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张娟王安石不仅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倡导“荆公新学”，并公开谈论财利，深化了传统义利观，具有显明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宋代理学强调“灭人欲，明天理”的道义论价值取向相对立。
他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思想这三个方面。
一、以义理财由于财之足与不足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如何使社会财富增加成为了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也理应成为道德考量的问题。
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认为“理财乃所谓义”。
赋予理财这一经济活动以义的价值规定。
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并发展了《周礼》和管仲的义利观。
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孟子所反对的言利主要是指一国一身之私利，至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此乃公利，而为公利理财，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利与义是一致的。
王安石也明确提出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表明了其功利主义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财？如果理财方式不正确，不仅达不到利的目的，还可能与义相悖。
王安石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
……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商业贸易方面，他作了如下的改革：虽然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如农业，但仍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但也不可因商废农，本末倒置。
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来引导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制法以权之”，也就是以义理财。
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王安石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
夫以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
”这里主要是从贡赋和贸易的管理方面论述了以义理财，落实到改革实践中，王安石所提出了“均输法”和“市易法”。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
作者： 胡海波
作者机构：
出版物刊名： 财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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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 ,江西临川人。
他不仅在文学方面有较高的成就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在任宰相期间 ,他进行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其中有关理财方面的思想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王安石变法的总原则是“理财、整军、富国、强兵” ,他是把理财作为改革之首要目标进行的。
纵观他所实施的“新法” ,基本上都是为朝廷设计的生财与理财的办法。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理财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要达到这一目的 ,或者说要做好理财工作 ,必须有得力的组织机构和端正的指导思想作为保障。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设置了“三司条例司” ,把它作为变法的中枢机构 ,用以“摧制兼并 ,均济贫乏 ,交通天下之财”。
该司成为中央政府执掌财计工作的最高机关 ,并由王安石亲自主持工作。
在改革期间 ,王安石罢除三司使之名 ,将度支、盐铁、户部三个机关合并为一 ,使财计大权又回到宰相的手中。
三司条例司一成立 ,宋神宗便令其考核度支、盐铁、户部三司簿籍 ,并规定全国年度经费开支 ,必须先编制预算 ,然后再依据预算执行 ,以节制国家财政支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在节用方面成效显著 ,裁省冗费达４０ ...。
王安石的理财观
王安石的理财观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诗人，他对理财观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理财不仅仅是个人的财务管理，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的理财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王安石强调稳定和持久的财政收入。
他认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应该以稳定、可持续的方式增加，而不是依赖于临时性的收入或过度依赖于一些特定的行业或商品。
他提倡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和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来增加财政收入。
他的《农田水利法》规定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要求，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农田的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王安石注重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
他认为财政支出应该以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为导向，而不是滥用财政资金或过度依赖外债。
他提倡对财政支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审计，避免浪费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他还主张提高官员的薪水和福利待遇，以确保政府能够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人才，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效率。
王安石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他认为财富的积累不应该仅仅依赖于贸易和商品的流通，而是应该通过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来实现。
他提倡农田水利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同时，他也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制造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增加国家的财富积累。
王安石还注重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他提出了“半金本位”和“官钱”的理论，试图通过稳定货币的购买力和发行官方货币来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发展。
他还提倡发展信贷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他的金融改革思想对于后来的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的理财观强调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调整经济结构和创新金融体制。
