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卡夫卡》读书笔记：活在性别之外

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叫大岛，他拥有女性的身体，男性的意识。

他对自己如是评述：“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则彻头彻尾是男性。

”大岛继续道，“精神上我是作为一个男性活着的……只是，虽说我是这样一副打扮，但并不是同性恋者。

以性嗜好来说，我喜欢男性。

”关于大岛的性征，村上也曾作出解释：大岛是个整洁优雅的年轻人的角色，这意味着他的变形必须是内在的——即性、性器官上的。

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

大岛应该是天生纯洁的，缺乏任何种类的不纯。

不知该如何表述才好，不过雌雄同体给我一种强烈的纯净感……我想，只有类似这样的，才能充当卡夫卡的导师。

是否真的存在一类人，像小说中虚构的大岛一样，既活在性别之中，又在性别之外？活在性别之中，是说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生理特征而存在，所谓“食色，性也”，丧失此性，等于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活在性别之外，是说有远比性别区分更为重要的事情。

一个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性或者男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波伏娃提出了两个疑问：是否存在一种叫女性的人？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第一个疑问，从生物学意义上讲，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这并不影响漫长历史中无数的反女性主义者们的振振有词——“女人不是人。

”至今，还有人将女性作为一种不好的标签贴在“适用”的人身上，例如，当你表达某个观点时，有人会说：“你这样想，很正常，因为你是女人”。

这一句话所暗含的意思是：你的观点很狭隘，甚至是错的。

当一个男性在做事时，略微呈现出犹豫神色，就会被评价为“娘”，“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很多思想家都对女人抱有成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邦达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的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

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

否认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独立，和否认女性的存在区别不大。

可悲的是，这种以女性作为第二等人类来贴标签的做法，不仅是男性的“爱好”，很多女性也愿意如此自我评价——“谁让咱们是女人”，“女人命苦”。

对于第二个疑问——是否存在一种气质，叫女性气质？古人今人似乎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以下，是波伏娃指出的女性在少女时代常被灌输的某种思想——具有女人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微不足道、被动、顺从。

少女不仅要打扮，要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以她的女性长辈教导她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

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

她们的母亲督促她们不再把男孩看作同伴，不要对他们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

即使她们想初建友谊和调情，也应该小心避免表现出采取主动；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

上述女性气质，显然是为了迎合男性嗜好而做出的定位。

认为，女性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赢得男性的喜爱，男性所喜爱的，无非是没有头脑、没有才气、没有文化、并不聪明的女人。

而这，不仅是对女性的狭隘认识，也是对男性的狭隘认识。

沈复《浮生六记》中记载其妻陈芸“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

……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

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沈复年十三岁时，得见所陈芸所作，叹其才思隽秀，心注不能释，于是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沈复这般能够欣赏“非一般”女性的男性，其实为数不在少，但由于长期受女性是男性之随从（“三从”、“嫁鸡随鸡”）的思想的影响，降低了女性对自己的自信心。

因此，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这里的女人，不是生理上的所指，而是一个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概念。

翻阅《第二性》上册，目之所及，皆是女性在历史中所遭遇的不平等：没有婚姻自主权、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离婚权、没有选举权、没有受教育权……女人所拥有的，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的命运。

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世界，虽不常见，但也绝非没有。

综上所述，“女人不是人”的说法会受到今人的强烈反对，而处处示弱、时时为男性而活的所谓女性气质却会赢得不少人的赞许。

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女人，作为“人”，与男性并无不同；作为女性，有属于自己特有的气质。

只是，作为人的女性是独立的人还是具有依附性的人，拥有的女性气质又是何种气质，都要另当别论了。

谁也无法否认自己置身性别之中，正是在性别区分上，很多人有将男女性一较高下的嗜好。

他们执着于证明究竟是男人更高一等，还是女人略胜一筹，甚至搬出《圣经》为自己做证。

有人认为，男性更高贵，因为夏娃不过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因此女性没有自我，永远是男性的附庸。

反对者却说，亚当起初只是一个泥团，上帝造出夏娃之后，才有了人类。

波伏娃认为，以强弱高下衡量两性并非合适的角度。

所以，她谈论女性，首先谈论的是，应当如何谈论女性。

常见的谈论女性的方式，都离不开两性之间的互相较量——生理上、心理上、历史发展的轨迹上。

于是，她罗列了三种盛行于世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并一一省察：第一种，从生物学角度谈论女性。

精通生物学的人，喜欢给生物现象人为地赋予某种意义。

比如，认为精子是主动的，卵子是被动的。

前者具有超越性，后者只有内在性。

这无疑是企图从卵子出发来定义女人，从精子出发定义男人。

波伏娃对此不屑一顾，她说：在生命中有着互相结合的两个动作；生命只有超越自身才能得到维持，只有在得到维持的条件下生命才能超越自身；这两个时刻总是一起完成的，企图分开它们是空想：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另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两个配子在结合中同时超越自身和延续自身，但卵子的结构本身预见了未来的需要，它的构成得以供养在它内部唤醒的生命；相反，精子绝对没有配备齐全，足以保证被它激发生长的萌芽的发展。

