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

• 列强也要求清政府实行某些新政,因为一个顽固 守旧的政府是不利于它们的“以华治华”方针的, 而仿行西方的新政,在本质上就是按照它们的需 要来改造中国,去掉那些不便于它们在华扩张的 制度,建立起适合它们扩张的制度,赫德当时写 的《更新节略》,就是代表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的 实行新政的建议和要求。梁启超所说新政是由谭 嗣同、毓贤、德国公使、义和团等之血“相注射、 相搀杂成一种不赀之价值而购得之者”,是非常 深刻的。的确,新政是世纪之交的历史合力的产 物。
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 1905年,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议论立宪,成为热门话题。 署理两江总督周馥、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 总督袁世凯等都奏请立宪。袁世凯尤其活跃。他联合张之 洞、周馥上书。他建议清廷派亲贵大臣出考察政治,为立 宪作准备。清廷采纳他和的意见,于7月16日诏命命镇国 公载泽、户部待郎戴鸿慈、兵部待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 方分赴东西洋考察各国政治,“以期择善而从”。27日又 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行。9月24日,五大臣在前门火车站 登车出发,因吴樾谋炸,载泽和绍英受伤,未能成行。载 泽仅受轻伤,伤愈后,清廷又改派载泽、端方、戴鸿慈、 山东布政史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出洋考察,12月2日 出发。五大臣分路,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 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 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新政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 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的上谕,这标志着清末 新政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庚子政局回应的结果。 上谕道:“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 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 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换言之,治法尽可更张,而“体”不能易。三纲五常是 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核心,是万世不可改变之至上原 则。这样的强调,说明清廷旨在不脱离出“中学为体”的 轨道来进行改革。
清末新政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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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政设立了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开中国 代议政治的先声
中国自有史以来,向无正式的代议机关。在一种 贤人执政的政治文化笼罩之下,并没有出现过代 议制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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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01——1905)
废科举、办学校、办游学 改革官制 修订刑律 奖励实业 扩编新军 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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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宪政改革(1905——1911)
(1)立宪派呼声和日俄战争胜负推动立宪 (2)五大臣出洋考察,支持立宪 (3)艰难预备,曲折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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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1901年,书院改成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颁 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 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颁布《重订学堂章程》。 1905年,“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设立学部,专 管全国学堂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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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1901年,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 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裁河东河道总督,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设商部。 1904年,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 1905年,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 丞。 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 1901年,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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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土闯入中国。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清末新政中,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所组成的新知识阶层已经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至于经济自由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一、清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是民办工业发展较快,各类工厂不断增加。其中特别是1909和1910两年,设厂就多达二千八百余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页。)。达到了民族工业初步发展阶段年设厂数目的最高峰。同时,投资总额也迅速增加:1906、1907、1908三年,共投资五千三百多万元。年平均投资额近一千七百七十万元,年投资总额也达到了初步发展阶段的最高峰。其次,民办矿业也有所发展:在1895—1910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里,兴建的民办矿业共八十家,较著名的,如1908年,湖南长沙梁焕奎兄弟的华昌炼锑公司,炼的锑质量较高,“成色在世界着名之英京廓尔逊之前。”(《湖南省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5—246页。)第三,中国民族资本的商业和金融事业也有所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力量。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2019-10-05【摘要】1901年⾄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次专制集团⾃上⽽下的旨在挽救其统治的改⾰运动。