他的理财观不仅仅是个人的财务管理，更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他的理财观对于今天的财政管理和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理财观，注重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体制的创新，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论王安石的义利观
程” 朱熹、 、 陆九渊、 王阳明等为代表； 重利轻义论， 3、 以管仲、 宗皇帝登基之前不久，宋帝国的兵额达到了 140 万。众所 子、周易》 李觏、 《 、 王安石、 陈亮、 叶适、 颜元、 戴震等为代表； 万禁军， 盖源于此。 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 属于中央正规军，
法实践作了理论准备。 他给传统的义利观做出了新的解释， 五十缗大约不到一万元人民币， 三十到三十五缗， 约和今日
摘 要 王安石的义利观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 他提出的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中心内容的义利观是对我国 古代义利观的发展。这种义利观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伦理价 值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王安石 义利观 义利统一 以义理财
义利观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观念，中国伦理思 想史上的天人观、 理欲观、 公私观、 善恶观等都是在义利观 基础上展开的。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重 大的义利之辨：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 西汉前期以盐铁 会议为中心议题的义利之辨、 宋代时期司马光、 “二程” 和 、 李觏、 王安石， 朱熹和陆九渊及陈亮、 叶适等人的义利之辨、 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义利之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 利观主要有五种理论形态： 重义轻利论， 1、 以孔子、 荀子、 董 仲舒、 王夫之、 曾国藩等为代表； 重义轻利论， 2、 以孟子、二 “ 商鞅、 韩非子、 桑弘羊、 曹操等为代表； 义利并重论， 4、 以墨 5、 轻义轻利论， 以老子、 庄子、 邵雍等为代表。在儒学史和 伦理思想史上，王安石的义利观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王 安石的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为他的变 赋予了新的内含。这在中国伦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 是王安石遭到理学家们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的义 利观属于他的那个时代，解决的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宋代社 会现实问题。 一、 王安石义利观产生的社会现实 宋代的王权是通过一次微型的军事政变—陈桥兵变— 而获得的， 从她的立国之君赵匡胤开始就重视文人， 不断扩 大政府文官录用的数量。 冗兵、冗费。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得二十二岁的皇帝宋 神宗喘不过气来。 “冗官” 问题。宋太祖把官职、 差遣分离制度和科举、 恩 荫、 荐举等选举制度结合起来以后， 宋代中期就出现了大量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论及其实践
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 ，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 ，直相市于门内而已，此其所 以困与？ （王安石全 ” 《
集 ． 马运 判 书》 与 ）王 安 石打 了个 比喻来 说 明理 财 之道 ，认 为 要 发展 生 产 ，增加 社 会财 富 ，不 能关 起
缗， 中宫月支 出止七 百缗 。宋 神 宗熙 宁元 年 （ 公元 １６ ０ ８年 ）， 中皇 妃 一年 的 开支 有 的达八 万 缗， 宫 嫁一 公主 费用 高 达七 十 万缗 。宋 真 宗 景德 （ 元 １０ 公 ０ ４年 ）年 间， 郊 内外 奖 赏是 六 百一 十万 ， 宗 皇 祭南 宋仁 裙 （ 元 １ ９ １５ 公 ４ ０ — ０ ３年 ）中增 加 到一千 二百 万， 四十年 间增 加一倍 。 三 同时， 公元 １ ０ ０ ４年 ，北宋 与辽 国签 订 “ 渊之 盟 ” 澶 ，和 约规 定北 宋 每年要 给 辽 国银 十万两 ， 十 绢二 万匹 。公元 １ ３ ０ ８年， 西夏 建 国后大 举 侵略 宋 国 。公 元 １ ０年 － ） 口之 战 、公元 １４ 年好 水 川 之战 、 ４ ０ ｌ Ｉ ０１
欧 阳 辉 纯
（ 中国人 民大 学哲 学院 ，北京 １０ ７ ） ０ ８ ２
摘 要： 北宋是 个积 贫积 弱的朝代 ， 主要 表 现是 三 冗 ：冗官” 冗兵 ” 冗 费” “ “ “ 。这是 王 安石 以义理 财论 及 其 实践 的主要 社会 历 史条 件 。他 的 以义理 财 论的 主要 内容 包括 内部 理 财和 外部 理财 两个 方面 。内部 理 财 的 实质 是 调整 财 富结 构布局 ， 强 中央政 府 对 财政 权 的控 制 ， 落在 富人 手 中的 巨额 资金 收 归 中 加 把 央政 府 ． 而达 到 富国强兵 利 民的 目的。外部理 财是 通过 发展 农业 ， 从 改造 大 自然来创 造社 会 财富 。他 的 以义理财论 及其 实践 对建设 我 国社 会 主义 市场 经济具 有 重要 的借 鉴 意义 。
王安石的理财理念
王安石的理财理念
1. 引言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号称“王文公”，因他在财政改革中的卓越贡献而备受尊敬。
王安石不仅推行了许多改革政策，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财理念，对于现代理财人士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2. 集蓄敛钱是财富根本
王安石认为，财富的基本建立在集蓄敛钱之上。
他总是强调不要轻易挥霍钱财，而要不断积累财富。
他坚信，敛财可以让人们保持经济上的稳固和独立，从而使生活更加安稳。
3. 投资不宜太追求高额回报
王安石认为，投资应该稳健而谨慎，不应该太过冒险。
他不赞同追求高额回报率的做法，认为适度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但过度的风险则会导致较大的亏损，不可取。
4. 货币应随市场价值变化调整
作为位于唐宋变革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的理财理念中也体现了对于货币政策的深刻思考。
他主张民间货币应该随着市场供需的变化来调整流通程度和价值，以达到保持市场稳定的目的。
5. 以务实为导向，不追求虚名
王安石的理财理念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财富的本质是为了支持人们的生活和发展事业，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名。
因此，他倡导大家要量入为出，不做奢华的事情，实现财务平衡，注重实际效益。
6. 结语
王安石的理财理念虽然是在千年前提出的，但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不少实用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个人理财，应该注重集蓄敛钱、谨慎投资、理性消费、务实经营等方面，以舒适、稳定地过好生活。
论王安石的经济管理思想
论王安石的经济管理思想班级：104 学号：35 姓名：许雯摘要：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富国，通过鼓励农业的发展，减少农业税，不耽误农民农忙季节，从而保证劳动时间以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重要的事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助于解决政国家积贫的局面。
但是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就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关键词：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
