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
国家与社会革命

国家与社会革命一、内容简介······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
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
《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
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
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
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 (展开全部)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
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
《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
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
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
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笔记(斯考切波著)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该书的总体框架本书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革命转型的参照性框架,并且运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力图对1787—1800年的法国革命、1917—1921年的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原因及结果做出解释。
第一章通过对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革命”理论的假设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概括性地提出了一些分析原则,其目的在于,为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特点和疑点确定新方向。
但是,第一章的提纲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论证。
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力图使其在具体运用中变得有血有肉。
本书第一部分,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帝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分析,追溯了这三国革命性危机与冲突的根源。
分析的重点是,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危机以及革命动乱中的农民起义。
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革命本身——从最初的爆发到相对稳定并有着特殊结构的新制度的巩固:法国的拿破仑体制、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独特的中国共产主义体制。
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革命领导集团的国家建设与革命后社会中新政权的结构与活动。
<序言>第一章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能够替代所有(或者大多数)现存解释途径的新模式,并论证这一新模式的分析原则与方法。
与当前盛行的理论所用的解释模式相反的是,我将要论证用结构性视角来分析社会革命,并且应该特别关注国际背景,应该关注国内与国际因素对旧制度下的政权组织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新的、革命性政权组织的的建立情况。
此外,我还要论证,比较历史分析是用来建立既有历史根基,又能超越个案局限的普遍性革命理论的最佳方式。
P6 一既有的革命理论1.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将革命视为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分裂的产物,革命通过阶级冲突而将一种生产方式改造为另一种生产方式。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_《国家与革命》读书笔记五篇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_《国家与革命》读书笔记五篇----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大学生《国家与革命》读后感【一】《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
《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地垄断经济形势,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
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战争给各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进行反抗对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
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列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吧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的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
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

农民在革命中的基础性力量——读《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中突破传统的美国社会革命研究途径,采取了新的结构性革命理论,将着眼点放在结构性关系中的集中关系,主要包括传统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另辟蹊径的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解读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差异及发展模式。
一、国家拥有强大的自主性斯考切波在之前的《找回国家》文献中提到了国家的自主性与能力,他认为当意识到政治秩序和民族经济出现危机时,军事专家会利用国家权力来规避非主导阶级和集团对国家秩序的威胁,他们还会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或者进一步规划民族的工业化事业,他们将这些是改善本国在现代世界中之国际地位的基本要求。
他在这里谈到了国家的自主性,尤其是国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当然也包括在国家在应对社会革命的处置能力与态度。
在这本书中作者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在这方面的自主性,当旧制度的瓦解和传统政权的崩溃之际,国家这一套宏观的体系就需要发挥自身能力来解决内部的冲突,制定合理的政治规则和制度来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当然也包括来自外部势力的冲击尤其是国际环境的压力。
对旧制度的分析和对革命性危机出现的危机分析的时候,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外部军事集团的对抗,国内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而国内的新制度的出现则需要考虑国家利益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在各种社会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造反者角色。
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之中,农民都体现着国家革命中基础性力量,前提环境就是三个国家有着相似的社会环境,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都曾受到过战争的冲击但却没有被殖民者所征服。
内部的结构性条件包括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治理能力,农民迫于统治者的压制而有所反抗,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
国家与社会革命 读书报告

中国:1911年帝制垮台后,农村混乱日益扩大,但未发生农民反对地主的暴
动。
中国村社自治传统的缺失和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能力强大,使农民在帝 制垮台后无力组织大规模造反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 将他们组织起来。
中国共产党最终发现,必须以农民为基础,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和维持行政 区域的红军。然后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地方政治最终得以 重组,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
巨大的外部压力会迫使国家希望通过现代化改革获得更大的资 源调动能力;而这种改革的意图又注定会损害到掌握土地的上层阶 级的利益。
于是这个阶级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又因为他们在国家内部往 往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阻挠不仅仅使得任何改革的设想 都难以实现,而且会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再加上适宜农 民造反的社会环境,这三个国家想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施行改革而 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是不太可能的。
更多民众参与到国家调控的民族 事务中来。与旧制度相比,革命期间 形成的国家组织更加地中央集权,更 加理性化。这些国家更有能力控制社 会,也能更独立自主地抗击国际体系 中的竞争者。