从清王朝的⾓度看,这⽆疑是⼀场失败之举,但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度来看,它取得了巨⼤的成就。
【关键词】清末新政;政治改⾰;宪政改⾰对清末新政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新政纯属骗局,是统治者玩弄⼿腕,妄图苟延残喘的卑劣伎俩。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则从新⾓度对新政进⾏研究,对其性质给予了较为正⾯和积极的评价。
此⽂将在新政的政治改⾰⽅⾯略作叙述。
⼀、新政推⾏的历史背景鸦⽚战争之后,清廷⾯临内忧外患。
为求⾃保,1901年1⽉29⽇,光绪上谕称“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清末新政开始。
对清廷来说,虽迫不得已却是⼀个真诚的选择,正如10⽉2⽇慈禧的懿旨中称“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民计,舍此更⽆他策”[2]。
然⽽政治体制的变⾰是最令清朝统治者头痛的事,因为它意味着要在权、利两⽅⾯作出平衡,嗜权如命的慈禧对此产⽣迟疑。
慈禧举棋不定之时,⽇俄战争爆发。
⽇本的胜利是⽴宪战胜专制的⼜⼀次证明。
时有⽂章评论:“鉴于俄国之败⽽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可捐。
此⼆者之观念⼊⼈⾄深,感⼈⾄捷,数年之间必有⼤波轩然⽽起”[3]。
其后再度兴起的⽴宪舆论很快证明此⽂章的先知性。
⼆、新政中的政治改⾰变法上谕的三个⽉后,督办政务处的成⽴为前期新政提供保障。
对官制的改⾰如下:在中央,⾸先裁汰了各衙门的胥吏差役,停⽌捐纳买官。
在地⽅,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和云南、湖北、⼴东三省巡抚等。
此外还创设了如督办政务处、商部等新机构,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等。
旧部门的调整、闲散机构的裁撤等在⼀定程度上消除了机构重叠、贪污腐化的局⾯,这也促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向近代转变。
因清政府的积弊由来已久,社会⽭盾错综复杂,其成绩也只能有限。
1905年7⽉16⽇,清廷再发上谕特派载泽、端⽅等⼈分赴东西各洋考求⼀切政治,五⼤⾂出洋考政得以成⾏。
清末新政的内容包括

清末新政的内容包括清末新政是指清朝末年,光绪、宣统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意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改革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局面。
清朝政府在这一时期推出了许多新政策,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变革、经济上的改革、军事上的改革以及文化上的变革。
首先,在政治上,清朝推行了一系列变革,包括光绪新政、戊戌变法等。
其中,光绪新政是光绪帝在1898年发起的一场政治改革,试图在政治上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然而,由于改革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外国列强的干涉,最终未能实现。
戊戌变法则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试图通过变法来挽救清朝的危局。
然而,由于改革过于仓促,未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最终以失败告终。
其次,在经济上,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强运动,这是一场旨在振兴国家经济的改革运动。
自强运动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以期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同时,清政府还试图进行农田水利的改革,以改善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经济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此外,在军事上,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建陆军和新建海军。
新建陆军是指清政府在19世纪末开始组建的一支现代化的陆军部队,试图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
新建海军则是指清政府在同一时期组建的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试图提高国家的海洋实力。
然而,这些军事改革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在文化上,清朝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尝试。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戊戌变法中的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以期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然而,这一变革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的来说,清末新政是清朝末期进行的一场变革和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改革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局面。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浅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浅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朝末期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政是清廷在对外压力和内部危机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辛亥革命则是带领中国走向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次重大革命。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一、新政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清朝末期的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落后、民族危机等问题严重,清廷试图进行改革,并于1901年开始推行所谓“新政”。
清朝新政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方面的改革,其主要思想是以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为主,以提高国家实力和人民素质为目的。
清朝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创办新式学堂、兴办海军和维新派实行的变法等。
这些改革措施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条件。