王安石（1021—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上池村）人，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因生性倔强，时人戏称“拗相公”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有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庆历四年（1044年）获得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现实借鉴思考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现实借鉴思考摘要：作为我国11世纪的一位杰出改革家和理财家，王安石在公元1069年实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鲜明表现了王安石“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核心理财思想。
这一思想把生财作为聚财和用财的根本，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安石改革；理财思想；生财一、王安石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财政问题突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危机凸显。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宋神宗在公元1069年支持王安石变法，以求革除天下积弊，实现国富兵强。
王安石的改革，以经济改革最为突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青苗法。
青苗法是指把常平、广惠仓积存的钱粮，在粮价低时，高于市价收购，粮价高时，低于市价出售；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本着自愿的原则，贷款给资金短缺的农民，待收获归还时加收20%或者30%的利息。
此项措施意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使农民不至于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抑制土地兼并。
（二）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是指鼓励垦种田地，兴修水利。
此项措施目的在于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三）方田均税法。
方田均税法是指每年由官府丈量土地，核准土地贫瘠以后，按等级规定税额标准，以限制地主富户隐瞒田产，改变田赋不均的状况。
（四）市易法。
市易法是指通过设置市易务，收购市场积压货物，等市场有需求时再出售。
市易法旨在加强国家对商业的控制，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五）募役法（免役法）。
募役法规定由官府出钱雇人应役，所需役钱，由民户按户等分摊。
此项措施是为了减少原来的役法给农民造成的额外骚扰，使农民可以专注于生产，原来不需要应役的民户也要交纳役钱，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改变了徭役不均的局面。
二、王安石改革中的理财思想（一）重视生财，把生产的发展作为国家的财源基础“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思想，是王安石诸多财税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融生财、聚财和用财为一体，又把生财作为根本，把生产的发展作为国家财源增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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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王安石不仅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倡导“荆公新学”，并公开谈论财利，深化了传统义利观，具有显明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宋代理学强调“灭人欲，明天理”的道义论价值取向相对立。
他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思想这三个方面。
一、以义理财由于财之足与不足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如何使社会财富增加成为了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也理应成为道德考量的问题。
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认为“理财乃所谓义”。
赋予理财这一经济活动以义的价值规定。
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并发展了《周礼》和管仲的义利观。
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
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
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孟子所反对的言利主要是指一国一身之私利，至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此乃公利，而为公利理财，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利与义是一致的。
王安石也明确提出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表明了其功利主义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财？如果理财方式不正确，不仅达不到利的目的，还可能与义相悖。
王安石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
……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商业贸易方面，他作了如下的改革：虽然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如农业，但仍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但也不可因商废农，本末倒置。
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来引导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制法以权之”，也就是以义理财。
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王安石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
夫以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
”这里主要是从贡赋和贸易的管理方面论述了以义理财，落实到改革实践中，王安石所提出了“均输法”和“市易法”。
前者是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采购、储备政府所需之物资，防止“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后者是由国家出资设立“市易务”来直接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市易务”将平价收购来的物资在市场短缺时赊给商行，这样国家不仅以利息的形式从中得到了实惠，而且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抑制了大商贾的垄断与兼并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公平交易，故“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上五事札子》）二、节用观在各朝代理财伦理思想中，节用都是一个重要内容。
特别体现在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中，如果不注意节用，更容易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大开方便之门。