就法国、俄国和中国而言,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 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斗争,在数次革命浪潮中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但革命形势的出现与革命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性 质,都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组织结构及国内相关阶级和政 治力量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取决于其国际地位。
统计和实验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对社会革命的研究,作者创 造性地使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既不用数量统计,又不 是单纯历史叙事的同时,使社会革命的研究符合社会科学的规 范性要求。
作者在案例本身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基于社会革命的复杂 性,采取多变量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发生的共同原因;通过与 反例进行对比,进一步确证结论。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_《国家与革命》读书笔记五篇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_《国家与革命》读书笔记五篇----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大学生《国家与革命》读后感【一】《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
《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地垄断经济形势,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
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战争给各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进行反抗对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
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列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吧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的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
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国家与革命 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国家与革命》是俄国革命领导人列宁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一本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作品。
在阅读这本书后,我不禁对其中的观点和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国家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这种观点激起了我对国家本质的重新认识。
在一般观念中,国家常常被视为公正稳定的管理机构,而列宁的理论提醒了我们,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并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
这个观点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对国家抱有盲目的崇拜,而应该不断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寻求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秩序。
其次,在本书中,列宁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理论观点对于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更是要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
这使我产生了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同时也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实施革命的可能性产生了思考。
此外,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形式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强大到足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国家机器”。
这一观点让我对权力和国家机器的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国家机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的权益。
而无产阶级专政则追求的是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这使我意识到,在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发展。
通过阅读《国家与革命》,我对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它让我反思了现实社会的问题,并对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作为一本经典的政治理论著作,它的思想触动了我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让我深感其重要性和影响力。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1000字_读后感_模板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1000字_读后感_模板读《国家与革命》有感1000字zsl 方塘半亩半《国家与革命》是列宁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
它主要是列宁根据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观点的书籍,整理出来的较为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
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各个参战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灾难,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重。
还有就是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故意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更改它的革命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为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对国家的分析后,概括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他还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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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
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
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
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
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
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
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
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
”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
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斯考切波在书中也对国家自主性进行了强调和运用,她试图将国家看作是一个自为的组织,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
”在分析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时,国家将以区别于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出现,它不仅摆脱了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将在提取社会资源方面与其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野里,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发生角逐的场所和平台,国家还有着自身的存在逻辑,它是一整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负担着维持对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进行统治的职能,对内维持稳定,对外抵御侵略。
而要维持职能的执行,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是维持国家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
因此,国家有着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的自主性。
