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比较文学》离线作业

华师《比较文学》离线作业一、简述题：1、阐述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区别。

影响研究指以历史方法处理不同民族文学间存在的实际联系的研究。

它的根基在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

影响研究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凡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或判断均不属于影响研究的范围。

影响研究是一种可靠的扎实的具有说服力的方法，也是比较文学领域里出现最早、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影响研究偏重于实证，它在注重事实的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运用范围，并妨碍了对作品分析作深入地艺术。

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平行研究不再受“事实联系”的束缚，并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思想史、心理学等）之间的科际比较，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也就是说，平行研究可以将地球各地的文学现象最大限度地纳入其研究领域。

同时，平行研究不像影响研究那样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而是采用哲学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把文学批评重新引入文学史的研究当中。

因此，平行研究较之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

平行研究的局限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缺乏严格的限定，甚至有使其研究范围大得无法为一个学科所容纳的危机。

二是由于不同民族都存在着亚文化或者异质性文化的问题，往往使平行研究的结论缺乏周全和严密。

2、什么是跨学科研究，试举例说明。

跨学科比较是将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如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等与文学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作用的。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扩展，是一种在保持文学主体性的条件下，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一种科际性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综合性最强的一个部分，它广泛吸收其他各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综合了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区分、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对文学现象和文学研究进行反思。

.我们把跨学科研究分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文学与自然科学和文学与社会科学等。

可举文学与宗教和哲学，文学与音乐或绘画关系方面的例子，比如王维的诗和画，约翰.克利斯多夫中的音乐，或者文学与网络等。

3、比较文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那些不同？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研究，将对象限定于一特定范围之内。

在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又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

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沟通。

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

4、分析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作品中的外国文学因素。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文学潮流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文学初期的所有作家几乎都直接、间接受到外来文艺思潮和文艺手法的影响。

本文择其要者按四大文学体裁简述如下：（一）小说1918年5月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小说通过一个狂人的形象，采用象征手法，“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成为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宣言。

鲁迅在艺术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为我国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形态。

此后，许多作家运用这一形式进行创作。

1928年1月丁玲发表了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成名作使之成为冰心之后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

1941年茅盾发表长篇日记体小说《腐蚀》，以“皖南事变”为背景，以一个失足女特务日记的形式，暴露了国民党大后方酷烈的特务统治。

（二）诗歌郭沫若作为具有浓郁浪漫气质的抒情诗人，早期诗作多受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影响，风格冲淡雅隽。

五四时期他从美国诗人惠特曼那里找到灵感，诗作热烈、狂放、粗犷、雄浑，这便是收集在诗集《女神》中的诸多诗篇，如《凤凰涅磐》、《天狗》等。

1923年冰心的小诗集《繁星》、《春水》出版，风行一时，被称为“繁星体”。

这些诗作是冰心在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写下的“小杂感”式的“零碎的思想”，发表时被编辑分了行，竟成为自由体诗的一个品种。

（三）散文现代散文是在五四时形成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种类等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散文，这与输入的西方散文理论、散文文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五四时期散文格外发达，甚至成绩超过其他文体。

现代散文中一些重要的种类，如报告文学、散文诗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瞿秋白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赴苏俄考察，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的报道性篇章。

“报告文学”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30年代左联成立之后，其兴盛也出于左联的提倡。

1930年9月柔石发表《一个伟大的印象》，这是30年代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1936年夏衍完成了《包身工》，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是他大胆采撷异域花果，为新文学增添的一朵奇葩。

自从有了《野草》，散文诗这一新品种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奠定了基础。

（四）戏剧话剧作为一种外来形式，在新文化运动前已传入中国，但创作成就在很长时间里不及散文、诗歌和小说。

1919年3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它明显模仿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家庭》。

尽管如此，该剧仍然是新文学最早产生一定影响的剧本。

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标志是1933年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的问世。

该剧在人物形象、大型化的结构、戏剧语言等方面的创造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这当然有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滋养，但主要因素则是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经过消化、融会，使这一外来的戏剧形式为我所用。

《雷雨》明显受到希腊命运悲剧、莎士比亚性格悲剧和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它将这些艺术的优点加以集中，从本民族的生活出发，写出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真正的悲剧，用西方悲剧观念来衡量也是够标准的一出悲剧。

1945年5月“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大型秧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轰动一时。

《白毛女》是民族新歌剧创立过程中的里程碑，它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歌剧以音乐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掺以话剧的对话等，成为40年代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杰作。

中国现代文学涌现了众多文学巨匠和名著，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作家大都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学修养，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这是他们接受外来影响的前提。

作家们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再借鉴外国文学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老舍、巴金、茅盾等人无不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鲁迅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在创作白话小说之前，曾写过文言小说；郭沫若不仅是诗人、剧作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老舍不仅熟悉唐宋明清以来的小说和各种形式的市民文学，而且长于写作古文和旧体诗词；闻一多长期教授中国古典文学，通晓上起秦汉下迄明清的古典文学，对陆游、杜甫、李白、李商隐等诗人尤有研究；巴金为准备创作，曾背诵数百篇古代范文。

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丰富的外来营养，造就了《阿Q正传》、《女神》、《骆驼祥子》、《死水》、《家》等彪炳史册的巨著。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一个作家如果只靠从外国文学中学到的一些技巧或本领来写作，或是在作品中搬来一套外国的主题或思想，那是很难成功的。

现代文学大师们在借鉴外来文学的同时并没有代替或抹煞自己的创造，努力以民族的语言和形式来反映民族的生活和心理，使现代文学作品不断摆脱外来影响的痕迹，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不可或缺的奇葩。

他们中不少人是在忧国忧民的情怀驱使下走上文坛的，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因而作品思想深邃内容深刻，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反映了民族的心理状态和特征，如《阿Q正传》提出了国民性问题，《家》揭露了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子夜》再现了民族资本家的历史面貌，《四世同堂》表达了反抗异族侵略的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

5、试举一位曾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外国作家，并对其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加以分析。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是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于辅助欧洲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用的科学巨匠。

莱布尼茨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41岁研读了在巴黎出版的孔子论著和传记。

在罗马，他结识了耶稣会士闵敏我，并从闵敏我和其他耶稣会士那里获得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

1697年，他把这些材料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现状》。

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热情呕歌中国的文明，还借用中国文明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当时的基督教统治：“我们在过去没有谁会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然使我们觉醒了。

”他忠告欧洲社会：“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

”“这样下去，我认为中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将会很快超过我们……我们生活得如此之混乱，道德沦落难以自拔，因此我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圣哲到我们这里来，把治国艺术和被他们提高到如此完美的高度的那种自然神学教给我们，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

通过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的珍贵品格。

莱布尼茨完全接受了朱熹的“君主对人民要施行仁政，治国要以德为主”，“提倡仁君统治和大一统，反对君主专制”的观念，并提出建立开明君主制的主张。

这些思想都从他出版的《中国现状》中充分地反映出来。

《中国现状》不断发表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文章。

在后来的《中国现状》中，他又刊出原在北京传教的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

在该刊物上他鲜明地指出，中国在康熙统治年间出现的安定和繁荣的社会景象就是他所追求的社会楷模。

他称赞康熙皇帝尊崇儒学，导倡程朱，是最具有理性的皇帝。

莱布尼茨在他临死前的一年即1715年，还给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长信——《论中国哲学》，表达他直到暮年仍然尊崇和向往中国理学家那种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有思辨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信念，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国理学家崇尚的自然法则。

莱布尼茨在对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等的研究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培植了他的哲学成就，如：他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和含有孔子、老子关于“道”的观念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

“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

”因此，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李约瑟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当爱因斯坦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