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受及其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治理_程曦

第１６卷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滁州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４　陈大受及其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治理程　曦摘　要：陈大受在乾隆四年（１７３９）至乾隆六年（１７４１）任安徽巡抚。

他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综合”治理以治安为第一急务，以基本民生为第一要务，实事求是，推动了符合江淮分水岭区域环境特点的农业生产，虽然整体上未摆脱“荒政”思维的影响，但他的治理经验中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今人更应该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治理的科学性，对诸如环境的改造与适应、人地关系的可能性、地理空间的尺度等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进行思考和回答。

关键词：陈大受；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７９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０４作者简介：程　曦，滁州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安徽滁州２３９０００）。

基金项目：滁州学院校级项目：滁州市江淮分水岭治理历史研究（２０１２ｑｄ２７）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８ 陈大受在乾隆四年（１７３９）至乾隆六年（１７４１）任安徽巡抚，他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治理虽未见其有系统的方案，但从其治理的过程却能看出，他对区域治理、区域发展有一套恰当的措施，在实施时亦有先后、轻重、缓急的考虑，他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总结。

一、大清宰相陈大受陈大受（１７０２－１７５１），湖南祁阳人。

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发奋读书，“同舍渔者夜出捕鱼，为候门，读书不辍。

”［１］１０５５２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考中进士。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授职编修，此后“四岁七迁”。

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夏，因在乾隆主持的写作测试中名列第一，被提拔为侍读，任日讲起居注官，后升为左庶子、侍读学士，提拔为少詹事。

三年（１７３８）迁内阁学士，并曾任浙江乡试正考官。

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三月升为吏部右侍郎，七月担任经筵讲官，十月任三礼馆副总裁，十一月升任安徽巡抚。

五年（１７４０）正月，陈大受赴任，乾隆皇帝交待他要“以实心行实政”。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六月，因原江苏巡抚徐士林病休，陈大受署理江苏巡抚，到九月实授江苏巡抚。

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巡抚。

其时台湾归福建巡抚管理，他对台湾土著给予了十分的关心。

首先他上疏称：“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

子女田产，每被盘折。

请拨台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

其不愿借者听。

”［１］１０５５４获批准。

台湾土著在与汉民纠纷诉讼中经常因语言不通而受冤屈的，陈大受对怀疑不公的案件予以重审，最终维护了台湾土著的利益。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

十四年（１７４９），平定金川后，晋太子太傅。

秋，署直隶总督。

十五年（１７５０），授两广总督。

十六年（１７５１），病卒于任上。

谥文肃，祀贤良祠。

因其曾任相当于历代宰相的军机大臣，所以民间也称其为“大清宰相”。

陈大受是乾隆初年比较有影响的官员，其传记见于《清史稿》卷三百七，另《清朝先正事略》卷十七有“陈文肃公事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十五有“陈大受”、《碑传集》卷二十六有“陈大受碑”、《清史列传》卷十八有“陈大受（附子辉祖）”。

《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记陈大受“师事方苞，受古文法”，所以他也属于桐城派，他的诗文由他的后裔陈文騄编为《陈文肃公遗集》两卷（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９７册）。

在野史中也有他的一些资料。

如《清稗类钞》第五册“婚姻类”有篇“陈大受娶麻女”［２］。

陈大受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多个岗位任过要职，其中尤以任地方主官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而安徽巡抚是他在地方上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他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勤勉投入，表现突出，这对于他以后的顺利升迁十分重要。

二、陈大受对江淮分水岭的“综合”治理陈大受于乾隆四年（１７３９）至六年（１７４１）任安徽巡抚。

安徽省的建制，经过清初的江宁、凤阳、凤庐等的变迁，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在安庆府（今安庆市区）设安徽巡抚，管理区域主要在皖南。

康熙四年（１６６６）将原属凤阳巡抚的凤阳、庐州２个府及滁、和２个直隶州归并入安徽，安徽巡抚管理区域扩至皖北和皖东，这一区域正是地理上的“江淮分水岭”地区。

“江淮分水岭”区域处于安徽的北部和东部。

所谓“江淮分水岭”，指的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为秦岭、大别山向东的延伸部分，分水岭地区跨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主要区域在安徽省中部，面积约２万平方公里，海拔在１００－３００米之间，包括霍邱、寿县、肥东、肥西、六安（金安区）、长丰、定远、凤阳、滁州、天长、全椒、来安、巢湖等市县。

“江淮分水岭”区域的特点：易旱缺水、降水不均、土壤贫瘠、地形破碎、环境资源随时空分布变异较大。

明清时期，安徽北方自然灾害频发、民风剽悍，素称难治。

历任官员多有畏难敷衍之事，所以乾隆皇帝对安徽的治理，特别做出“实”的指示。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正月，陈大受在赴任安徽巡抚前，具摺谢恩。

乾隆皇帝指示说：“以实心行实政，则将来庶其有成。

朕将拭目以观之。

”［３］６２６这个“以实心行实政”的指示，成为陈大受在安徽执政的基本原则。

陈大受后来自言其“历事多，利害甚明”［４］，他治理的地方，历安徽、江苏、直隶、两广，并曾在中央任职，其为政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缓急得宜。

陈大受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综合”治理，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综合治理先治安一个地区的治理，既要治污吏，约束滥用公权力；亦要治悍民，防治社会秩序混乱。

