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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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是一个关于经学与文学界别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地位、价值和使用问题展开。

今文经是指汉代以后经学家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注释、解释和补充,使其成为更具体、更易懂、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文本;而古文经则是指源于汉代以前的原始文本,以其古朴、简练、精深的特点被广泛传颂。

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

古代经学家普遍认为古文经是儒家经典的正统,是必须遵循的标准版本,而今文经则被视为不正宗、不可靠甚至是篡改版本。

而到了清代,随着社会变革和学术繁荣,越来越多的经学家开始对今文经进行研究和使用,认为今文经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儒家经典的内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贴近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

因此,今经派和古经派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

二是对于今经古文使用的认识。

今经派主张以今文经为主,辅以古文经,认为今文经是更加适合于当今社会和人民群众需要的文本,可以更好地指导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而古经派则坚持以古文经为主,认为只有古文经才能真正保持儒家经典的传统和精神,只有通过古文经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经典的价值。

这种使用问题不仅在经学内部产生了争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总的来说,清代今经古文之争是一个关于经学和文学的争论,不仅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学术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
和变革。

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汉时期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

秦汉时期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

秦汉时期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

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

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

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

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

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

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号其书曰《新语》①。

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①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①《史记·陆贾列传》。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

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

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

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

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

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

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

《易》四:施、孟、梁邱、京氏。

《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

《诗》三:鲁、齐、韩氏。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代的经学教育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代的经学教育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代的经学教育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1、文字上:“今文经学”,是指运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记录下来的儒经;“古文经学”,是指运用古文字(即先秦六国文字)记录下来的传本。

2、学统上:均视“六经”为正宗。

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政治家,改革家,“六经”为其“托古改制”之作,因此研究和传授“六经”的目的在于阐发其“微言大义”,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所本者为《春秋》;
古文经学家视孔子为历史学家,认定“六经皆史”,研究与传授“六经”,应遵循孔子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原则。

所本者为《周礼》、《尚书》。

学风上: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之阐发,故奔放、开阔,但缺乏实在,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古文经学则重论据、训诂,学风朴实。

3、政治态度上:今文经学家竭立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儒学中渗入大量阴阳五行思想,相信并宣传灾异、谶纬迷信。

一般为社会改革派人物,思想较为激进;古文经学家则相反,讲求实学,注重训诂,恪守传统,思想较为保守。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
今古文经学的公开对立,始于刘歆向朝廷建议设立“古文经”学官(博士),而其水火不容的发展态势,则有着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

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暂告结束: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杂糅了今、古两派的经说,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暂行结束。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儒家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两个派别的论争。

始于西汉末年。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多为口耳授受。

西汉初,经书始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经”。

而汉代发现的先秦经书均用古文书写,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初无派别含义。

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经于学官,遭到已立于学官之今文经博士反对,由此形成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的对立。

双方所持经学底本不同,经解歧异,互相驳难,论争延续了近两个世纪。

今古文学之争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

王莽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排斥今文经,为古文经立博士,东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政治措施,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但古文经仍在民间传授。

因古文经内容胜过今文经,加以东汉著名经学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皆习古文经,古文学派渐占优势。

马融、郑玄又兼通今文经,训释经文兼采两家之说。

至东汉末年,两派趋向混一。

参见“今文经”、“古文经”。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浅谈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浅谈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浅谈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作者:梁允华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11期摘要:汉武帝时期是经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的开始,而由于书籍抄本、对经意理解和对古代制度及人物评价的差别,今古文斗争也日趋激烈。

久居官学的今文经虽然影响很大,古文经也有众多的支持者。

东汉时代出现了马融、郑玄等古文大家,博采众长,促使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关键词:汉代;经学;斗争与融合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04-03谈到汉代今古文经学的的斗争与融合,首先阐述一下两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经,有哪些经。

第一,先秦时候就已经有用经做书名的著作或篇章。

最早见于《国语》“挟经秉桴”,此处“经”为兵书的意思。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一些儒家典籍才确立了经的地位,同时把《诗》、《书》、《礼》、《易》、《春秋》列为官学,设五经博士,置弟子苑,并从经生中选拔官吏,到这时,这些儒家典籍才真正取得了经的地位。

到了后世,经的地位越来越神圣。

“非圣无法,离经叛道”被视为大逆不道。

这种地位是经书所独有而其他任何书籍所不可比拟的,也是儒家典籍在汉代以前所不可能具有的。

经学研究了两千多年,关于什么是“经”至今尚未有定论。

但简要的说“经”是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所认可的、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和培养仕人教科书的一些儒家典籍。

第二,随着中国封建统治加强统治的需要,就有了所谓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称谓。

大抵来说,西汉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

但西汉还有六经、六艺的说法,是指在五经的基础上加上《乐》。

东汉有七经之说,是指西汉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一、汉代经学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

想要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

所以汉初统治集团虽说继承的是秦的大一统的政权,建立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在统治方针上却采取了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
清代是中华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却存在着今经古文之争。


经古文之争是清代社会中一场关于文学语言的争议,主要涉及到当时两种文学语言,一种
是今文,另一种是古文。

这场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仅争论了文学语言的问题,也反映
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

首先,今经古文之争是源于清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在清代初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教育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由此,今文开始被正式引入学堂,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教
育语言。

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今文的引入会导致经典的失真。

因此,他
们提倡沿用古文的语言进行教学与传承。

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提出了反对今文的论点,还为
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到学校举行讲座,发表文章等等。