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家与支配阶级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国家的崩溃,新的力量重新开始组建国家,但与之前的独裁政体不同的是,重建国家的方案有从理性化的改良到激进的革命,而对于国家机构碎片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情况,革命是动员资源、结束混乱最为迅速的办法,也就成为建国的当然选择。
具体地从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过社会革命的案例分析其革命危机,可以发现:法国由于国家支配和阶级力量都很强大,它们相互交织来争夺资源,进而导致了国家汲取资源能力的降低,财政危机发生,致使三级会议召开,最终导致国家行政系统的瘫痪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俄罗斯由于土地贵族软弱,政治上依赖于沙皇帝国当局,对外战争屡战屡败,通过自身改革解放农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产业无产阶级由此诞生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级,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激发了社会革命;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家自主性能力急剧下降,地方势力不断发展,军阀邻里,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中,国内的改革和改良都由于强大的保守派势力而相继失败,政府在改革中自我瓦解。
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导致社会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性政治危机还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相配合。
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土崩瓦解,支配阶级得不到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权力的支持,就很容易受到来自下层农民的攻击;而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弱了旧体制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基础,为边缘的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大众参与的国家组织上的地位,最终实现了社会革命对旧制度的改造。
斯考切波的这本《国家与社会革命》所解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颖的问题,但对于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理解社会革命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斯考切波把国家权力问题看做是社会革命改造的基本问题,把国家看作是相对于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独立而自主的组织,而不是把国家政权简单地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是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从而摆脱了诸如革命的内部冲突和革命的后果是反资本主义的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此类意识形态思维的羁绊,而把重点放在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了社会革命的相似后果上:中央集权加强,大众参与扩大,国家相对于革命前在国内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这充分说明了社会革命中存在一些持久的因素的影响,如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机制等。
斯考切波从非意志论结构分析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方式,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视角来分析和看待现在世界政治中的各大事件,这种方式跳出了传统的民主和威权逻辑,对于理解革命的原因和后果更加客观和具有科学性。
但另一方面,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结论也并非完全准确的,每一个研究都有其不可避免的争议甚至失误。
斯考切波的结构性视角存在一定的机械性,典型的表现就是斯考切波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一些革命领袖人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斯考切波在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对应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复兴。
但是,她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一些问题,斯考切波在分析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时还提出了传统的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自主性强的国家,但由于受制于竞争性的国际环境和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使得国家能力较为虚弱;但实际上,更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如斯考切波所说,是传统国家的虚弱才导致了革命的发生;相反,恰恰是那些传统国家在国家能力过于强大的地方,反而更容易出现革命。
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对社会革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的使用上都有杰出的成果。
社会革命的作用往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由旧制度向更先进的现代制度转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国家和民众生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改革也许是比革命更优先的选择,实际上,斯考切波书中三个发生社会革命的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其实都是本国“结束革命的革命”,比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更适合的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革。
幸运的是,我们正目睹中国走在这条正确的轨道上。
研究方法分析:尽管包括斯考切波自己等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国家与社会革命》只有一个基本的因果评价策略,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从三种不同策略的复杂混合中得出的。
斯考切波明确指出自己使用了这些策略之一,即基于名义比较的因果评价。
但实际上斯考切波同时也使用了另外两种因果评价策略:顺序比较和叙述性分析。
①名义比较:历史上不乏关于斯考切波是否以米尔的方式实际遵循了米尔的方法的讨论,但除此之外,显而易见地是她受到了这些方法的启发,她的观点依赖于它们的基本逻辑。
特别是斯考切波使用求同法来确定在她的三个社会革命案例中存在的一系列共同的原因,同时用求异法来表明几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案例(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德国,普鲁士和日本)缺乏这些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此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
由此斯考切波确定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国家组织受到来自国外更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时,容易出现行政和军事崩溃,二是农业社会和政治结构促生了广泛的反地主农民起义,这是社会革命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罗斯和1911年的中国的足够独特的原因。
斯考切波将这两个原因概括为“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排除斯考切波的主要因果因素的证据,因为它们各自单独出现在正面和负面的社会革命案例中,可以使用求异法来进行排除。
斯考切波为了使用米尔的方法,将两个原因的的组合看成一个单独的因素,因此这两个因果关系要素只存在于社会革命的三个正面案例中,而在每个非革命的案例中,这两个条件至少有一个是缺失的。
从这个意义上,当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共同存在时,是不能用求同法和求异法来对案例进行排除的。
相比之下,斯考切波所考虑的另外两个潜在的因果因素——相对剥夺感和城镇工人起义则可以被排除。
相对剥夺感存在于社会革命的正面和负面案例中,因此它不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充分原因。
而城镇工人起义在三个发生社会革命的案例中并不存在,不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原因,因此可以排除。
由此,斯考切波使用了求异法的逻辑排除了相对剥夺感的解释,同时以求同法的逻辑排除了城镇工人起义的解释。
②顺序比较:如果斯考切波只采用了求同法和求异法,那么她将不得不排除在所有正面的社会革命案例中值不相同的自变量。
然而,斯考切波通过采用共变法来将她的两个主要因果变量(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分解为在不同案例中呈现不同程度构成的顺序变量。
斯考切波将“国家崩溃的条件”分解为三个顺序子变量,即:(1)国际压力:促生了执政者的危机;(2)非自治国家:阻止政府领导人实施现代化改革;(3)农业落后:阻碍了国家对政治危机的反应。
同样,斯考切波将“农民起义的条件”分解为两个顺序变量:(1)农民自治与团结:促进农民自发的集体行动;(2)地主的脆弱性:允许农民阶级转型。
斯考切波在八个案例中对这些组成变量进行了等级排序,并使用这些组成变量的顺序差异来解释在国家崩溃的案例分解过程中与所分解出来的变量相互之间的矛盾。
例如,经历农民起义的案例中,中国和俄国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反映了农民起义发生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