革命领袖孙中山曾说过:“如果没有清朝的新政,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二、新政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市民阶层清朝新政的另一个影响是开始催生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阶层。
新政推行的改革包括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教育和媒体的发展以及新生的工商业的出现,这些都为寻求好的社会机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像样的平台。
新政对土地制度和贸易加以改革,大量的商人和业主得以进入市场,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迅速扩展,其中一个结果是大量的市民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文化。
由此,中国开始崛起了一批有知识、开明、富裕、有地位和觉醒意识的市民。
这些市民成了反清起义和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新政增强了中国的抵御侵略力清朝新政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抵御侵略力。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科技、军事、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比西方先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落后,这与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技术和制度有密切关系。
为此,清朝开始接受西方的先进成果,学习先进的工业、航海、冶金、通信和医学等知识。
这不仅增强了中国的抗侵略力,还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越来越显著,到了辛亥革命时,中国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在列强面前有了一些更积极权利的表现。
第七章 清末新政

第七章清末新政作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清末新政的总体研究,可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分界线。
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多是否定的评价;此后才逐渐从总体上把新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有正面的评价,至今成为一个趋势。
但仍然没有给予清末新政应有的位置,首先表现在教科书编排上,通行的作法是将其列入辛亥革命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还是一节内容下面的一个小目。
中华书局第四版《中国近代史》不仅没有单独成章,而是将其放在辛亥革命一章,并且还将彼此前后相接的新政人为地放在彼此并不相邻的第一节和第四节内。
第一节新政的背景: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起来。
领土方面,英国霸占着香港岛、九龙,葡萄牙占据澳门,沙俄侵吞了比3个法国还要大的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法、俄、德、日等国还分别强行租借了广州湾、胶州湾、威海卫以及旅顺、大连。
通商口岸方面,1900年前,帝国主义已强迫清政府开放了45个通商口岸,此后又开放了37个,共计82个租界方面,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16个重要城市设立了租界,形成了“国中之国”。
同时在北京还设立了使馆区,组成公使团,成了大清帝国之上的“太上皇”,直接控制和干涉中国内政。
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迫使慈禧太后完全屈服,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甚至公开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了不惜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取悦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后,竭力与列强拉关系,经常欢宴聚会,并赠送礼物。
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对慈禧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报道说:“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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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
中国政治史是各国政治史中最完备最连续的。
可能是政治史重大历史时刻,有三次。
周公制礼作乐,多出诸传说,不可考。
秦始皇帝扫六合,创立了全新的统治方式,“千载犹行秦法政”,影响了整个君主专制时代;西汉黜百家,尊儒术,为两千年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调。
最近的一次,资料也比较完备的,就是清末新政。
在中国开创了宪政的新时代,播下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种子,后来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如清末新政深刻。
新政概况及有关评价甲午战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空前的危机感笼罩在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头。
1898年,清廷进行了一次维持了103天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
1900年义和团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亡命西安。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尚在西安的清廷颁布上谕,申明要变法革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是当国者讲求新政的开端。
1901年4月,上谕成立“督办政务处”,“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
”其后,政治方面略有改革,如裁撤詹事府和通政司、废除刑讯等。
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开办大清银行,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后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事。
1905年7月16日上谕:“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7月27日,又增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考察。
五大臣未出都门,即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行刺,载泽、绍英受轻伤。
10月26日,上谕以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徐世昌、绍英出洋。
1906年7、8月间,五大臣先后回京,“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
”1903年11月柳亚子在《江苏》第6期发表《中国立宪问题》一文,说当今“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一时哄传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
人们对于宪政的热情之高,几至于认为一行宪政,则百病全消了。
五大臣出洋归来,更坚定了统治者立宪的决心。