在国家支出的项目很多而收入有限时，必须制定一定的制度来实行节约，并不得胡滥利用“节俭”、“节用”的名义，以达到“滥赏”、“滥罚”的私欲。
现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限制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并不得冠以“节用”的名义。
如在神宗面前，议论“乞南郊赐金帛”的事时，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王安石则引用唐山人常袞的故事揭露说：“常袞辞堂馔，时以袞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
”这就是当事人应当辞职，不应单辞金帛，更不得称为节用;又在《赐宰相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赉不允诏》中指出：“先王之赐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藩，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
祇低国体，未协联心，方与贤勋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
王安石认为：首先，应当考虑能力的大小，不单是罢赐金帛等舍本趋末的办法;其次，在国家财政充裕时，应当讲求理财的义，不应讲求自损，以致有伤国体;最后，如果专讲辞让，这是只为个人，不是为国谋。
其二，厚禄养廉，减少官吏的贪污浪费。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实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可知王安石在早年时即具有“增吏禄不伤经费”的观点，到执政后，更加有所发展。
如果吏禄不丰厚，生活不充裕，“而欲吏之不毁廉耻”者，是不可能的。
这与管仲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理一样。
但也不能武断地说，贪污皆出于薄禄，而薄禄却无异纵虎噬人。
事实上，北宋的俸禄是上层优厚而下层薄劣，甚至在熙宁三年以前，吏胥大都无俸禄，往往靠敲诈贿赂过活，从这年起才定出“禄制”。
首先对中央官吏按月发给俸禄，并制定重法来杜绝贿赂，枉法受赃等弊端，到熙宁六年，天下吏人基本上都可以领到禄廪了。
其三，节约必须反奢侈，反奢必须对奢侈的来源有正确的认识。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其由材性愚智不同。
富者智识差长，忧思深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举于人，其故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
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举债于人，税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
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这话是不客观、不正确的。
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富，是由于天资聪明，以举债为例，富人由于勤劳节约不肯向别人借债所以富，贫人之所以穷，由于天资愚笨，好吃懒做而举债，还须向富者告借以自存。
事实是这样吗？这完全是掩盖了剥削本质的颠倒是非的无耻说辞。
王安石明确指出奢侈之风，在于“辇毂之内”、“兼并之家”，在于“士无廉声”，“贪躆之性成”，在于“富者竟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等，这虽然没有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安派所颠倒是非的胡言再颠倒过来，但已有明确的是非界限之分，为反对奢侈明确了方向。
这里所谓辇毂之内，是泛指京都，即天子、王公、贵族等所居住的地方。
他们在此挥霍浪费，王安石主张“宜略依古之王制”，设立各种法制，以“纠举困辱”他们，人民见此不好，“不得不趋田亩”，“则民无饥饿”。
只有京都治好，统治秩序才会好。
在封建社会，这种幻想是无法实现的。
三、量出制入开源节流的理财伦理思想中国传统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财政制度的发展，量出制入的原则也逐步走上历史的舞台。
西汉时期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理财经验，根据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实际支出需要，制定了量出制入的财政理财原则。
量出制入就是财政须根据国家的施政大计，先计量本年国家所需要的经费，然后制定计划，筹措相应的收入，以满足国家支出的需要。
据《宋史.食货志下》记载，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量出制入之制，由三司会计司总计“凡一岁用度及郊示大费，皆编著定式”，作为财政开支的标准，颇类于近代预算支出的规定，并“裁省冗费十之四”，由“三司总天下财赋，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税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
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
这样根据每年各种经费需要数来确定本年度收入数额。
再总计天下税赋，从人丁、户口等各项中确定年课及各路钱谷出入之数，然后编写簿式为国计大纲，以使“岁计充足”。
这就是王安石所主张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量出制入的具体实现。
王安石生活动在北宋后期，当时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财政收支已是入不敷出，差额亏累巨大，而且国家的弊政也很多，存在于各个方面。
为贯彻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不得不广开财源，想尽一切办法筹得一定的收入;以满足国家预算支出，同时在费用支出方面还要做到厉行节约。
王安石在开始理财前，即应诏与司马光展开了一场理财思想的争论，他明确指出财政非改革不可，又说理财应得其人，如能这样，则可“不加赋而国用足”。
通过对各项新政的分析，可以从中梳理出其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
具体地说，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以控制国家财计，推行各项新政。
如青苗法，是国家向农民贷款后，取得三分利息的收入，均输法是国家在轻重敛散中取得少量盈利的收入，方田均税法是在丈量隐田、漏税中谋得税收的增加;专利法案是在各项专利政策的实行中取得收入，免役法是在三种免役税收和雇用中取得收入;免行钱法，则是从行商营利中取得免行钱，以作官员俸禄和国家的收入;而减兵置将法，保甲法和军器监，则在于减少因家养兵和制械的费用，以谋人员、武器的精良，保马法一面减少费用而养马于民，一面从牧田出租和养马孳息中取得收入;至于科举教育的改革，则在于取得合乎经世致用的人才，有提高生产力的功用。
这些都是在开源节流的原则下进行的。
在理财问题上，南宋理财思想家郑伯谦认为王安石虽常引用《周礼》为其改革的依据，“而计利太卑，求民太甚”。
（《太平经国之书》序）他提出一个与王安石完全相反的财政观点：王安石要求理天下之财，既要理财之出，更重要的是理财之人，而郑伯谦则认为：“周礼之理财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人也;理国之财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财也。
”（《太平经国之书》第10卷）因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既能自己安排，也不需要政府为之代谋，故应考虑的自然主要是财政支出问题;郑伯谦在其所著《太平经国之书》中把《周礼》中的记载作为标准用以衡量过去各封建王朝政绩的优劣。
他在涉及财政经济问题时，大都按照《周礼》标准来分析，上述言论和做法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明显缺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王安石的理财观虽然受《周礼》影响，但绝非教条主义式的照搬，有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王安石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这三个方面，他的观点对当下的理财仍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会计伦理思想研究2011SJB72001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研究11&ZD084。