地方富裕，则政府拥有较多的资源，公共权力强大，故应首重吏治。

陈大受任两广总督，协理粤海关时，因两广经济富足，“两粤去京师远，吏媮民哤。

大受以猛治之，举劾不法吏，政令大行。

”［１］１０５５４地方贫穷，则盗贼多，人民无资生产业可为，易化为盗。

所以凡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治理，首先应重视社会治安。

陈大受对于安徽的治理首重治安，以治安为第一急务。

“（乾隆）四年，授安徽巡抚。

初视事，决疑狱，老吏骇其精敏。

庐、凤、颍诸府时多盗，有司多讳匿，大受定限严缉，月获盗五十辈，得旨褒美。

”［１］１０５５２缉盗时，陈大受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确因衣食无着而犯盗的，多予以宽大处理：“时频岁饥民掠米麦以食，有司以盗论。

（陈大受）哀其情，奏原六十余人。

”［１］１０５５２治安还应重视预防。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二月，陈大受上奏指出：“安省中贯大江，北控长淮，支河曲港，处处通流，其中渔船聚集，最易藏奸。

应编立保甲，取具同业互结，将两艄旁用白粉黑字注明居住村庄及地保名姓，不则即系匪船，地保报官审究。

尤在毋致滋扰，亦弭盗之一法。

”［３］９７９（二）基本民生为第一要务陈大受到任安徽后，既以治安为第一急务，又以解决民生为第一要务。

民生问题最基本的是温饱，其次是资生产业，然后才是文化建设。

正如《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５］陈大受出身贫寒，他对于百姓的温饱问题十分关心，对于民众的苦难尤其同情，甚至对于因饥饿而犯抢盗罪的百姓都免于刑事处理。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正月陈大受刚到安徽上任，谢恩以后，即向皇帝反映安徽的民生问题：“安省凤阳府属之宿州，上年被灾最重。

臣经过细加查察，随飞调该府知府杨毓健就近督率，重支冒领，端不可开。

而从前报赈有名，并先经遗漏及陆续闻赈归来者，必使普被均沾。

再查上江之安、宁、池、太等处，丰歉不同，必须委官平粜接济。

其怀宁、桐城之最歉薄者，现令分厂煮粥，派员赈散。

至已报勘不成灾之宣城、铜陵等处，亦饬令地方官，分厂监粜。

总在斟酌缓急，俾沾实惠，不拘存七粜三之例。

”［３］６２６清初，安徽的粮食生产，尤其是北方，常受天灾影响，不仅不能自保，常常要政府赈济。

当时政府设立仓储以备不虞，但因麦子不易保存，照例多储米谷。

陈大受分析江南、江北人民饮食习惯不同，北方食麦，南方食米，而麦、米上市时间不同，提出可以变通，当麦熟时则购麦存储，等米上市时，再易稻谷久贮，平时则还可从江苏、广东购进粮食以备赈济。

陈大受重视灾后对基本生产力的保护。

乾隆２滁州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七年（１７４２），陈大受已调任江苏巡抚，乾隆在一次上谕中还特别提到，老百姓在受灾以后，往往因为无力喂养而将耕牛贱价卖掉甚至私下宰杀，而从前陈大受在安徽主政时“早见及此”，一方面防止灾民宰卖耕牛，另一方面“借给草值，以资喂养”。

乾隆要求他省官员借鉴陈大受的经验。

［６］陈大受是桐城派鼻祖方苞的门人，桐城派服膺程朱理学。

儒家治民讲“庶之”“富之”“教之”。

由于陈大受在安徽任职时间较短，文化建设未及展开，但他由安徽巡抚改任江苏巡抚后，因江苏富庶，他在江苏就建了不少义学，实施了许多移风易俗的举措。

（三）特色农业促发展陈大受出身农民，了解农业。

江淮分水岭地区虽然与陈大受的家乡湖南祁阳在地理、气候、水文等方面差异甚大，但农业生产都要因地制宜，这一点是一致的。

研究安徽农业史的学者常常引用《清史稿》的一段记录：“又以高阜斜陂不宜稻麦。

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畬粟，不须溉灌，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教民试艺有获。

因令有司多购，分给各州县，俾民因地种植。

”［１］１０５５２根据《清实录》，陈大受曾在乾隆五年（１７４１）九月向中央报告：“安省阡陌相连，原无遗利。

惟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

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

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

”［３］８６６同时他希望实验成功后，能“数年后种多利广，可渐及他省。

”［７］上引史料讲到了皖北因“高阜斜陂”而不利于种植稻麦，而实际上，江淮分水岭地区因这种地形造成了存不住水和缺水的状况，才是农业发展中的要害问题。

所以现代江淮分水岭区域治理提出“把水留住、把树栽上、把结构调优、促进农民增收”的“三把一促工程”，首先就要解决“水”的问题。

没有水就没有农业，而解决水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两个用力点，一个是解决“水”，一个是改造农业生产本身。

解决水的问题，往往要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而且对水系的改造有时会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改造农业生产本身，可以通过选择耐旱品种、实施节水灌溉等手段来适应当地少水、缺水的环境，这种办法对环境影响较小。

“畬粟”，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由闽浙总督郝玉麟在福建安溪推广种植。

罗尔纲先生在《玉蜀黍传入中国》一文中认为“畬粟”就是玉蜀黍，“种植玉蜀黍之地多在高阜斜陂之畬岭，故当时福建俗称为畬粟。

”而玉蜀黍即是玉米。

［８］佟屏亚先生在《试论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及其发展》一文中主张，只能按陈大受奏疏中说法，认为“畬粟”不是玉米，就是一种“旱稻”，他并引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安溪县志》“畬稻”一名为证。

［９］然而，“旱稻”也好，“畬稻”也好，虽然名字中有“稻”，但在品种上是“稻”还是“玉米”，这件案子实际上还不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