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一、摘要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键词兵谏、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西安事变的起因及经过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二人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二人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遭到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浅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浅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摘要：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
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0 引言日本实行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军队对日作战部消极，影响了全国抗日活动的开展。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了“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动内外的“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多方努力的调解下得以和平解决。
关于和平解决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持，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积极斡旋。
这三者之间，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是最大的。
1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我党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
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
17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
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
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长谈。
24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2 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张、杨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分析贺颖捷提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
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军政措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且维护了西安地区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也正由于西安方面内部团结，局势稳定，才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决定因素七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经过多方斡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就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悔悟“，从而释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当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事变的真相：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高瞻远瞩的军政措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国民党蒋介石仍然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误国政策，激起了一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其顽固拒绝。
在苦谏失败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断然采取“兵谏”举措，逼蒋联共抗日。
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其中西安事变中隐藏的各方势力也是其和平解决之原因。
关键词：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事变之前；强逼蒋抗日兵临临潼；事变之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外患：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坚决不抵抗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这标志着我东北黑土地全部沦为日军之手，张学良引咎辞职，被蒋介石派往外国考察。
内忧——内战东北军剿共：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对我党实行全面的围剿。
他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这本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无关但是由于九一八后东北军进入关内蒋介石派张学良剿共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2万5千里的长征成功在陕北会师同年蒋介石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认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泽的67军110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战役中，107师619团全部被歼，团长以及不少士兵被俘。
可以这样很直白的说剿共使张学良的东北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似乎是30万关东军入关以后就只有18万了。
骚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枪口一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和平解决_彭传芹
理解教材"#$%年"&月"&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国际上，日本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事变会引发更大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亲英美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然而西安事变最终结果却是和平解决，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事变为什么能得到如此结果’首先，中共的调停起了关键作用。
中共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
为此，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
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放后，中共又做了大量工作，督促蒋遵守诺言。
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张、杨在事变中起了主体作用。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在事变中，张学良严令不准伤害蒋介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事变发生后，多次电邀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还致电各地实力派共同协商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张学良说服杨虎城立即放蒋，并送蒋回南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第三，国民党内爱国力量要求团结抗日。
在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北平的宋哲元，广西的李济深等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都发表通电，要求用政治手段解决事变，反对军事进攻，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国际因素_祝中侠
○青年史苑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国际因素祝 中 侠 提 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国际因素,美、英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主张国共两党和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阴谋,从反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国际因素 六十四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经过多方斡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
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国内因素外,亦存在着诸多国际因素。
本文试就该问题作一浅论,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仁们。
一、美、英两国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逼蒋抗日,采取果断措施,率部“兵谏”,一举拘留了蒋介石及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出现了紧张、复杂的局面。
在国内,张、杨与南京政府之间严重对立,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
在国际上也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关注的焦点,引起了重大的国际反响。
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震惊,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重视,在事变的处理上力主和平解决。
长期以来,在对华投资和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美、英两国,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益崛起且有重新瓜分世界强烈要求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尤其是与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露骨地要把英美资本排挤出中国的日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
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美、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两国报刊公开责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
①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和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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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于多方的原因促成的，以下具体分析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西安事所起的作用，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民族危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临潼兵谏。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在诸多间接与直接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事变于１２月下旬和平解决。
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的日本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3000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初，日本制造事端，进犯上海，驻上海十九路军自动奋起抵抗，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
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
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更加加强了人们的民族情绪。
中华民族已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不仅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抗日，地主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亲英美派包括蒋介石在内也有可能抗日。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西安事变，使得许多方面力量都希望和平解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也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大背景。
二、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因素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要杀蒋介石，这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发表讲话：“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土地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张、杨签发了西安事变的全国通电，“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
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建议。
同时，张学良以个人名义向宋美龄和孔祥熙发电报。
发给宋美龄的电报说：学生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
”给孔样熙的电报说：“弟强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当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逼迫十九路军和东北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
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他抗日。
”“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示立即释放蒋介石。
同时为了更好的接，张、杨答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于１４日下午从京抵西安，允许端纳与蒋介石会晤，使蒋深信张、杨“兵谏”之举无害蒋之意。
２２日，张学良又允许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端纳来西安，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安排宋美龄与蒋介石见面。
次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事变进行实质性会谈。
２４日，三方谈判人员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剿共”内战。
和谈结束以后，张学良及时“释蒋”，并于２５日亲自“送蒋返京”。
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一环。
这样，较好地巩固了和谈成果。
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因素
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
策。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
西安事变前不久，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进而“拥蒋抗日”。
因此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
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这一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2月l7日在延安小型机场登上张学良
派来的飞机飞抵西安。
周恩来一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对张、杨施加影响。
指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是西安一隅，中国需要的是统一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
要使局面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
只要他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要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抗日。
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与张学良不谋而合。
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和扬虎城发动“兵谏”的初衷。
扣蒋以后，张学良一再表白，只要蒋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蒋做抗日领袖。
他原以为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蒋介石，没料至到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
他对共产党这种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
同时，周恩来坦诚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增
强了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服了杨虎城。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是进行“兵谏”的一部分，而且西安城实际上已控制在杨的十七路军手里。
他率领的十七路军广大战士有着强烈的反抗压迫的剥削的爱国精神。
从1935
年12月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一年之内，毛泽东曾4次致函杨虎城将军，争取杨的十七路军和张的东北军与中共联合抗日，拯救民族危亡。
杨虎城从对中共高级领导者的信服转为由衷钦佩，旗帜鲜明地站到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联合抗日的阵营里。
在西安周恩来与杨虎城多次会谈，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他杨虎城岂能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表示愿意听从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意见，释放蒋介石。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共还在军事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予以策应，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有力地遏制了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人对西安的军事讨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针的制定，赴西安代表团的派遣，红军在军事上的策应，以及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等，都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举措，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四、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起到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是否能尽快和平解决，关键取决于蒋介石是否尽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而蒋介石被扣留的最初几天，与张、杨严重敌对，拒不进食，拒不迁移住处，拒不讨论八项主张。
史实表明，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宋子文与宋美龄。
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蒋介石方面而言，关键在宋氏兄妹。
宋美龄在“兵谏”第二天，决定派端纳传递南京方面信息及她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确是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一举。
从１４日起，端纳西安之行作用已微见成效。
１７日，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所请，“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
”蒋介石此举，与宋美龄传递的“南京是戏中有戏”信息不无关系。
其次，宋子文先行赴西安，在蒋、张间作调停，为蒋介石态度进一步变化起了催化作用，也为日后和谈奠定了基础。
１２月２０日，宋子文冲破南京“讨伐纳传递南京方面信息及她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确是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一举。
从１４日起，端纳西安之行作用已微见成效。
１７日派”的阻挠，力排群议，以私人的资格飞抵西安。
宋抵西安后，一方面了解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另一方面，与张、蒋就和平解决事变问题作了初步商讨。
毋庸置疑，宋子文西安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美龄对宋子文此次西安之行在和平解决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曾作过这样评说：“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诸因素合力的结果。
除了上述几种力量的作用之外，还与各种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各国政府和驻华使节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支配这些力量的则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