载泽《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历数宪政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较轻”,三曰“内乱可弭”。
五大臣奏报完毕,慈禧即令各王公大臣将奏折传阅讨论,结果公议立宪有利,应该实行,只是在时限缓急上各有分歧。
1906年8月29日,庆亲王奕劻等“面奏两宫,请行宪政”。
1906年9月1日,上谕“仿行宪政”。
距五大臣回国仅1个月。
“预备立宪诏”的上谕说:“我国政令积久相仍……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决定“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颁布“预备立宪诏”的第二天,即有上谕改革官制,“饬令先行厘定官制”。
钦定的编制官制大臣们一个多月后拟制出改革中央官制的草案,送达朝廷的第二天即得到答复,除裁撤军机处、设内阁总理大臣外全部批准,并立刻进行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和安排,同时令奕劻等与各省督抚会商地方官制。
一时全国哄动,士大夫无不以改官制为言,内外大臣更是奏章迭上,倡言自己的看法。
1907年7月7日地方官制方案上报朝廷,当天即得到上谕“著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亦应择地先行试办,俟著有成效,逐渐推广。
”1907年8月13日,上谕设立宪政编查馆,负责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并搜求编辑各国法典、统计表等。
1908年7月,清廷公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进呈《宪法大纲》,当日得到批准。
同时批准公布的还有《议院要领》、《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因立宪预备期为九年,故又称为《九年筹备清单》)。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两宫遗诏皆重申立宪进程应该遵循以前的计划。
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即位,载沣摄政。
第二天即有上谕:“严饬内外臣工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各等谕。
”根据《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2月17日,清政府发出上谕:“本年各省均应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一律依限成立。
”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
11月,以溥伦及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陕甘总督升允因奏阻立宪而开缺。
1909年下半年至1910年初,各省咨议局选出代表齐赴北京,请愿速开国会。
清廷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景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1910年5月,请愿代表及一些商会代表再次伏阙上书,请求速开国会,又以同样的理由未获批准。
1910年10月,原先的请愿代表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第三次上书请愿,至有剜肉血书者。
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又有各省督抚大半来电奏请速开国会并设立责任内阁。
适逢其会的是,在预备立宪的计划之中作为议会之基础的资政院第一次年常会在10月3日召开,按章程会期为三个月。
请愿代表上书资政院,资政院代表本大多来源于各省咨议局,自然引起同情与共鸣,遂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
其时国内局势已经极度动荡不安,革命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清政府为了平息骚乱,控制局面,经过紧急会议,就于11月4日发布上谕,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三年。
1911年1月17日,清政府批准颁布了《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立宪各项准备工作按照新的年限进行了压缩裁减。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批准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
因奕劻内阁13人中共有皇族6人,多称之为皇族内阁。
同时建立弼德院,由顾问大臣充实之,拥有“宪法及附属法令之审议及解释”等权。
5个月之后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为了挽回大势,争取人心,清廷于10月30日接受了奕劻的辞职,取消了皇族内阁,并宣布开党禁,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成政党。
11月5日又下诏“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模仿英国体制,实行虚君共和。
然而,随着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着帝国本身的土崩瓦解而烟消云散了。
清末新政不断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发表意见。
这三种评论:1.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宣示,纯属骗局,是统治者玩弄手腕,妄图苟延残喘的卑劣伎俩。
章太炎发表的《代议然否论》,1993年出版的《清末宪政史》亦持此论,并对新政所有事宜几乎都予以质疑批驳。
例如《钦定宪法大纲》附有《九年预备清单》,该书指出这个清单有六个特点,一是凑篇幅,二是拖延时间,三是绕开难题,避重就轻,四是残缺不全,五是本末倒置,法理不通。
对光绪《预备立宪诏》,该书认为它的问题有:一,清廷宣布仿行立宪是为了表明立宪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维护了朝廷的尊严;二,全文贯彻了拖延政策;三,关键在“大权统于朝廷”;四,要求国民“尊崇秩序,保守和平”,捆住人民的手脚;五,为了换取一个转危为安的缓冲时期。
如此等等,代表传统的看法。
2.假维新中有真改革。
预备立宪本质上是一场骗局,是为了延长清王朝的寿命和巩固皇室的统治,但是在新政实行的过程中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改革。
如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写道:“然而,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
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一部分真改革,教育制度的变化就是其尤为显著者。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等也都持此论。
3.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重要的一环,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美国汉学家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书中说:“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直接将新政称呼为“新政革命”(Xingzheng Revolution)。
这里所使用的“革命”概念,正相似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即“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
综观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它的积极意义正逐渐凸现出来并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