费用就高。

通俗地讲，交易费用就是实现一笔交易所必需要花的费用。

当然，交易费用不仅指实现交易所要走的路程，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交易中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等。

更广义地说，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

交易的英文原文 transaction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

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实现的。

在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要通过同别人打交道（即交易）获得，因为一个人可以专业化地生产皮鞋，却不能只专业化地消费皮鞋。

是交易把整个社会联结了起来。

所以也可以说、交易费用是社会赖以运行的费用。

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人们的交易方式不同，所耗费的资源数量也不同。

但是在以往正统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

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 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

类似于牛顿物理学中的绝对时空的世界，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

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科斯的《企业的本质》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企业的存在，而在于将交易费用导入经济分析是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的产生。

我们思考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设计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在《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一文中，科斯讨论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来分配无线电波频率的问题。

在“追随庇古的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近乎“完美”的“外部性”案例，因为频率的使用会对其他用户产生干扰（事实上在20年代后期美国曾经出现过“广播大混乱”），而要防止干扰就要由政府进行管制，然而实际的结果是政府管制产生了两个缺乏效率的结果：频率资源供求关系的扭曲与政府占有频率资源的浪费。

科斯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在建立频率资源的私有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消除人们在竞相提供广播节目时产生的混乱和干扰，而其理论基础就是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y）的核心命题：“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

科斯的这一命题引发了所谓“经济学史上一次最富有传奇性的辩论”，而这次辩论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

科斯的另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3万多字的论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的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

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

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科斯在此特别强调了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维持产权和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

这启迪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合作，并形成了“法经济学”这门全新的科学。

科斯认为，产权应该配置给能最有生产力使用它的人。

如果不考虑交易费用，那么企业内的产权配置就不是重要的，从而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并不重要，这其实是“科斯定理”在完全契约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或委托代理论理论中的运用了。

本文开篇就介绍了是否应该因袭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或对人们的损害赔偿、或向其多征收税、或令该企业迁走。

作者认为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其中所举的例子，在一片相连的土地上，放牛者的牛闯进农夫的麦田里吃了麦苗的故事，后来成了这类问题的典型事例。

和传统的观念不同，科斯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禁止牛吃麦苗。

如果牛吃了麦苗所增加的肉的价值大于麦苗损失的价值，从整个社会者，这是对资源的更好的配置。

某事物损害另一事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权衡，作者认为这还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并提出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接着说明这种外部性问题是相互的，是否应该损害一方利益以避免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利益收到损害，前提是我们必须事先明白我们这样决定后，得到的价值和牺牲的价值分别是什么。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作者以养牛者与农夫为例，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必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

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而自己租下土地，最终结果都一样。

即使产值最大化，即使农夫种植在市场上无利可图的谷物，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料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但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

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仍然是以养牛人和农夫为例，农夫支付费用来避免牛群对谷物的损害，如果放牛者必须支付牛所引起的损失，结果也是一样的。

因为从既定数目中的收入相当于同样数目的支出，作为与养牛者达成协议的结果，农夫在最终将放弃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

其性质也类似。

但这种策略是协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

不管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所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是一样的。

在讨论交易成本时，作者指出，现实生活中，交易都是有成本的。

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

但这些工作常常要花费很高的成本，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研究的是权利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既定市场交易的成本。

企业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的出现，这种以一种替代物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这将使产值增加。

这就是作者在《企业的本质》中所论述的企业产生的原因。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

解决这种问题的另一个途径就是政府。

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

政府完全可以跳过市场采取行动。

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手段等方式来干预资源配置。

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

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政府管制就是必要的。

作者在此认为不能肯定政府行动到底最终会导致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还是低效率。

这要看实际情况，另外政府采取行动并非没有成本，事实是，某些情况下，其成本可能大得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