反过来，卵子不能产生引起生命新爆发的变化，精子却能移动。

没有卵子的预见，精子的行动会是徒劳的；而没有精子的主动性，卵子也实现不了它孕育生命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从根本上来说，两个配子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一起创造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两者消失其中，又超越自身。

在制约繁殖的次要和表面的现象中，正是通过雌性因素，这种诞生才凝聚在一个稳定的机体中。

概言之，女性的客体地位，不是由生理导致的，生理学只能陈述事实，不能建立价值，凡按照卵子精子所呈现的事实来界定女性男性地位区分的价值的人，都误解了生物学，也误解了两性。

事实上，单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尚且不能很好地谈论人，也就更不能很好地谈论女性。

年轻时在医学院受到生物学熏陶的毛姆，高兴地接受了适者生存的假说，并“了解到人乃是受野蛮的利己主义所驱动，而爱只是自然跟我们开的一个龌龊的玩笑，为的是获得物种的延续。

”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是受无情的命运支配的可怜的木偶；在亘古不移的自然法则约束下，我们注定要加入到永无止息的为存在而进行的斗争中，除了不可避免的失败，我们无所期待。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人（本身就是自然因素的产物）的思维乃是人脑的一种功能，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受因果律的控制，这些因果律和支配星星及原子运动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

我很高兴地知道宇宙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其中的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事件所决定，因此万物都只能是它原有的样子。

从毛姆的叙述中，不难听出一种悲观论调。

人，作为进化和因果律中的一环，由因果律决定，受命运支配。

人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没有自由，没有价值。

既然人人如此，女性当然不能幸免。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两性，不过都是某台巨大机器上不能自主的齿轮，遑论独立、自由。

第二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谈论女性。

在波伏娃之前，就有人觉察到了精神分析学存在的问题。

不止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宣称，“精神分析最恶毒的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

”这些人认为，男孩的阴茎是确定男性超越性的重要构造。

对男孩子来说，阴茎变成“一个alter ego（他我）”，它聪明、狡猾、灵活，这在小便和勃起时体现的分外明显。

它仿佛是一个外在于男性的客体——被主体确立为自身又异于自身。

正是在阴茎的帮助下，男性具有了超越性。

“因为男性生殖器是分开的，男人可以把满溢而出的生命汇合到他的个体性中。

于是人们设想，阴茎的长度，小便喷射、勃起、射精有力与否，对他来说变成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

”施特克尔说：“……任何人都不需要向我灌输男性占优势和优越的理论。

我面前就有一个确实的证据。

”而在女孩身上则印证着弗洛伊德的“去势情结”的观点。

“小女孩缺乏这‘他我’，没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东西中异化，没有得到补偿，由此导致她使自身完全成为客体，导致将自我确立为他者”。

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在波伏娃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她说，“在一些母系血缘的社会中，女人掌握这个群体得以异化的面具；于是阴茎大大失去了它的荣耀。

只有在从从整体上被把握的处境中，生理特权才建立起真正的人与人关系的特权。

精神分析只能在历史环境中找到真理。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家还喜欢用性欲来分析女性客体化的原因。

可无论哪种情况，都忽略了女性的自由维度，她本身就是主体，只不过要看她如何展示自己的主体性，看社会如何看待这种展示。

第三种，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视角谈论女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数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这种认识，似乎说出了一些道理，但远远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

仿佛女人在各方面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她就获得了解放，拥有了自由。

在这里，必须要区分两种自由，通俗意义上的自由和作为哲学概念的自由。

前者是历史、政治和道德情况的产物，后者是“由自己决定去要求”，它意味着“选择的自主”。

女性的自由并不是被给予的自由，而是在哪怕不自由的环境中具有自己的谋划。

历史唯物主义站在前一种自由上谈论女性，波伏娃认为这是不够的，必须将女性的自我谋划放置在自由的定义之中。

省察了三种常见又错误的谈论女性的方式后，波伏娃提供了她所认为的正确的谈论方式——存在主义。

女性，作为一种存在，就实现自身这一点来讲，与男性没有什么不同。

波伏娃说：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

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

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

因此，波伏娃以存在主义视角观看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生理、心理特点，且扮演的角色、从事的事情有所不同。

波伏娃对一个女人的成长轨迹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描述，包括童年、少女、性的启蒙、已婚、母亲、老年等几个阶段，其间夹杂了女性的其他可能的身份，例如，女同性恋者、妓女和高级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