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世俗化----民间道教

道教的世俗化----民间道教
世俗化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跟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

这个词本是出自于基督教会，当时教会把一部分属于教会控制的领土与权力转让给地方的世俗统治者，由是人们把这个领土与权力的变化，称之为世俗化。

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世俗化的概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意义不再是仅是指向领土与权力的范畴，而是更多地指向宗教里面所出现的相对与世俗社会现象靠拢或所发生的有世俗内容的变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用除魅来形容现代生活的理性化，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在他不同的作品中一再提出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趋势，他认为神圣性跟机械连带的社会控制机制在现代工业为主、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正遭受到侵蚀挑战，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共识与神圣性。

也就是说，宗教始终要与社会发生调适，否则宗教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与社会调适程度高的宗教最后都流传下来，反之则在历史进程中最终衰落了。

所以凡是属于与社会相适应的那部分内容，无疑就是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宗教世俗化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它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具有普遍性，并且伴随着宗教与人类社会互动，与人类社会一道前进。

在中国，道教通过对民众宗教意识、人生态度、处世之道等方面施加影响，强化对现世人生的注重，并在不断发展历程中强化家庭化、伦理的倾向，吸收儒家的伦理纲常，以鬼神信仰和巫觋方术与佛教相结合，渗透于中国民间社会，形成世俗道教。

世俗道教，以它显明的人间性，在许多方面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补充：斋醮祈禳，念咒画符，占卜扶箕，祈雨止风，相宅择墓等等道术流行于民间，满足了一般民众出于低等动机的福祸长生的愿望。

道教在民间大行鄙俗的方术巫仪，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固有的迷信心理和低级宗教情绪：削弱了理性精神在民间的影响。

它大肆宣扬发财、富贵，一人得道，泽及家人等等。

这样使世俗道教在中国社会中有很大吸引力。

在民众生活中，道教的祭鬼等活动并不罕见，求签问卦更属平常；从无处不在的鬼神仙长，无时不灵的法术符箓、随时随地都可以进
行的祭拜占卜中，普遍民众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满足。

同时道教的医药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羽化登仙等神话，包含了民众的生存欲望，道教的气功、武术、养身健生之道同样深受民众共爱。

它打出的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的旗号顺应了人的生存本能，享受欲望和精神满足的需要。

这样，世俗道教内化为民众的一种情感态度，深刻地渗进中国人的血肉，塑造了中国国民性的方方面面，正有感于此，鲁迅才说“中国根祗全在道教”。

世俗道教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通常是经由代代相传的传统经验和各种各样的仪式法事书册宣传渗透的。

前一个方面很明显——在一个相对封闭与安定的乡土社会中的人，从小就会看到听到种种风俗习惯，生活样式，处事规则，也会理解接受种种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人生信条，这是传统的延续，也是经验的传递；而后者则导致主动的参与和明确的信仰。

大体而言，道教对中国民间发生影响的具体途径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道观为中心举行的道教节令庆典，这是每年都要举行而且不止一次的活动，它一般不受外在功利因素的影响，也没有具体功利性目的，常常是将祭祀、娱乐、休息与商业活动合而为一的，如十二月二十四为灶神生日所开展的庆祝活动，北京白云观正月的神仙大会，武当山的法会、南岳衡山九月初九的寿文化节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信仰者可以领略到神灵的威严，体验到道教的经验，特别是在诵读经文与戒律时更可以在道教仪式中接受各种宗教伦理信条。

第二为在民间为具体事物临时举行的法事。

这是道士应人之邀请而举行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如为死者祈福消灾的祭炼仪式，为避旱涝而举行的求雨仪式，为病人而设立的驱鬼仪式，此外还包括各种小法事，如安葬、建宅、求签、祈子等等，这些活动往往不分时间地点，随时可以进行，道士用符箓、禁咒、法器加上各种经文戒条为民间百姓达到某种实际的直接的目的而举行活动，民间百姓则在这类活动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或平衡，在这些法事中民间百姓也同样接受着宗教思想的影响，支持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道德的信念。

道教影响民众最重要的方式是大量有关道教的读物在民间的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道教的戒律和善书。

道教的戒律是道教信仰者的行为规范及奖惩条例，善书是把这种行为规范和奖惩条例通俗化世俗化的宣传品，包括《太上感应篇》、
《阴骘文》及各种功过格，还包括一些有道教关联的宝卷，如《三茅真君宝卷》、《韩湘宝卷》等，同时也包括一些带有道教内容的戏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以及关于八仙故事的各种戏曲等等，通过一批有文化的人对它们进行详细阐述，一批稍有文化的艺人、道士对它们进行通俗的演说，渗透到平民百姓中去，这其间丰富的道教伦理渗入国民性格的塑造整合中去，使中国国民性格打上道教的深刻烙印。

黑格尔曾经说过，宗教的核心在它的道德伦理，没有道德伦理内涵的宗教也就成了迷信。

考察了道教的世俗化之后，我将就道教的核心---道教伦理的演化历程考察道教伦理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道教伦理自身经历了早期侧重于个人宗教品格，强调个人心性修养，即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节制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个人生活的平静，转向后期较多地注重了社会道德规范，它强调的既有个人的品质规定，又有个人在家庭、家族、国家内的伦理准则；既有个人的道德修养，又有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等等。

而且在往后的发展过程，有关社会道德与经济伦理的部分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而且被安排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世俗政治权力权威性的承认成了道教信仰者的首要品质，这种道教伦理侧重点的转移和变化是道教谋求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道教戒律通过善书的形式向老百姓渗透，使道教伦理结束了它自身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世俗社会的生活领域，它的伦理观念也不再仅仅是教徒自我修炼的信条而逐渐成了老百姓世俗生活的准则。

大多数民众将信仰道教理解为遵守善书上这些做人的道理，因此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于是道教伦理就成了民间伦理的内容，如道教的“贵生”观念就内化成一种民间伦理，广大民众都注重现世的满足，看重生活中实际的结果与具体的收获，“生命”对于民间道教者来说，就是现世的生存，他们向神灵祈求的无非是家人无灾长寿，病体康复，早生贵子等现实生存问题。

对于士人阶层的道教徒来说，追求的幸福是“成仙”，这对注重具体实效的百姓来说，显得过于玄虚而不切实际，他们将人生的幸福定位在个人、家庭、家族的平安，丰衣足食，发家致富等，这种看上去的似乎微不足道的幸福观，都成了直指现实生活的生活方式，民众百姓在对这些幸福的追求中，将自己的生活观念与态度纳入宗教的轨道，实现宗教伦理的民间化。

通过道教伦理影响而建构的中国民众的生命观、幸福观、伦理观，基本构成了一种影响人们社会活动的观念系统，这种观念系统并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理智而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往往是作为一种情感态度而存在于人的生活中。

尤其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中国民众独特的宗教意识。

我们都会发现，中国民众在宗教上显得宽容，他们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趋向于包容性，他们可以游离于各种宗教之间，而不归属特定的宗教，善待一切神祗以人性度神性，对神的供奉则常受功利需要所左右……这些都和世俗道教对国民性的塑造分不开：道教注重今生的幸福，为了解决生存中的实际问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各种鬼神打交道，希望鬼神随时随处满足自己的世俗愿望，显示出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极强的实用风格。

道教“遍设神位，遍供香火”的包容态度导致民众宗教意识的宽容性、多神性与混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宗教都能在中国并行流传的原因之一，深刻分析已整合为国民性格组成要素的道教精神，我们将更深入了解国民性的特质，这也是了解民间道教的一个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