其次,今经古文之争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政治环境。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个极其压抑的
政治环境,官场内部的一些斗争使得官方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随之制定出了更多
的禁止和限制。

因此,无论是对于今文还是古文的态度,都是藏在这些政治背景之下的。

一方面,官府倾向于支持今文,原因是通过今文作为教育语言可以加强年轻人的现代意识,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古文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它是中国文
化发展的根基,应该用古文作为教育语言来传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今经古文之争是清代社会中的一个事件,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教育、政
治和文化等方面。

今经古文之争不断让我们反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对于中
华文化自身的思考和审视。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

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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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近些年来国学之风甚热,但却多是世人为了装点门面所用。

由此怀念起了清末民初的两位经学大师,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二叔”——余杭章太炎先生和仪征刘师培先生,这两位先生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江苏,而同时也受皖派朴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鼎足而立的三省(安徽,浙江,江苏)经学之最高峰。

章先生年轻时入诂精经舍从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治学,仪征刘家以四代人疏证一部《左传》闻名,可谓是家学渊源。

相信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入手更加能够看出今日国学的价值和体用关系。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朝而亡于清末,在过去的研究以及很多学者都清楚今古文学派之间的区别,即今文学派在讲经的时候比较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甚至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

而古文学派则更加偏向于对经中的文字进行训诂;在汉朝的时候,今文经学家在解经时常掺杂谶语这样的迷信以力求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喜好。

而古文学派虽然还是对于儒家以及“天子”之说的神学色彩带有着盲目的崇拜,但却反对今文家的迷信,而注重实学。

而章刘两位先生一致的认为今古文经的区别只在文字上,章太炎先生讲学时提出,焚书之后,到了汉朝时期的秦末遗老能够凭借着记忆复述出来的《六经》用当代语言记出叫做今文,而秦时读书人偷偷藏在山崖,夹壁之中的古时原本叫做古文,两者其实也就是相同的书今版古版的区别而已。

只是篇幅也有了差异,再到后来两家的主张从根本上又有了不同,所以就开始了争端。

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先生1906年左右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之中是一样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说:“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

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

其故本至汉犹存。

”相比较几千年来的无谓争执,刘先生主张辨明其同出一源,这也是近代经学家能够不被门户之见所束缚,从而集大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执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历朝历代今古文学派名家辈出,刘韵、许慎、张苍,贾谊,马融等等。

他们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带动了中国的文字训诂学,考古学。

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也就是宋明理学家以及乾嘉学派诸老。

写到这里,就开始牵涉到今日国学的价值问题了。

在过去的学习之中,我一直认为相比较古文家的务实与博学,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哗众取宠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微言大义”也只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臆想和胡乱的揣测,但是乾嘉学派带来的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问题却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

众所周知,乾嘉学派常常标榜为“汉学”而讳言经世致用,以求与宋学相对立,朴学开创者之一顾炎武多次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可是到了乾嘉时期却将此抛在了脑后,顾与黄宗羲等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由此得出了学术经世的结论,可是他们的学术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了可是这样一个最基本,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却并没有被继承,可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大力的批判为误国之学也与其脱不了干系。

乾嘉学派,一直痴迷于考据学,训诂学,渐渐迷失了道路,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回到过去的宋学再看,就明白了。

宋学主要的就是义理的倾向,其实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发现宋学其实是“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则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

宋学所主张的依据个人对经典言外之意的领会也是来自于佛家提倡的“悟”。

可是今古文两派到了晚清逐渐就又变成了今文家占据上风,反而又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古文都是刘韵所伪造的,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南海圣人”闹出的最大的笑话。

今天我们常常在学习的过程中突然觉得国学可能并不能带来什么价值,其实这样的思想还来源于对国学的惘然无知。

今文学派一直将思想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在经典之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

学术的研究应该能够符合社会的变迁,发展,进步。

不得不说,古文家所存在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学问有余而能力不足,更加偏属于赵括一类的人。

古文派的学术研究严重的缺乏历史的进化观念,刘师培先生认为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很大的问题,其一就是有着将学术研究变为纯粹考据的倾向,其二就是传统学术研究者缺乏在原理与方法上的自觉,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古文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今文家提出的,古文家研究经典,却往往考古不知今,纯粹无用之学。

宋明理学家空谈性命道德论,却缺乏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

所以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不轨家法,悉凭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

近代经学的研究者,虽然在乾嘉学派之后逐渐走向下坡,但是依旧出来了一些甚于古人的大家,而偏于今文家如梁启超,信奉古文家如章太炎,都逐渐开始整理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也将中国的经典学习与西方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

近代中国,为了拯救传统学术,一帮具有精深学问和先见之明的学者,组成了国粹派,但是在不断爆发的战争以及改革中,他们的思想日益消沉,此时章太炎先生仍旧坚持了以中国之学术主要为儒家思想来拯救中国之命运。

这暗暗与辜鸿铭先生的唯有儒家思想才能够救中国的思想相契合。

回头看今日的中国,依旧尊奉儒家,可见大师们的思想仍旧是正确的。

今天或许我们依旧会面对着国学体用论的问题,过去的中国人也面临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抉择,但是无可争议的一点就是,国学的学习必然要带入到社会生活中,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军事就能够决定一切的时候,也不是经济,政治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决定的,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期本国的文化,是要有着本国特色的文化。

所以国学,也就是一国固有之学术,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总和,终于到了用武之地了。

郭展源
201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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